主题：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转发） -- Ryansh

在文革前，毛泽东对中国的文艺发展现状极为不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之前提到的送给文化部三个牌子：“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人洋人死人部”，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通过文革要达到的文艺革命方向，那就是要厚今薄古，把帝王将相赶下去，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让工农兵的光辉形象全面占领文艺的舞台。这其实也是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一贯思路的延续，但是文艺舞台其实是最难占领的一个舞台。因为它歌颂谁，赞美谁，贬抑谁，如何塑造不同阶级的形象，向观众输送怎样的价值观，并不取决于人的喜好，而是取决于谁是社会的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又会用文艺作为武器，向整个社会灌输它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确保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因此如果不推翻走资派的统治，要想在文艺领域有彻底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比如去年广受“好评”，据说反映社会精英良心的影片《无问东西》就是如此。影片从头至尾塑造精英阶层对下层民众的拯救施恩，里面的底层民众，要么可怜，要么无知，要么干脆是不领情的暴民。20 世纪上半页在清华占据主导的左翼革命精神，变成了美式自由主义的精神。这就充分表现了谁在台上，谁就说自己好话这个朴素的真理。

因此，文革时期与文艺革命互相呼应的，是对各种旧社会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清算。向全社会传达，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全面揭露两千年以来各种根深蒂固的反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如何美化反动统治阶级和贬低人民群众的。

那么经过文革，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怎样的破旧立新呢？

首先，移风易俗，旧社会的迷信和陋习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巫婆神汉之类显性的存在自然不必说了，随着批孔运动的开展，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传统等级制和宗法制传统进一步被破坏，经过十年文革，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完全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使中国即使是在全面复辟以后的情况下，封建糟粕含量也大大低于周边儒家文化圈的港台日韩。当然近年来，随着政府支持下的文化保守主义日复一日的猖獗，大量的僵尸文化正在中国大地上日益复活，我国的性别平等指数，也从十年前的 60 多位跌出了百名开外，并且在继续下跌中，各种陋习和物化女性的现象也正在被重新正当化。而在当时，就连在婚俗领域中根深蒂固的，带有浓厚买卖婚遗迹的彩礼传统，也在有意识的引导下得到了有力破除。

下面摘录的是当时的一些报道：

报道（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白村大队有很大一部分人，受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较深。比如，订婚要彩礼，结婚要大吃大喝，动亲请友。有些家庭由于结婚花费钱粮过多，婚后家庭经济困难，夫妻、婆媳不和，妨害了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为了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我们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积极提

倡和推广新式结婚。团支部书记高玉林带头，结婚时不收彩礼，不设宴请客，由团支部主持举行结婚仪式，大讲移风易俗办婚事的政治意义；在举行结婚仪式时，家长对子女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当时正当种麦时节，队里缺人掏粪，新媳妇打破旧习惯，婚后不久就参加掏粪，带动了全队的妇女。前几年，我们大队办一件喜事真不容易。自从推行新式结婚以来，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去年以来，我们大队先后有十二个青年移风易俗办了婚事，这对青年的思想进步和学习、工作都有很大促进。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抓好这项工作，破“四旧”，立“四新”，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报道（二）：

破旧俗，立新风，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深刻的革命，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妇女在这场斗争中应该冲锋陷阵。

在会上，再云检查了原来准备要男方给自己做衣服送聘礼，家里准备办嫁妆、请宾客的错误思想。她表示，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共青团员，坚决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不仅自己家里要勤俭办婚事，还要到男方家里去做工作，说服他们也要这样作。湖南省醴陵县板杉公社竹花山大队女青年帅美芝，与本公社横燕大队陈显明的婚事定下来了。当时，小帅的母亲想给女儿陪送些嫁妆，提出要男方过些礼金。不久，小陈家果然通过介绍人送来了一百元钱。小帅的父亲帅富迪见到礼金，心里觉着不对劲。一天，他在生产队图书室里看了一本《劳模嫁女》的革命书籍，触动了思想。他想：嫁女收礼金是旧的风俗习惯，不是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决定要打通家里人的思想，象“劳模嫁女”一样，移风易俗办喜事。他向全家人讲了“劳模嫁女”的故事后，说：“劳模嫁女不做酒，不请客，不要男方过礼金，我们嫁女为啥要收人家的礼金呢？”老伴忙说：“嫁女收礼金是老规矩啦，人家不会说闲话。再说，若是别人嫁女热热闹闹，我们却冷冷冰冰，也不象话嘛！”

