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GA系统的反腐打黑,终于有点求死不能的味道了 -- 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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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搞改革,只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包括官

我们讨论的能力,不是李昌平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时的工作能力。当然,拥有研究生学历,四次担任乡镇领导,年富力强,按理说,完全应该被列入上级重点考察培养对象(同属荆州市的邻县公安县的比李昌平小一岁、同样是平民出身的中专毕业的龚道安,在李昌平上书时,已经被提拔为荆州市公安局公安局副局长了)。

我们讨论的,李昌平得到中央七常委明确批示支持后,从事的“疾风骤雨”般的棋盘乡农民减负改革试点中,所表现出来的实践自己改革蓝图的行动能力,这也是中央七常委明确要求湖北省监利县要认真地搞好棋盘乡的改革试点,对李昌平的农民减负改革实验报以巨大期待的原因。

我不认为中央七常委对李昌平的批示与支持,是假的。别说七个常委批示,就一个常委批示,你看从省到县,哪一级领导敢敷衍?(我长辈是遭遇过两个常委的批示的,我深知压力之巨大,包括承办的部、委)。

那么,李昌平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我上一个帖子已经讲了拙见。这里引用早期一些研究人员的分析:

监利改革似乎并不是农民要求的,而是政府主动恩赐的。农民负担减不减、减什么、减多少、何时减、减多久,一切都由政府说了算,农民没有丝毫发言权。这种自上而下的“皇恩浩荡”式的减负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施舍性、随意性和不可靠性。施舍者随时可能收回对农民的恩赐。 棋盘乡的减负运动,由于并不是农民主动去争来的,而是自上而下赏赐的,改革的目的则由“减负”异化成了“应付”。既然如此,那么改革的结果就可以预料和理解了:改革的发起者李昌平在改革过程中日益孤立无援,一方面,他触动了上级、下级的既得利益而被明显孤立,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想到、也根本就不敢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

我觉得最后两句话讲得有道理:

1、走改良路线吧,李昌平却从一开始就将所有的同级、下级,推到了自己改革的对立面-------李昌平一开始认为手握“七常委尚方宝剑”,要求乡镇所有的部门、七所八站、停罢一年、费用我照给-----没有上面支持,他一个乡党委书记大概也没这个权力;

2、走群众路线吧,他又不敢。

所以,仅仅一个半月后,李昌平就意识到,自己的改革路线图(要求乡镇所有的部门、七所八站、停罢一年),根本走不下去了-----须知,这个改革路线图,不是任何人强塞给李昌平的。

李昌平走了,从某种意义上,他个人得到解脱了。然而:

他成了孤家寡人,只得中途当了逃兵。丢了党委书记这顶乌纱帽,对他而言,固然是一种不小的损失,但这种损失毕竟是有底线的,是他可以承受的,与改革失败后监利农民的遭遇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他好歹还可南下打工,可以写书,甚至还可以出国考察,而被他抛弃的棋盘乡农民,在改革"成功"后不久,即迎来了变本加利的报复性掠夺,沉重的对公负担卷土重来,远比改革前更甚,以致三个月时间里,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因欠税费而被逼死于非命。

那么,李昌平当时有没有别的办法来实现他的农民减负改革呢?这是同一篇分析文章里举的例子:

1992年底,在面临县政府强行征收不合理摊派款的高压下,以张德安为代表的谢安乡农民自发团结起来,学法、用法、宣传法,不屈不挠地开展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抵制运动,期间经历了艰苦卓绝的群众性斗争,甚至包括某些比较出格的过激行为,一度被扣上了"暴动"的吓人帽子。在此过程中,乡、区、县等地方政府都持强硬高压态度。由于压不下去,为避免事态扩大和局势恶化,最终由省政府出面宣布取消县政府的不合理摊派行为,该事件遂以政府的妥协和农民的胜利而渐告平息。

  这场风波是自下而上的。博弈的双方,一方是市县乡各级地方政府,另一方则是当地农民群众。农民始终是此场风波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其中的领导人物张德安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

而当地政府是如何对待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农民带动群众发动的减负运动的呢?

有意思的是,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李昌平先生在改革中途辞官当了逃兵(根据事态的发展,他不辞职也难免被解职),而农民张德安则始终与老百姓团结在一起,深得老百姓的坚决支持和保护,直至被群众自发高票推选为该县人大代表(众所周知,非候选人高票当选县人大代表,这是比较“出格”的。)并受到县、市、省主要领导的多次登门拜访。1993年2月,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原副省长)、工作组组长刘昌杰同志专程赶到谢安乡召开现场大会,当着数千农民群众宣布:"张德安抵制不合理负担没有错,(政府)保证今后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他进行追究。"

  谢安乡农民的胜利还不止于此。93年事件后,该乡农民负担得到较大幅度的降低并持续10年保持全县最低水平(人均负担约50元/年,该县其他乡镇人均负担则多在140元/年左右)。此外,从1993年至1995年期间,国家拨专款21万元,为当地农民修建大桥(“共安桥”)一座,以安抚民心。谢安乡农民依靠自发的依法团结斗争,争得到了货真价实的持久胜利。他们成为全县农民羡慕的对象。

乡党委书记李昌平VS农民张德安,谁拥有的资源更多呢?

说到底,做任何事情,尤其是改革,发动一群人做,总比一个人做,成功的把握大得多。

除了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级乃至下级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除非你认为,整个监利县官场全部烂透了,除了一个李昌平。但是毛主席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搞改革,必须团结左派、正确中间派、孤立乃至收拾右派-----这就是我说的改革行动能力。

当然,我没有资格苛责李昌平。他放弃了本来至少不错的仕途(累官不失副县),离家出走,完全是出于对乡亲农民的当年悲惨生活的同情,所以我至今保持对他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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