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时代的衣食住行 -- 桥上

不过，当时的大宗运输，古人还是尽量采用水运，因为成本低。所以在那前后，开凿了不少运河沟通不同流域。而由于物理规律，水运至今仍然在成本上优于陆运。

春秋时，流传至今的就至少有两个大规模运输的例子：

一个是秦国为晋国输粮，“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汎舟之役”（《僖十三年传》（p 0344）（05130401））。从“雍”到“绛”，大约五百公里水路，先自渭河下行，入黄河，上行，入汾河，上行，再入浍河，仍上行，最终到达。估计需要一百条船以上，每船一千斤以上，可能运了约一百吨粮食，够大约两万人坚持一个月左右。

另一个是吴王阖庐带兵千里奔袭楚国，兵力规模在大约一千多乘兵车，一万多甲士，以及差不多同等数量的其它车辆和后勤人员，还有相应物资。出征开头一段乘船，大约从“州来”（东经116.72，北纬32.71，凤台-城关-北古城村）一带出发，沿淮水上溯，最终到达“淮汭”（东经115.55，北纬32.41，淮水与汝水交汇处），水路里程在一百五十公里以上。以后舍舟登岸，一直打进了楚国的郢都。

同时南方的吴和越，吴和楚，也在水上打得不亦乐乎。非但如此，他们还利用海路袭击敌方：吴国有“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哀十年传》（p 1656）（12100301））；越国有“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国语•吴语》。

“吴越两国本是海滨的国家，在海上航行，应该是平日习惯的事情，但像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全赖船舶运输，还是以前所没有的。”（史念海 《河山集》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078《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

“至于水上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船舶了”（史念海 《河山集》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078《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早在远古时，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南岛人祖先就已经造出独木舟，甚至能远航太平洋。金文“俞”字的图形，正反映的是独木舟的建造。春秋时的吴人和越人，更是已经发展出了成熟的造船技术。

下面是“俞”金文字形，图片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三四一：

当然，那时的北方，造船也已经相当发达，《卫风•竹竿》中有“淇水滺滺，桧楫松舟”（《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87）），可见那时造出的船已经不仅是独木舟，而且不同部位会选用不同的木料制造。

而《昭二十四年传》中“越大夫胥犴劳王（楚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p 1453）（10240902）），亦可见当时越人的造船技术很可能强于楚人。

总而言之，在我国南方以及东部沿海一带，自古以来就有操舟、造船乃至航海的传统。远古有“奡荡舟”（《论语•宪问第十四》），春秋时有“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所以孔老先生才会发话说，“道不行”，他就要“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第五》）。

当然，我们先人的船舶主要还是航行在河流和运河之上，而春秋时期，著名的运河有不少条。都是南方的楚人和吴人修的，因为南方水网纵横，以舟为车，有利用自然水道的习惯。于是当准备进军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走水道，如果没有合用的水道，那就得开凿运河了。

甚至如果不能乘船前往，他们连会盟都不肯参加，例如《昭十三年传》有：“秋，晋侯会吴子于良。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p 1353）（10130301）），之前也有两次“吴人不至”（《成九年传》（p 0843）（08090202））或“吴子不至”（《襄三年传》（p 0928）（09030502）），可能也和离开了船他们不放心有关。

而且，南方那些人早有开凿运河的传统，在他们家乡，虽然水网纵横，大都是自然形成的，也会有未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于是利用自然条件，开凿连通不同水系的运河，是南方那些人的日常活动。也因此，争论第一条运河其实意义不大，早在良渚时代，已经有了人工开凿的水道，虽说不太长，但与后来的运河没什么本质区别。

“总体上说，与干燥的北方相比，南方的人工水道不在于竭力开掘、汇集水资源，而在于理顺、调配自然水系，对水文、地理原貌的改造幅度和程度相对较小。”（孙竞昊《浙东运河考辨——兼论宁绍平原区域水环境结构及水利形势》社会科学战线2019（12））

北方人也利用水道，但主要是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后勤运输，军队本身还是建立在车轮子之上的。

