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的人物和组织（3）：审判基辛格（一） -- CHS1

【导读】

当基辛格在1973年就任国务卿时，专门费心保留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职位，这让他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担任四十委员会主席的国务卿，而四十委员会当然会考虑并批准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同时，他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每一项重要的情报计划都要经过他的办公桌。基辛格的双重职务，加上尼克松被削弱的地位，让基辛格成为“不亚于负责国家安全的实际国家元首”。

基辛格在获悉塞浦路斯国内即将发生由希腊军政府支持的、针对民选总统的政变时，在明知政变会引发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入侵的情况下，他利用秘密渠道，阻碍了自己国家的民主程序，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政治暗杀计划的沉默的帮凶，这一计划的失败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将近20万难民被暴力驱逐，塞浦路斯被不公正、不稳定地分裂了，对之后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而在此后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会晤中，基辛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又说了一连串诡异的谎言：基辛格首先否认了中国公开声称的他协助策划了马卡里奥斯下台的事实。随后为了利用中国的反苏本能，他惊人地宣称“我们知道是苏联人告诉土耳其人入侵的”。——这将使得这次侵略成为第一次由苏联主导、由北约军队发动，并由美国援助的入侵。

【译文】

在亨利·基辛格回忆录三部曲的第二部《动乱年代》（Years of Upheaval）里，他发现1974年的塞浦路斯大灾难这一主题太过尴尬，决定推迟讨论它：

他无疑对此感到紧张，哪怕原因只是因为在越南、柬埔寨、中东、安哥拉、智利、中国以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都有“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更妄谈当时的遗留问题。（至于这些问题“延伸到了福特总统的任期”实际上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除了时光确实流过了这段苍白的过渡时期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基辛格写自己的大部分作品中（我们推测，在他给客户的大部分演讲中也是一样），他都给人留下一种强烈的印象：此人在世界中游刃有余，一切尽在掌握。但有时他也会故意扮演一个类似“老实人”的角色，天真幼稚，准备不足，容易被事件挫败。这种姿态无疑让他丧失了一些自尊。此外，他经常会精确选择时机摆出这种姿态，特别是在记录显示他其实了解某些情况，而这些了解或先见之明同时会让他面临责任或共谋指控的时候。

1974年的塞浦路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基辛格如今在其回忆录第三卷《复兴岁月》（Years of Renewal）中表示，水门事件和尼克松总统的任期结束让他分心，阻碍了他及时对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重要三角关系表现出明智的兴趣。这是个诡计的免责声明，“北约东翼”这个词是当时的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老生常谈，而塞浦路斯临近中东。中东这一因素在美国的战略思维中从未缺失。国内政策完全没有理由阻止他关注这一地区。此外，基辛格所谓他对此心不在焉的一个理由，即尼克松政权的内爆，事实上赋予了他超凡的权力。我们再重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基辛格在1973年就任国务卿时，他专门费心保留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我们现在称之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这让他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担任四十委员会主席的国务卿，而四十委员会当然会考虑并批准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同时，他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每一项重要的情报计划都要经过他的办公桌。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他的助手的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说，基辛格的双重职务，加上尼克松被削弱的地位，让基辛格“不亚于负责国家安全的实际国家元首”，这几乎甚或完全没有夸大其词。

基辛格在《动乱年代》和《复兴岁月》中各说了一句将来可能会引起麻烦的话。在前者中，他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下一次塞浦路斯危机会导致土耳其的干预”——换句话说，北约内部至少存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而这肯定会导致塞浦路斯岛的分裂。任何对塞浦路斯事务略知一二的人都不会怀疑这完全是常识。在后者中，基辛格最终接受了在第一卷中曾含蓄拒绝的挑战，他反复质问读者：为什么有人（比如深受水门事件困扰的他自己）会寻求“两个北约盟国间的东地中海危机”。

这两段言不由衷的言论需要借助第三段加以限定，后者出现在《复兴岁月》第199页。基辛格在这里毫不掩饰地称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Makarios）是“造成塞浦路斯大部分紧张局势的直接原因”。马卡里奥斯是一个实际上几乎没有军队的共和国的民选领导人，该国当时与欧共体签有联系协议，还是联合国和英联邦的成员。但他的统治遭到了雅典的军事独裁政权和高度军事化的土耳其政府的挑战，塞浦路斯的独立受到了威胁，雅典和土耳其政权都资助岛上的右翼黑帮组织，并且都计划吞并塞浦路斯岛或大或小的一部分。哪怕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七十年代，塞浦路斯国内的“部族间”暴力一直在减少。事实上，大多数屠杀都是希腊和土耳其的民主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遭到其民族主义敌人和威权主义敌人的“内部”屠杀。希腊狂热分子和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中的狂热分子曾几次企图杀害马卡里奥斯总统本人。将他本人描述为大部分紧张局势的“直接原因”是一个极其反常的道德判断。

