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时代的衣食住行 -- 桥上

民以食为天，说到吃东西，我们春秋那时的先人老早就有糊口和饱腹的说法，所以这口腹，就代表了饮食，不仅是味道而已，还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

春秋也属于周代，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周人对农业十分重视，是他们自认为擅长的领域，所以春秋时人们在满足口腹之欲时也难免有这方面的印记：讲究时令，讲究搭配。既因为受到自然条件包括地域的限制，也因为在对自然认识基础上产生的理念。

好比《礼记•月令第六》中就提到要春天吃麦子，配羊肉；夏天吃豆子，配鸡肉；秋天吃麻子，配狗肉；冬天吃糜子，配猪肉；在各个戊己日则要吃谷子，配牛肉；虽然这是后来的说法，又有附会的成分，但显然反映当时的人们已经把时令和饮食的搭配上升为了理论，尽管是附会的、神秘化的理论。

不过，春秋时的中原，并非只有单一的华夏族居住，还住着大量从事畜牧的戎狄，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虽然与华夏族比邻而居，但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化都与华夏族不同，吃的东西自然也不一定相同，例如他们可能吃肉和奶类比较多。（国科大考古系《食奶改变了蒙古》“科技考古”微信号）。

另外，当时华夏族大多住在“城”——“国”内，那里“国人”的上层（君子）与下层（一般的“民”，小人）也会有不同的饮食供给，这就形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肉食者”与非“肉食者”的区别，他们吃的东西显然不会相同。至于在“国”——“城”外聚族而居的“野人”，由于离土地近，吃的东西未必比“民”的下层差，但品种是会有区别的吧。

对于春秋时代的“肉食者”，食品除了用来填饱肚子，还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用于祭祀，从祭祀用的食品也可以窥见当时人们吃什么，事死如事生么，但毕竟不会完全一样。另外则是用于彰显等级，好比送礼等情形。从典籍对“肉食者”祭祀和交往的记载中当可反映出，那时哪些食品是珍稀的，哪些是普遍的。

要了解春秋时我们先人都吃些什么，固然可以在典籍中找到一些记载，可那大都是“肉食者”的情况，下层人群都吃些什么，还要靠考古发现解决。虽然传统考古发掘到的也是“肉食者”居多，但考古方面已经得到了两大新式武器，能够更多地解决一般人吃什么的问题，这就是“浮选”和“稳定同位素分析”。

“浮选”能找出各个地层中当时的种子和粮食的孑遗，从而有了可以推断当时环境、作物和人们食谱的某种依据。

“稳定同位素分析”能够通过对遗留人类和动物骨骼成分的分析，乃至烹煮用陶器中残留物的分析，牙垢的分析，了解当时人们吃的谷物是什么，吃的肉类有多少。另外，通过对骨骼中锶同位素的分析，还可能了解人与动物生长在什么地方，是当地土著还是外来者。

下面是由日本学者得到的碳、氮同位素研究背景资料图，图片出自张雪莲《应用古人骨的元素、同位素分析研究其食物结构》，《人类学学报》22（1）2003，p 078。一般来说，吃的肉越多，氮同位素值越高。而碳同位素值则主要和吃下去的植物种类有关：中原地区自然环境中的植物都属于C3植物，主要农作物中C3植物有麦子、稻子，C4植物有谷子、玉米、甘蔗；C3植物主要生长在温带，C4植物主要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谷子和玉米除外：

结合考古与上述先进工具所得结果以及文献记载，我来试试讨论这一时期人们的饮食状况。

我把春秋那时的食品分为七个大类，粮、菜、肉、果、酒、油、调：

一、粮是粮食，五谷、六谷、薯蓣类，各种淀粉类食物；

二、菜是蔬菜，包括菜瓜类，还包括野菜；菜应该主要是指野菜，那时自然环境中野菜比现在多得多，一般不必专门去种植，同时栽培的蔬菜还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好吃。

三、肉是各种肉类，包括猎获的野味；肉主要是统治者吃的，所以有“肉食者”的说法，当时可并非贬义。而下层就需要以菜来补充粮食的不足，造成面色青黄，于是出现了“菜色”这个词（《礼记•王制第五》），不过在当时，人们不会说这是面色青黄，而是说“肉食者无墨”（《哀十三年传》（p 1677）（12130401）），说那面色青黄像涂了墨。

四、果是各种水果和干果，其中大部分是各种野果，不过甜瓜除外，《左传》说“瓜时”和“及瓜而代”（《庄八年传》（p 0174）（03080301）），应该就反映那时人们对瓜类成熟及采摘时间已有清楚的认识，这种认识应是建立在长期培植基础上的。

五、酒，有很多种酒，很可能还有果酒，但还没有蒸馏酒，喝酒大都和酒糟一起喝。

六、油，油脂类食品，可分为油料作物和动物油脂两大类。

七、调，是指各种调料，调味的，首先是盐，这是必需品，一般平民都有得吃，盐到不了的地方大概人也不去。不过，那时调和五味，虽然没有现在的醋、白糖、辣椒、味精……，可是有很多别的替代品，能调出各种味道，“肉食者”的美味享受是极其丰富的。

下面就分别介绍这七类食品：

一、粮

咱们先说粮——粮食，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左传》里提到的粮食都有：稷、粟、黍、谷（穀）、禾、苗、粱、麦、稻、菽。前面都是谷子，不属于谷子的只有后面的麦、稻、菽三种，麦是麦子，稻是稻子，菽是大豆。

