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聊聊宋代理学 -- 回车

“岂止”的意思，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许还可以说稻公时代，都是否定了理学，才能发展、以至成功。

理学/道学派在人类道德方面的卑鄙不堪，其中一条就是“诿过、争功”。关于诿过，西瓜子兄在涉及杜牧那个楼里，已经有讨论。黄宗羲派弟子万斯同等自带口粮参加清朝组织的明史编写，主要也是诿过：把东林党的腌臢事儿都掩盖起来，或者推给皇帝，或推给愚民。明亡清兴，争功是不大好争的。

关于争功，最直观的就是前些时候央视搞的那个宋应星见袁隆平：宋应星垂下了辫子（大概是黄宗羲顾炎武们都垂了）、袁隆平则一改下田黑脸的形象。这不是水平不够、粗疏，而是有意为之：社科院和名族学院的教授还有央视的老爷奶奶们，把明末清初的“实学”归功于东林党复社的“倡导”。本楼主回车兄把“中国人讲道德”归功于“朱熹写书教民”，也是争功吧。

想和达雅兄讨论：该如何看教员认可稻公的历史事实？且稻公理论我们该如何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阐述？

在和任兄、月兄等明确以程朱理学立场的关于心学的讨论中，曾归纳总结了这么一个划分心学与传统理学的标准：王学各派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李贽是典型），用“行”（实践、行为）能否为百姓、社会带来益处、利益的，则予以明确的肯定。以此标准，李贽肯定秦始皇、张居正，否定王莽/王安石（因为他们的失败带给社会/大众灾难）。

而程朱理学，则是用“人“是否符合程朱理学自己的价值观、道德标准、还有就是士大夫阶层自己的利益，来肯定或否定一个人。

”知行合一“，在程朱理学里即便提到，也是”知道了如果能再去做，则更好“。在心学派的标准里，行是上述的行，不行，则是未知。为了行，不拘泥于个人毁誉，则是更高/更好的知（有德）。不行而宣传自己知，则是伪君子。

按照心学的标准，程朱理学从程朱到东林党，大部分都是伪君子。

但是，王守仁及其弟子彼时并无条件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自然彼时也不会启蒙、唤醒、带领民众与地主阶级斗争（黄仁宇所言的民众运动）。且面临士大夫阶级强大的舆论能力，守仁先生自己也需要与朱熹派做妥协，才能让自己的学说，有最大的传播下去的可能。守仁先生聪明过人、见识过人，不可能预料不到自己身后会被人认为”妥协“，但正是置个人毁誉于度外，能让自己的学说尽可能地传播下去，所以才有《朱子晚年定论》。

教员为什么认可稻公？在教员生前，或者叫1975前，稻公跟随教员路线，虽然犯过很多错误（反右、大跃进等），但是目标和成果，都（或者说大部分）是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中国人民大众的，且做事不计较个人的毁誉（我是维族姑娘，小辫子多）。教员肯定稻公，从上述”知行合一“的心学标准看，就能深一些理解教员为何如此。

70年代付出后的走后门；80年代子弟经商，以稻公智慧，大约也会知道这是有损身后声誉的事儿。但是老干部们及家属多有此“欲”，稻公顺势以此抓住对此群体的掌控，以及大局的掌控。三十二年前的昨日，也是其声誉的最污点。思维简单的左派，往往也只按这些污点来评价稻公（类似程朱理学的标准），看不见无论如何稻公在保住中国的党与国体制方面，功大于过。这才有了今日中国面对米国的全面打压，而绝大部分中国人有信心战而胜之的条件。

所以，对程朱理学的揭露与批判，实际也关乎稻公一派。很多高干子弟、基层出身干部，对稻公理论，只从“实用主义”方面理解：不计个人毁誉，以成自家私业；只需观风站队，无视中国/大众利益。而只从“传言稻公说过XXXX”“子女腐败XXXX”“带来社会问题XXXX”，而无视一个政治人物最大的、主要的、关键的任务/政绩，这样的左派其实也是程朱理学。两派对稻公及其理论的理解都有误。

以往和达雅兄关于稻公多有争论，现在我必须承认达雅兄有些是对的，而我自己以往则有些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