帅富迪见老伴思想不通，便与她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教导，反复说明：嫁女讲礼金是旧思想。我们人民公社社员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风尚。老伴听他这么一讲，思想通了八、九分，表示同意把礼金退回去。嫁女不要彩礼，不请客办酒……

这些千百年来历史习惯的改变，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深刻的革命。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剥削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击之下，一天天土崩瓦解了。但头脑里残存着这些历史垃圾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总认为“妇女低贱”，“婚姻可以买卖”……

一小撮阶级敌人，就利用这些旧思想、旧风俗，推波助澜，腐蚀人们的灵魂，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劝君莫做糊涂人。“我们要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永远也不能学地主、资产阶级的样子。”这句话说得何等好呵！请客送礼办婚事，这是“老规矩”。可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所谓“规矩”，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贫下中农对解放前办红白喜事的回忆对比，深刻地

说明了这个问题。讲排场、摆阔气，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规矩；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才是无产阶级的规矩。如果我们舍本阶级的规矩而去学地主资产阶级的规矩，这不是忘本了吗？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同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展开斗争，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切不可等闲视之。一切革命者都要关心意识形态

领域里的这场阶级斗争。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更应坚决地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去战胜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报道（三）：

以前，许家务大队“重男轻女”的思想很普遍，认为女孩子总是人家的人，一家不管有几个女孩，只要没有男孩，夫妇之间都为此而忧愁。为了打破这种旧观念，大队党支部决定，许家务的姑娘可以娶女婿来村安家落户。这一破旧立新的决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二队社员陈志中，有五个女儿，一直为没有儿子而苦恼。现在他高兴地说：“社会主义就是好。”现在他干起活来特别有劲，一

心扑在集体上。这个大队已有三个姑娘娶了女婿，有的女婿还担任了队干部。过去许家务的社员有早婚的习惯，青年人如果二十几岁不结婚，就感到有点不“光彩”。现在提倡晚婚，二十五岁以上没结婚的青年不再感到不光彩，反而认为这是新社会青年人的进步表现。结婚新事新办，订婚不要彩礼，蔚然成风。有的已经收了彩礼，又主动退回。女青年陈凤订婚时婆家送了彩礼。陈凤在批判会上说，要彩礼是旧社会买卖婚姻的反映，新中国的妇女是国家的主人，不能再要彩礼。她主动退回彩礼，并说明退礼不退婚。节约办婚事在许家务更为普遍。最近，他们又提倡一件新事：新媳妇一到许家务，不是先去婆家，而是由队干部陪同新夫妇先去阶级教育展览室，对他们进行村史、家史和许家务远景规划的教育，鼓励新婚夫妇把结婚成家看作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报道（四）：

（文革前社会上）出现了明的是自由婚姻，实际上是父母包办，明为送婚礼，实际上搞钱财买卖的坏现象。有人因找对象闹的欠债累累，有的甚至投机倒把胡折腾。这样，就严重违犯了婚姻政策，破坏了社会秩序，毒害了青年的灵魂。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教导我们：“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为了同旧的传统观念

和旧的习惯势力实行彻底决裂，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结婚前，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可是，我父亲和我的想法不一致，他说：“你辛辛苦苦劳动了好几年，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一件喜事，要多置些东西，讲讲排场，闹闹阔气。这也不光是咱一家。”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如何办呢？是听毛主席的话破旧立新，还是听父亲的话闹场“阔气”呢？我想，自己是个革命青年，又是共产党员，在这

个问题上，如果屈服于旧的习惯势力，还搞什么革命！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冲破旧习惯势力的压力，给妇女姐妹们长脸。于是，我组织全家办了学习班。经过学习和讨论，全家人认识到，如何办理婚事，这里有两种不同婚姻观的斗争。应该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风俗，立无产阶级的新风尚。这也是一场革命。我妈是个共产党员，在讨论中，她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批

评了我爹的旧思想，表示要带头给我办一个革命化的婚事。

用革命思想代替迷信、宿命论思想，用阶级思想代替“乡贤”宗法思想：

报道（五）：死生不由命 幸福靠革命

湖南省醴陵县东富大队民兵 孙丽君

两千多年来，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照着孔孟的腔调，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劳动人民“听天由命”，“贫而无怨”。提起这杀人不见血的“天命论”，我们东富大队的贫下中农就气得眼睛里冒火，恨得攥紧了拳头！

