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最近马前卒热了,转发一篇关于他背后老板的分析文章 -- 川之流
文章来自于一个已经停更的公众号。
作者:ran fang
四月初,李世默在观察者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回归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不仅无可厚非,并且理所当然”。
https://www.guancha.cn/LiShiMo/2015_04_03_314644.shtml
李世默所谓的“主导亚洲”,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主导”呢?是在领土争端上取得主导权吗?譬如说,他紧接着提到的钓鱼岛、黄岩岛问题?
李世默是这样说的:“战略的核心在于权衡利弊,最终使自身利益达到最优。中国的目标,就是在不触发战争的前提下,对现状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调整。不管是同菲律宾人在南海上的较量,还是与日本人在东海的对峙,中国的的确确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中国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过去的状况是日本否认争议的存在,行政控制权基本在日本手中。现在中国的行动使争议成为现实,也显示了自己在钓鱼岛地区的存在,但并没有引发战争。在南海也一样,中国在黄岩岛附近的存在扭转了原有局势,同样没有触动战争的机括。
”没错,目前中国在领海的行动,的确是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又没有激发战争的。实际上,如果纯粹从李世默所说的“最有利于自身发展”来考虑,在钓鱼岛、黄岩岛因争夺控制权而爆发战争,本身就是对中国发展没有实质性好处的。也就是说,中国本来就没有必要因诸如“夺岛”一类的原因触发战争,因为对于中国来说,钓鱼岛、黄岩岛的政治意义本来就远大于实际的经济利益。
譬如钓鱼岛,它的主要经济意义就是东海油田的归属。而实际上,不管钓鱼岛有没有被我们完全控制,东海的油田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可以开发。相对来说,黄岩岛的经济利益就更小了。至于被越南等国控制的南沙诸岛,中国也不大可能纯粹为了这些岛屿开战。从这些海域开采的石油产值占到了越南GDP的30%,如果中国真的要夺回,势必引发极其强烈的反弹,即使控制了岛屿,也未必能够安心开采石油。对于这些岛屿而言,维持武装的巡视,已经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政治象征的意义;如果真的试图完全控制而引发战争,反倒是得不偿失的事。
既然实际的完全控制权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么自然,领土争端的主动权也就肯定不是所谓“主导亚洲”的主要含意,因为它更多是在政治意义、象征意义上重要,而不是在“最有利于自身发展”上重要。
正如李世默在春秋研究院的同事宋鲁郑所说的那样:“今天中日之争的核心并不是钓鱼岛、靖国神社或者历史问题,而是谁来主导亚洲。
这一次不会有双赢,要么日本承认(默认)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要么中国崛起失败,日本在美国扶持下继续主导亚洲。这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阅兵,中国向日本发出的就是这样坚定的信息。未来,等到日本臣服并认罪之时(日本这个民族不臣服是不会认罪的),也就是邀请日本共同参加大阅兵之时。
”宋鲁郑:抗战阅兵再次昭示中共合法性显然,在他们看来,“核心”既不是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也不是“历史问题”,那还剩下什么问题呢?——那就是经济问题。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推断出:所谓“主导亚洲”,真正关键的意义还是在于“经济利益”。有关于主导权的意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期中国与日本在泰国的高铁订单争夺战。海外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的争夺,关系到中国的产业升级、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关系到过剩产能和资本能否得到消化,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找到更多的稳定增长点。
从李世默们的视角来看,这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因而这类问题的地位,自然也就比所谓的“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重要多了。
学者尹鸿伟发表在观察者网的一篇文章这样说:“其实早在几年前,中国和日本就不遗余力地争夺东南亚的国际高铁网,都希望在东南亚确立“以我为主”的游戏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不过,该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不平衡以及国际间利益博弈,也使得各种计划很难具体落实。
”英拉政府时期,泰国曾经有过“中泰铁路”的“大米换高铁”计划。去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巴育上台担任总理,中泰高铁项目也就变得前景不明起来。去年12月23日,巴育到中国访问并体验了京津城际列车。但今年2月6日,巴育在曼谷会见日本媒体时却表示:“我认为最终目标是引进日本新干线。
日本新干线获得青睐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日本愿意提供低息贷款。泰国运输部称,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利息,在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2%,在铁路系统运营管理方面为4%,泰国政府无法承担这么高的利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计划使用ODA资金向泰国提供低息的建设资金,利息仅为1%。
当然,结果也还未就此敲定。就目前而言,日本的贷款利息虽然较中国低,但建设造价成本却比中国高,因此财力有限的泰国最终选择哪家仍有待观察。而且,泰国政府也不会仅仅只对经济效益进行考量。
尹鸿伟这篇文章提到,当地一位中国企业家提醒:“境外项目除了经济考量之外,更有政治、社会和国家安全的考量……将铁路线向东南亚扩展,中国一方面是做生意,另一方面也有战略需求,这些因素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缅甸、泰国政府对此都很谨慎。
”显然,这些国家如果在战略上完全顺应中国的需要,无疑会遭到其他大国的反弹。东南亚各国政府显然应当谨慎考虑:将自己的前途与中国的战略捆绑在一起,有没有必要,有没有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按尹鸿伟的说法,“一切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为了自身发展,中国必须要在各大国对亚洲市场的竞逐中取得主导权,要让东南亚各国认识到:与中国结成“命运共同体”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为此,势必要挑战已有的格局,导致一定的紧张局势也是在所难免。
就像李世默承认的:“为达成这一目标,中国就不得不寻求调整亚洲范围内的世界格局,这自然会产生摩擦。你既然想在席上分得更大一杯羹,就不可能指望在座诸君都心甘情愿地成人之美。