而正是这种反常的判断为揭开基辛格这一篇章的核心谎言提供了钥匙。如果民选政府领导人（以及希腊东正教社区的精神领袖）是造成紧张局势的“直接原因”，那么将他清除掉自然就可以消弭紧张局势。如果我们能证明存在这样一个清除计划，而且基辛格事先知道这个计划，那么逻辑上就自然可以证明：他并不像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样，在寻找一场危机——他自怜地请求我们不要相信这一点——而是在寻找一种解决方案。他得到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对塞浦路斯及该地区而言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平衡或消除三段论。清除马卡里奥斯的阴谋——“解决方案”所依赖的的计划——实际上失败了。但那些计划了相应手段以期达到目的的人不能因为现实与他们的计划不符就得以免除罪责。

根据基辛格自己的记录和回忆，以及随后的官方调查，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他确实事先就知道废黜和刺杀马卡里奥斯的计划。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注意到，希腊独裁者、秘密警察的负责人迪米特里奥斯·约阿尼德斯（Dimitrios Ioannides），决心在塞浦路斯发动一场政变，将该岛彻底置于雅典的控制之下。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同样众所周知的还有更为尴尬的事实：约阿尼德斯准将依赖的是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政治同情。他统治下的警察国家早已被欧洲委员会所开除【译注：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是由爱尔兰、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卢森堡、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英国通过1949年5月5日在伦敦签订《欧洲委员会法规》所成立，具有国际法地位、并且为联合国观察员身份的国际组织，是欧洲整合进程中最早成立的机构。】，并被禁止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他之所以能继续掌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同意让美国第六舰队以希腊作为船籍港，并在国内建立了一系列美国空军和情报基地。这种怀柔政策在美国国会和媒体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围绕它的争论早在水门事件之前就已经成了基辛格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美国附庸的希腊独裁政权不仅希望看到马卡里奥斯被推翻，而且已经尝试杀害他或派人杀死他。（顺便说一句，推翻和暗杀在这一问题上实际几乎是一回事，不可能让这样一个极富魅力的领袖活下来，想要废黜他的人必然想要他死。）这一点也特别得到了共识。最明显的证据是：1974年5月，即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发生政变的两个月前（基辛格后来宣称这一事件让他震惊），基辛格收到了国务院塞浦路斯办公室主任托马斯·博雅特（Thomas Boyatt）发来的备忘录。博雅特总结了积累至今、极富说服力的理由，认为希腊军政府即将对塞浦路斯和马卡里奥斯发动攻击。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不对雅典采取行动，警告独裁者们停止行动，那么人们就会认为美国对此无动于衷。他还补充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让这一政变发生，则无疑会导致土耳其的入侵。

每次危机过后，华盛顿总会出现无数有先见之明的备忘录；为了提高（或保护）某些官僚机构的声誉，它们往往不是危机后才第一次被人读到，就是被泄露给了新闻界或国会。但基辛格现在承认，他是在往返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飞机上实时看到这份文件的（两国距离塞浦路斯的飞行时间都不超过半小时）。但他并没有向希腊军政府签发任何签有他的名字或具有他的权力的行动方针。

不久的1974年6月7日，《国家情报日报》（National Intelligence Daily）（它是所有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局官员的早餐读物）引用了一份日期为6月3日的美国实地报告，其中陈述了雅典独裁者的观点：

这份报告及其内容后来由当时在雅典服役的中情局工作人员向国会做了确认。约阿尼德斯准将在报告里显得浮夸、充满妄想——他确实如此，这一事实应该强调了显而易见的、迫在眉睫的危险。

大约在同一时间，基辛格接到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尔布莱特（J. William Fulbright）的电话。富尔布莱特参议员在华盛顿听取了持不同政见的希腊资深记者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Elias P. Demetracopoulos）关于即将发生的政变的简报。富尔布赖特告诉基辛格，根据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说法，应该采取措施，阻止希腊按计划行动，他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这么做将修复美国对军政府的纵容所造成的一些精神伤害；其次，这么做将阻止希腊和土耳其在地中海地区的对抗；第三，这将提高美国在塞浦路斯岛上的威望。基辛格拒绝了富尔布莱特的建议，理由很奇怪：尼克松政权正在抵挡来自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的压力，后者企图将美苏贸易与俄罗斯犹太人自由移民联系起来，他不能在这个时候干涉希腊的“内政”。不管这种说法有多么奇怪，这仍然让基辛格不可能像现在依然宣称的那样，声称自己对政变没有得到任何警告。