解放前，我们东富大队是个“土瘠田薄灾情多，秃山种树树不活”的穷山沟。全村四百多人，有一百五十多人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遇上灾年，就得卖儿卖女，外出逃荒。几户地主、富农霸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靠着对贫下中农的残酷剥削，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对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地主老财们搬出了孔老二的反动“天命论”来骗人，胡说什么：“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坟山不贯气，穷了莫怨气”，以此来掩饰他们敲骨吸髓的剥削，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我们东富村的贫下中农就是不信这个邪，不信这个“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富村一带的贫苦农民，组织起农

会。我爷爷孙小山领着大伙起来造土豪劣绅的反，造孔老二的反，将孔老二宣扬的那一套礼教打翻在地。斗争了几个月，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了台，革命人民个个扬眉吐气。一九二七年，毛主席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农民协会的革命举动“好得很”，赞扬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指出：“醴陵禁迷信、打菩萨

之风颇盛行。”“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

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撑腰，贫下中农就有了主心骨。据老一辈人说，自那以后，我爷爷和农会会员干得更坚决了。

可是，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逃到城里的地主恶霸，纷纷窜了回来，对革命人民实行阶级报复。一九二八年，我爷爷和农会其他一些领导人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土豪劣绅一面变本加厉地对贫下中农进行盘剥，一面重修庙宇，重塑泥像。有一个恶霸地主恶狠狠地说：“命里有的终须有，命里无的莫强求。你们不是打菩萨想造反吗？怎么样？”

他妄图继续用孔孟那套“天命论”来束缚群众的手脚，瓦解劳动人民的斗志，要贫下中农放弃革命，听任他们的宰割。这是痴心妄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东富村的贫下中农既没有被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也没有被孔孟的“天命论”所欺骗。大家又秘密组织农会，坚持斗争；部分同志还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参加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英勇战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我们贫下中农当家做了主人。这难道是我们的“八字”变好了，“坟山”“贯气”了么？不！这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革命。解放后，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

实行土地改革，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道路，狠抓阶级斗争。我们民兵和贫下中农一起，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不断发展。解放初期，我们这里粮食亩产不过一百多斤，到了一九七三年，平均亩产超过了一千五百斤。以往的穷山冲，如今变成“渠成网，地成方，田头机器响，户户喇叭唱”的新东富。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死生不由命，幸福靠革命。

（孙丽君：《死生不由命，幸福靠革命》）

报道（六）：

阿 Q 那回因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手舞足蹈，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但第二天他被赵太爷叫去，“阿 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他当场给了阿 Q 一个嘴巴！

在我们看来，不管阿 Q 是否真姓赵，赵太爷凭什么管来着！然而另一方面，阿 Q 那种想和赵太爷攀本家、排辈份的思想，却着实要不得。

同姓同宗同族，甚至长上几辈又会怎么的？赵太爷依旧是骑在阿 Q 头上的“太爷”，阿 Q 依旧是被骑挨打的“浑小子”，“穷光蛋”，他想和地主老爷论辈排位，那是活该倒霉的。

赵太爷是不许阿 Q 有姓赵的自由，怕这“小子”玷污了赵家的“光采”。但不准“沾光”，仅仅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过去封建统治者，又往往以同宗同族的名义来拉拢关系，建什么祠堂，修什么族谱，立什么家规，借用死了的

祖宗名义，来束缚同族中的贫雇农。这些封建劳什子，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儿，套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一旦他们之中的谁有甚“不安份”时，封建统治者便口中念念有词，金箍儿便害煞人了的。封建统治阶级不让你姓什么，是歧视你，和你大谈同宗情谊，是为了更好地吃你肉喝你血。万变不离其宗，而笑里藏刀的手法，更其毒辣！

记得前年看了个话剧《星火燎原》，这个话剧很真实地反映了同宗同族中不同阶级的人们的关系。话剧里的恶霸地主陈世贤，利用封建家规和族长地位，企图陷害同族中的革命者、贫农陈金泉。陈氏宗祠里钉有一块刻写着家规的木牌，其中有一条：“万恶淫为首，倘干犯者，革除香火，永不得入祠。”可是那个族长陈世贤，正是奸污同族妇女的家伙，而那家规几曾降到他的头上？同宗同族是亲

人吗？那么这个陈世贤，就眼看同宗同族中的贫雇农们受饥挨饿，也不把囤积着的大批粮食拿出来，还加紧催租逼债哩！

祠堂、族谱、家规之类，都是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统治工具，它利用一部分人头脑中的落后的宗族观念，使人模糊了阶级界限，失去阶级斗争意识，好任凭他们对劳动人民宰割。