当时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有些地方燃料遗存炭屑中含有甚多农作物种子，据认为正反映那时的先人有甚多农作物秸秆可作为燃料。

下面是邾国故城2015年度出土的部分植物遗存，图片出自马方青-陈雪香-路国权-王青《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5年发掘出土植物大遗存分析——兼议古代城市管理视角中的人与植物》东南文化2019（03），p 058：

所以春秋时代的粮食，除了非主流属于油料的大豆以及麻子之外，主要是三大类：谷子，麦子，和稻子，这三种谷物其实各有其适宜种植的条件。谷子和麦子都是旱作作物，其中谷子更耐干旱，更能适应贫瘠土地，麦子就需要有灌溉条件，至于稻子，种植时是需要更大量水分的。但从产量上说，则是稻子高于麦子、麦子高于谷子。这样，这三种谷物就各有其分布范围，谷子和麦子主要分布在相对干旱的北方和西北，有些地方甚至麦子都不多，稻子则主要分布在南方和东部沿海，其北部麦子的种植也更普遍。

下面是中国农业考古（粟、黍、稻）遗址点分布图，出自《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2018年48（2）：

上面这张图虽然不专属于春秋时期，后来气候条件也有所变化，但还是可以把图中两个分界略向南移一点来考虑春秋时状况的。同时可以大体把麦子考虑在二者之间。

春秋时各类谷物的比例可见如下几例，不同地方各有不同：

下面是河南-淅川-申明铺遗址-龙山、春秋、战国时期出土农作物的百分比及出土概率柱形图，图片出自刘焕-宋国定-龚一闻-蒋洪恩-王昌燧《河南淅川申明铺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华夏考古2017（01），p 060：

下面是胶东地区不同遗址农作物经千粒重、单产量换算之后的数量百分比对比图，图片出自魏娜《胶东地区周代农业活动和野生植物利用考察》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p 070：

下面是山东地区-青铜时代农业和野生植物利用考察——周代禾谷类作物代表性对比图，图片出自安静平《山东地区青铜时代农业和野生植物利用考察》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p 040：

谷子是中国的传统作物，最常见的有粟和黍两种，这两种又都可能是江山社稷的“稷”，春秋时期占主流的是粟，但远古时期最先被驯化并占主流的也可能是黍，因此，“江山社稷的“稷”，有可能是黍在唱主角”（吕厚远《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与新进展》——《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2018年48（2），p 184。）。而后来因为黍的产量不高，谷子的主要品种就变成了粟。“有学者推测 , 黍在商代是酿酒的主要原料，商人好饮，故重黍而轻粟[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1）81～107]。”（赵志军《关于夏商周文明形成时期农业经济特点的一些思考》华夏考古2005（01），p 076）。黍能作为酿酒原料，可能是其在粮食作物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

至于麦子（包括小麦和大麦，小麦为主），虽然春秋时已经在中国出现了近两千年，而且已经成为主要农作物之一，甚至在有些地方“成为仅次于粟的作物”（《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麦作农业》，《第四纪研究》，2019（1）。），当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谷物，但还没有像现在那样全面取代谷子成为主流。麦子成为主流要到战国乃至西汉（《农作物传播视角下的欧亚大陆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2017，47（5）。）。

另外，“麦”——“麥”这个字一直有学者认为是出自“來”——“来”这个字，但仔细想来，应该是“來”——“来”这个字出自“麦”——“麥”这个字：

中国古文字常见现象之一，就是占用某种根据现实中实际事物描摹而成的、读音相近的独体象形字，来表示一种抽象的意思，“來”——“来”正是这类表示抽象意思的字，须占用现实中实际存在的“麦”——“麥”的象形字来表现，而“來”——“麥”字的图形表现的正是麦子的形象。

因此，“麥”这个字应该是在造字之初就已出现了，而当需要有一个读音相近的字来代表抽象的“來”那个意思时，才占据了这个已经流行的“麥”。至于后来二者写法有了区别，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麥”字应该庆幸，因为有了区别，代表麦子的“麥”这个字就没被改造成某种形声字，好比“莱”，“荬”之类。

当时麦子成熟早，谷子成熟晚，形成两季，正可以互补，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粮食。《左传•襄二十九年传》提到：“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p 1157）（09290701）），就反映了这种互补关系。

麦子未能成为主要作物的原因之一，按赵志军先生的观点，是当时的人们只会粒食，还没发现麦粒磨成粉后会更好吃，于是虽然麦子的单产已经不下于谷子，但仍未能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据说转变发生在战汉时期，在冶铁技术的支持下，很快也就有了石磨，支撑面粉这种美食原料的广泛推开。

而据钟华-崔宗亮-袁广阔《东周时期河济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初探——河南濮阳金桥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农业考古2020（04），p 019：在当时，我国以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种植制度——麦—红小豆—春玉米（高粱、谷子）的二年三作制可能已经萌芽。

另外，据考古发掘，在个别地方，当时人们食用的粮食还有适应当地条件的藜麦和菰米，以及作为补充食物的绿豆和红小豆。或者还有各种其他补充食物，适应各种当地条件，例如麻子、橡子、薏苡、薯类。

由于当时主食是粒食，于是有一种干粮叫“糗”，大概是饭团一类，从日本人至今还在吃饭团来看，以饭团作为干粮还是有其技术上的合理性的。

至于稻子，主要流行于南方，虽然在更古时代一度流行范围跨过了淮河和秦岭，但因为需要大量的水，限于自然条件，在中原地区只能是分散种植，作为补充，成为不了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