因此，美国高层依旧没有向雅典方面表示关切。这种难产有时被认为是程序或礼节问题，就好像基辛格的日常习惯是非礼勿视、非礼勿行似的。约阿尼德斯是事实上的政权首脑，但技术上他只是秘密警察局长。对美国大使亨利·塔斯卡（Henry Tasca）来说，与一个他称之为“警察”的人进行外交接触是件很尴尬的事。但我要再次提醒读者们，亨利·基辛格除了在外交上的正式地位之外，还是四十委员会的首脑，因此也是美国秘密行动的负责人，他私下里一直在和雅典政权打交道，而该政权与中情局始终保持着长期联系。后来，1976年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报告中相当巧妙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托马斯·博雅特的备忘录准确地预警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并反映了包括他在内的几个中层官员的观点），但该备忘录被列为机密，至今仍从未公开。他被要求在上述听证会上作证，但起初基辛格禁止他出现在国会，最终被允许作证也只是为了避免基辛格因藐视法庭遭到传讯。他最终在国会非公开会议上做了证，听证室里没有任何工作人员、记者和访客。

事情继续紧锣密鼓地进行。1974年7月1日，希腊外交部的三位高级官员公开提出辞呈，他们三人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都持温和态度。7月3日，马卡里奥斯总统向希腊军政府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直接指控外国干涉和颠覆：

他要求对此负有责任的希腊军官撤出塞浦路斯。

政变最终于1974年7月15日发生，几天之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质疑基辛格显然未能预见或避免这场政变，而他回答说“信息并非唾手可得”。而实际上，信息几乎唾手可得，它们一直在经由外交渠道和情报渠道持续不断地提供给他。因此，他决定什么也不做就等于直接决定做了什么——或者说让什么情况发生。

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这次政变有两点显而易见。第一，它是由雅典煽动、在希腊正规军队的协助下进行的，因此是一个国家直接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第二，它违反了涉及塞浦路斯岛状况的所有现行条约。军政府随后选择了臭名昭著的沙文主义枪手尼科斯·桑普森（Nikos Sampson）作为其代理“总统”，更是骇人听闻地加强了这种明显不得人心的违法行为。四十委员会主席一定早就熟知桑普森奇人，因为他一直从中央情报局接受财政支持，他主办的尼科西亚狂热派报纸《马克利报》（意为“战斗”）还从某位亲军政府的雅典中情局代理人处接受资金，这位代理人萨瓦斯·康斯坦托普洛斯（Savvas Constantopoulos）先生是亲军政府喉舌《自由世界》的出版人。桑普森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九天，发动了一场针对希腊民主反对派的谋杀运动，在此期间，所有欧洲政府都把他当做一个贱民而已。但基辛格要求美国驻尼科西亚特使以对待外交部长的礼节接见桑普森的“外交部长”，从而使美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予其事实上承认的政府。（我们需要强调，此时马卡里奥斯总统下落不明。他的宫殿遭到猛烈炮击，军政府电台宣布了他的死讯。但事实上他逃走了，并在几天之后将事实公之于众——这让某些有地位的人大为光火。）

在华盛顿，基辛格的新闻发言人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断然否认这场后来被马卡里奥斯在联合国讲坛称为“侵略”的政变牵涉外国干预。“不。”他对有关问题直接回答道，“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外部干预。”基辛格在会见塞浦路斯大使时并没有反驳这种超现实的立场，他也没有按照惯例对其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从他那里得知的所有不快的“直接原因”——去世的消息表示哀悼。当被问及他是否还承认当选的马卡里奥斯政府为合法政府时，基辛格令人震惊地坚决拒绝回答。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正在转向承认桑普森政权时，他的发言人拒绝予以否认。当富尔布赖特参议员帮助逃亡的马卡里奥斯访问华盛顿时，美国国务院被问及他会以哪种身份会见基辛格——“普通公民、大主教还是塞浦路斯总统”？答案？“（基辛格）将于周一会见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除了正在迅速土崩瓦解中的希腊独裁政权之外，世界上其他所有政府都承认马卡里奥斯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领袖。基辛格在这一点上的单边主义是没有外交先例的，这有力地证明了他与少数持同样想法的武装分子的勾结和惺惺相惜。

值得强调的是，马卡里奥斯是以塞浦路斯民选合法总统的身份，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威廉·富尔布莱特参议员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的邀请访问华盛顿的。他们的邀请要归功于之前提到的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他是富尔布赖特的朋友，早就预警过政变的发生。正是他向正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的马卡里奥斯转达了邀请。这位游击记者只手发动的这一举措使得一系列反军政府活动达到了高峰，而他也因此深深地激怒了基辛格，成为了他特别怨恨的对象。在最后一刻，基辛格不得不极为勉强宣布，马卡里奥斯将以总统而不是主教的身份与他会见。