古礼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那时候，祖宗的地位真也捧得够高了。其实对待祖宗，也得用阶级观点去分析他们，看待他们；何况封建统治者，也不过是假借祖宗的名义，来压服同宗同族中的贫雇农！你看，那些当族长的，总是地主、恶霸，他们和不同姓的地主、官僚一鼻孔出气，狼狈为奸，曾什么时候和穷苦的同族叔伯真正地讲过情谊？！这些人抬着祖宗的牌位，满嘴“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一面孔的岸然道貌，实则是男盗女娼，欺贫压弱，吃人连骨头也不吐一根！世界上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宗族，宗族里面只有血迹斑斑的吃人者和被吃者的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劳动人民，只有同一阶级的兄弟，才是真正休戚相关、祸福与共、命运相连的“一家子”，这里没有什么赵钱孙李的姓氏之分。

如今，中国先前的被压迫、受剥削者早已改变了阿 Q 那样的命运了，早已摆脱了阿 Q 那样的精神面貌了。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有着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正在大批涌现。但是，赵太爷、陈世贤虽已呜呼哀哉，而赵太爷、陈世贤之流却并未死绝的；即使死绝了，他们的阴魂还会久久不散，借尸还魂，企图把祠堂、族谱、家规之类已经发霉了的封建老古董重新搬出来。为此，我们

应该站稳阶级立场，用雪亮的阶级眼睛去看待一切人和事，包括同宗同族的“本家”。在《西游记》结尾，孙悟空指着金箍儿说：“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什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我们先前吃足了祠堂、族谱、家规之类的冤枉苦头，现在怎么会让它们再来害人！把这些封建老古董，打个粉碎！反对封建孝道、奴隶哲学毒害儿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

鲁迅通过童年时代阅读《二十四孝图》的回忆，无情地撕开了儒家“以孝治天下”的假面具。《二十四孝图》是一本向儿童宣扬“孝道”的启蒙教材。其中的“郭巨埋儿”和“老莱娱亲”两则故事最能说明所谓“孝”的残酷性和虚伪性。

鲁迅针对那些拚命劝“孝”的反动阶级辛辣地讽刺道：“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既然自己做不到，为什么拚命劝别人去做呢？因为“孝慈，则忠”，如果儿童从小在家尽“孝”，长大之后，就不会“犯上”“作乱”，而为统治阶级尽“忠”，就会象郭巨的儿子那样毫无反抗。“孩子是要别人教的”。鲁迅的观点非常明确：儿童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完全决定于后天的教育。但是，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给初上学的孩子灌输的却是“人之初，性本善”之类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超阶级的人性论。

鲁迅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写道：“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宣扬这种反动谬论的《三字经》、《神童诗》等等，后来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奉若至宝，“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龙文鞭影》、《幼学琼林》里的“模范故事”。反动派之所以继续抛出这些破烂货，就是向儿童们鼓吹孔孟之徒司马光之流是天生的“善”，天生的“聪明”，所

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你要想做“上智”吗？《神童诗》就告诉你：“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广大儿童如果中了这种思想的毒，就会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爬上去，服服帖帖地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鲁迅以唯物论驳斥了那种认为“融四岁，能让梨”，或为了一点食物而打起来都是出于儿童“天性”的胡说。鲁迅认为，“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所以孔孟之徒鼓吹“生而知之”，完全歪曲了人的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对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的无耻污蔑。孔孟之徒妄图通过这种污蔑，使劳动人民永远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鲁迅满腔热情地赞扬贫苦的工农子女：“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和智慧。你们贫民子弟，一样是聪明，一样有智慧。你们能下决心，能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鲁迅的热情鼓励，是对反动统治阶级在儿童启蒙教育中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有力的批判。“师如荒谬，不妨叛之。”鲁迅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对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和奴化教育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自从孔老二被带上“至圣先师”的头衔以来，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以至私塾的冬烘先生，都在儿童面前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当我们读着《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些散文时，就会看到一幅幅揭露封建教育怎样窒息儿童身心健康的生动图画。儿童的成长既然受客观环境的影响，那么象这种“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只管用孔孟之

道“象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的封建教育，究竟将把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一种人呢？鲁迅认为，这只能把孩子培养成“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奴才和傀儡。这样的人，长大之后，怎么能够担负起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重任呢？鲁迅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坚决主张从儿童时代起就应培养革命造反精神。