这在商界定然行不通。在我25年的投资者生涯里,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形:某天我在董事会议里宣布:‘我认为我在这间公司持有的股份应当再高些。’而在座股东纷纷鼓掌叫好:‘好啊,您要不再多拿点儿。’这种好事从来不会发生,所以造成紧张局势也是在所难免。
”那么,如何调整现有的格局呢?增强内部实力固然是重要的一环。如果我们的企业成本能够再低一点,我们自然能够给出更低廉的价格,赢得这场竞争。然而,中国制造业成本下降的空间还有多大?除非我们能够无视人民诉求,否则社会将不会允许我们再用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维持竞争力。
更何况,即使我们的竞争力足够强,只要当地的政府依然碍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压力而犹豫不决,项目也还是有可能泡汤。因而,仅仅改善内部条件是不够的,我们同时还应当具备有力的对外政策,其中,必然得包括对抗其他国家在当地的政治压力。
政治压力靠经济压力是无法完全抵消的,这样一来,像欧美国家那样,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政治压力,或者干脆在这些国家扶持亲中的代理人,似乎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在李世默们“主导亚洲”的逻辑下,“使自身利益达到最优”的原则必然是要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产生矛盾的。他们在这一矛盾中会选择何者,是不言自明的逻辑必然。
就像宋鲁郑说的那样——“要使日本臣服”,除了使用强有力的干涉手段,我想不出还能用什么方法使一个国家“臣服”。放弃“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会不会对自己也造成损害呢?实际上,中国之所以始终强调“不干涉”,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地区分裂问题上免受国外势力的干扰。然而,这种“保护”基本只是口头意义上的。
即使我们再如何表达不满,人家该干涉的还是会干涉,口头反对根本无效。因而,是否坚持这样的口号,对最看重实际利益的李世默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大不了换一种方式表达抗议。更何况,我们也完全可以依然在口头上坚持,只是在背地里做另外一套。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另外一种风险。那就是:一旦通过施加政治压力还是无法解决矛盾,那就仍然不排除有战争的风险了。既然李世默的原则是“战略的核心在于权衡利弊,最终使自身利益达到最优”,那么只要战争在利弊考量中取得了优势,它就很可能会成为他们所支持的选项之一。
对于鼓吹战争的人而言,无论其之前表现得多么“热爱和平”,他们也一定能为自己的主张找到合理化的借口,骗取国民的支持,这是历史所无数次证明了的。
譬如,之前被认为是次要的领土问题,到这时候就可以被拿出来作为动武的借口了。小岛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目的,战争的目的就是使对方在谈判桌前妥协,承认赢家在这片市场的主导地位,放弃那些自己原本想要争取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宋鲁郑所谓的“臣服”。这样一来,所谓的“主导权”才来的彻彻底底。当然,争夺市场的矛盾会不会激化到这种程度,短期来看还是很难判断的。但是,谁又能保证第二个“大萧条”不会突然降临呢?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究是要面临这一难题的,早已融入其中的中国又怎可能永远幸免?既然无法幸免,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危机来临前做好选择的准备:是卷入一场黑暗的帝国主义战争,还是创造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崭新世界?
有一些人幻想着:我们在参与这场资本主义竞争的同时,可以实现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改造。可是,如果“改造”与“竞争”是相矛盾的,又怎么可能同时实现呢?如果所谓改造的结果,譬如什么员工持股之类,依然是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服务,又算什么改造?如果我们为了改造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体系,对与第三世界我们不去剥削,而是去给人家白送钱,我们又怎么可能在竞争中获胜?——资本主义可不管你道德有多高尚。
一些人说,我们帮助落后国家发展了工业,实现了双赢。这是没错,然而这也仅是一个阶段的事情。我们国家当初招商引资,不也是在“双赢”么?然而现在,中国外资工厂里爆发的工运又有多少起呢?
实际上,李世默们又真的想对这一体系进行什么实质的改造吗?李世默说:“中国的战略规划与美国的利益目标,加上二者互相依赖的关系,终将创建出一个稳定的新格局。”请问,这样的“新格局”又怎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质?
欧美核心国家内部之所以尚未爆发十分强烈的阶级抗争,是因为他们凭借在世界体系的优势,将获取的一部分超额剩余价值回馈给了国内的劳动者。
对于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后,“新常态”之前,执政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上的,这样即使社会存在极大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也依然能享受到一些发展成果,提高生活水平。
然而在“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无法避免地下滑,要维持合法性就只有增发福利,实行再分配。那么,再分配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如果是“劫富济贫”,缩小国内收入差距,那么无疑会触动到资产阶级的利益。
想要避免这一点,就只能学欧美国家一样,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拿回国内分配。可问题在于,只要我们不彻底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配格局,我们即使赢得了再多的市场和项目,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口都去享受高福利的生活,这样一来,也就依然无法避免国内矛盾的激化——发达国家的人口已经有10亿左右了,除非把那10亿人都排挤掉,否则不可能再多上十几亿人。
资本主义要竞争,要激励,要保证利润,不可能让福利的范围无限制地扩大。让20多亿人,甚至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福利生活的理想,只能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实现。
毕竟,人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永不停息的,总会有更好的社会出现。当然,一个更好的社会不是从“我认为它好所以它就应该实现”的空想中产生的——它只是人们在矛盾中抗争,在抗争中探索,在探索中超越的,必然产物。
- 相关回复 上下关系8
🙂【整理】最近马前卒热了,转发一篇关于他背后老板的分析文章
🙂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不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 33 秃鹫之翼 字3863 2020-07-19 09: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