既然基辛格本人告诉我们，他一直知道或认定塞浦路斯再次爆发暴力事件将引发土耳其的军事干预，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当这种干预出现时，他并不感到惊讶。他似乎也没有感到非常不安。由于希腊军政府仍然掌权，他的努力主要是保护它免遭报复。他反对让马卡里奥斯返回塞浦路斯岛，并强烈反对土耳其或英国使用武力推翻希腊政变（英国是保证条约（Treaty of Guarantee 的缔结国之一，对塞浦路斯负有条约义务，还有军队驻在塞浦路斯【译注：《保证条约》是1960年颁布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希腊、土耳其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之间的条约。该条约禁止塞浦路斯参与任何与其他国家的政治联盟或经济联盟，要求其他各方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安全，保留保证人采取行动恢复塞浦路斯现状的权利，还允许英国在两个军事基地保留主权。】）。基辛格自己的回忆录和其他所有人的回忆录充分证实了这种惰性或不作为的主张——后来演变成了同样严格的啰嗦：反对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土耳其入侵。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未来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时任首席政治顾问汤姆·麦克纳利爵士（Tom McNally）后来透露，基辛格至少“否决”了一次英国准备提前阻止土耳其登陆的军事行动。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国务院和国防部长期以来一再表达的对塞浦路斯分治的支持，使得这一行动显得并没有那么严重。塞浦路斯岛上的人口组成（82%希腊人，18%土耳其人）使得希腊的分治显得更符合逻辑。但其次的办法就是由土耳其强制实施分治。在土耳其进行了两次凶狠的侵略，占领了塞浦路斯近40%的领土之后，基辛格确实全力以赴，保护土耳其不会因为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和非法滥用美国武器的行径受到任何美国国会的报复。事实上，他变得如此亲土耳其，仿佛从未听说过希腊上校们的名字（尽管他对归来的希腊民主派领导人表达的厌恶之情偶尔会提醒我们，他还是听说过的）。

并不是说这种分裂主义政策全部都应该归咎于基辛格个人；他继承了希腊军政府和官方对马卡里奥斯的厌恶。但即便是在他本人的回忆录那些晦涩难懂的字里行间，他也承认了可以从独立资料源中得出的不同结论。他利用秘密渠道，阻碍了自己国家的民主程序，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政治暗杀计划的沉默的帮凶，这一计划的失败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将近20万难民被暴力驱逐，塞浦路斯被不公正、不稳定地分裂了，对之后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1976年7月10日，欧洲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是由十八位杰出的法学家在福西特教授（J.E.S. Fawcett）担任主席领导下，用一年时间研究土耳其侵略的后果后写成的。报告发现，土耳其军队蓄意杀害平民，处决囚犯，对被拘押者施加酷刑和虐待，随意对平民实行集体惩罚和大规模拘留，以及系统性地进行不受惩罚的强奸、酷刑和抢劫行为。许多“失踪”人员，包括战俘和平民，在这一时期仍然“失踪”，其中包括十几个持有美国护照的人，这本身就证明依赖美国援助和物资的军队所采取的战略对不同的人并不加区分。

也许是因为基辛格不愿承担自己对这些暴行的责任，也不愿承担对最初的桑普森政变的责任，因此他对他的新朋友——中国人——说了一连串诡异的谎言。1974年10月2日，基辛格在纽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举行了高级别会晤。这是自邓小平访问 以来中美之间的首次实质性会晤【译注：指的应该是邓小平1974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而第一个话题就是塞浦路斯。这次会晤的备忘录被标注为“绝密/敏感/排他性浏览”，基辛格在其中首先否认了中国公开声称的他协助策划了马卡里奥斯下台的事实。“我们没有。我们不反对马卡里奥斯。”（他自己的回忆录否认了这一声明）他说，“政变发生时我在莫斯科。”——但他不在。他说：“我的人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关于一场即将发生的政变的）情报报告。”——尽管他们认真对待了。他说马卡里奥斯也没有认真对待它们——尽管马卡里奥斯曾公开谴责希腊军政府的政变计划。随后他惊人地宣称“我们知道是苏联人告诉土耳其人入侵的”，这将使得这次侵略成为第一次由苏联主导、由北约军队发动，并由美国援助的入侵。

一个好骗子必须有好的记忆力，而基辛格正是个记忆力超群的大骗子。因此，或许这种歇斯底里的谎言一部分可以从谈话背景得到解释：他需要动用中国的反苏本能。但这种彻头彻尾的虚假令人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它暗示出了其他一些东西：更类似于否认或妄想，甚至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忏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