儿童首先要有同父母或老师的错误进行斗争的勇气。“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如果不符合客观真理，甚至是孔孟之道的反动谬论，那么孩子们就要起来造反。只有从小就培养起独立思考、敢于造反的勇气，长大之后才能接过革命重担，勇猛地向旧世界宣战。

国民党官定的小学《经训读本》第一课就是《孝经·开宗明义章》，胡诌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鲁迅问得好：“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这一问，问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借劝“孝”来诱骗儿童跟他们一道投降卖国的真面目。因为尽“孝”是连“发肤”都不准“毁伤”的，那怎么能去抗日，“为国捐躯”呢？要尽“孝”，岂不只有投降卖国一条路了吗？更有甚者，在当时一份“儿童专刊”上，竟然有人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侵略者应“罪加一等”。鲁迅立即抱病写文章，直斥此文作者根本不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讲的简直不是“人话”，“真畜类也”。指出这是明目张胆地用孔老二“泛爱众”的谎言蛊惑儿童去“爱”敌人，用“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奴才哲学欺骗儿童充当帝国主义奴才。这当然特别引起鲁迅的重视和愤怒。

反动统治阶级为什么“拚命的劝孝”？为什么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为什么鼓吹“师道尊严”，贩卖奴才哲学？为什么实施卖国主义教育？鲁迅用一句话戳穿了反动派用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全部秘密：“任儿孙作马牛——既作本国地主

资产阶级的马牛，又作帝国主义的马牛。” 恩格斯在批判宗教对英国国民教育所起的毒害作用时说：“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用的不是西方宗教，而是中国特有的“孔教”。鲁迅认为应该“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这个总结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人们认清在儿童教育领域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须高度重视这场斗争，坚决把新的一代从孔孟之道的熏陶下争夺过来。鲁迅对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明确地把这当作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着弥漫在儿童教育领域里的孔孟之道的乌烟瘴气，鲁迅向革命的人们提出了战斗的任务：

“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

由于工人阶级全面进军上层建筑，工人写作组、理论组遍地开花，培养了一批工人作家、工人理论家，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作家、教授当年也是从工人写作组培养出来的，工人掌握了笔杆子以后，也通过写作各种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迅速向旧的意识形态开火，下面一批批判弟子规的文章，就是出自 1974 年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青年工人理论小组之手：

《弟子规》大力宣扬什么“首孝悌”，把“孝悌”作为对青年首要的和根本的要求。所谓孝，就是孔老二说的“无违”，即儿子不能违背父母的意志，要绝对服从。所谓“悌”，就是孟轲说的“从兄”，即做弟弟的要绝对服从兄长。《弟

子规》对孝做了许多规定，胡说什么“父母命，行勿懒”，“父母责，须顺承”，要青年以父母的是非为是非，对父母的意志要绝对服从。《弟子规》对悌也做了许多规定。它还就年长的人与年幼的人的关系，胡说什么“长者先，幼者后”，要青年在长者面前，只能打拱作揖，甚至走路也不能走在长者的前面，还要等长者在前面走一百步以后再走。

反动派为什么这样看重“孝悌”呢？《论语·学而篇》说：讲孝悌而好犯上的人是很少的，不好犯上而好造反作乱的人是没有的。并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由此可见，孔老二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即“克己复礼”的根本。他鼓吹“孝悌”的目的，就是不让青年犯上作乱，以便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度。因此，鼓吹“孝悌”完全是为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历代的反动封建统治者对儒家这一套奉若神明，都把“孝悌”当做镇压人民革命、奴役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他们宣称：“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在他们看来，孝子出忠臣，孝就是忠。因此，他们大肆鼓吹“孝悌”，想出许多如鲁迅先生说的“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办法”，要青年做到“孝悌”。其目的就是要人民忠于他们的反动统治，安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而不去“犯上作乱”。《弟子规》把“孝悌”看作是第一位的东西，正说明了“孝悌”的反动性。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搞复辟倒退，也必然要利用“孝悌”来毒害青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说什么“要做一个好党员，首先要做一个好儿子”，妄图用“孝悌”观念把青年培养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由于反动阶级的大力宣扬，“孝悌”观念在群众中也还有影响。党对我们青年寄予无限的期望。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砸碎孔孟之道这个束缚青年的精神枷锁，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守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青年工人理论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