而春秋时代水上交通条件的改进，最显著的则是几条重要运河的开凿。据王育民先生考证，主要有以下几条：

1. 陈-蔡运河，《水经注》中有“徐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今人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一书中，提出徐偃王系与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同时代人，此说较为近理。按古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河南上蔡县）分别位于淮水的两条支流沙水和汝水的旁边，水运交通必须绕道淮水，极为不便。他们就在沙、汝之间开挖一条运河。可能因为运河开得不够深广，不久就湮废了，历史未能留下具体记录。”（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2. 荆-汉运河：“孙叔敖激沮、漳水作渠，引长江水东北循扬水，至今潜江县西北注入汉水。荆、汉之间，得以沟通。楚灵王（前540—前529年）时，又曾开渠通章华台（今湖北监利县北），“言此渎灵王立台之日，漕运所由也。其水北流，注于扬水”。……《史记•河渠书》所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当指荆汉运河。”（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下图中是荆汉运河，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3. 巢-肥运河：《史记•河渠书》中有“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古施、肥二水虽上源相接，但因两者坡降幅度不等，水道无法沟通，《水经注》芍陂“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其工程是壅泚水（今淠河）为芍陂，陂东北有井门，经芍陂渎与肥水“更相通注”。陂水倒灌入肥，水位抬高，使肥源在鸡鸣山北与施水连接，形成了一条如以后秦代所筑沟通湘、漓的灵渠一样可通航的水道。芍陂为楚庄王时孙叔敖所造，这一被称为鸿沟的与有密切关联的巢肥运河，也可能就是孙叔敖的业绩。”（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下图中是巢肥运河，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4. 堰渎：“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阖闾与唐、蔡联军大举攻楚，伍子胥开堰渎运粮。”（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5. 胥浦：“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年），吴王夫差为了征越，凿胥浦，西起太湖，历长泖接界泾而东，尽纳惠高、彭港、处士、沥渎诸水，东通大海。”（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胥河是利用当地向东流入太湖的荆溪和向西流入长江的水阳江支流以及一些湖泊连接而成，其中真正由人工开凿的河段仅为高淳县境内的一段约10多里，这里属茅山丘陵地区，是东向流入太湖河道和西向流入长江河道的分水岭。因此确切地说，胥河应指穿越分水岭10多里长的这一段河道。”（嵇果煌《先秦时代的漕运》交通与运输 1998（05））

下图中是堰渎与胥浦，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6. 百尺渎，《越绝书•吴地传》中有“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年），越王勾践伐吴，“吴师败于槜李”，槜李在今浙江嘉兴县南五里江南运河近旁。”（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山阴故水道建于越王勾践时期，据《越绝书》：“山阴古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条记载说明，山阴故水道与山阴古陆道是两条相互并行的水、陆道，陆道是利用水道的堤岸而筑成。”“如果沿百尺渎经由盐官渡江，“度会夷，奏山阴”，如何与山阴故水道连接？一选择经由西小江(曹娥江)到上虞，与山阴故水道连通。但该线路经过比较开阔的钱塘江水面，“潮水昼夜再上,奔腾冲激，声撼地轴”，对舟船的安全性带来较大威胁。因此，选择从钱塘江的较窄处渡江，避开“水波恶”的浙江潮水，在当时财力、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开辟山阴故水道往西方向的通道，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当地学者也有类似判断：“在山会平原西部必然也会有一条当时东西向与故水道相连的人工运河”，但《越绝书》似乎并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记载。”（宋烜《江南运河之两浙古运河——兼谈大运河南端问题》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06））

下图中是百尺渎与古江南河，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7. 古江南河：《越绝书•吴地传》中有“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鱼浦，入大江，奏广陵”。“这一条最早期的江南运河，其开凿时间，当在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继续向北开凿邗沟之前。”（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根据泰伯渎与古吴水道的历史记载分析，春秋时期，夫差为伐齐，于周灵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所凿江南运河，实际上是在古吴水道基础上的疏浚和拓展。春秋晚期，夫差所凿运河起自望亭，终于孟渎，全长不足300里。”（薛焕炳《江南运河与吴古故水道》江南论坛2014（07））

8.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云：“於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这条运河的开凿，《左传》记载在哀公九年（前486年）的记事中，可能就是在这一年开凿成功的。因为《国语•吴语》里面又记载说，“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夫差杀子胥为鲁哀公十年事，子胥死后，吴国就又进行开凿商鲁之间的运河。如果邗沟没有开凿成功，第二个工程不会就动工起来的。”（史念海 《河山集》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079《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

下图中是邗沟，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9. 菏水：“又名深沟。夫差征服齐国后，要继续北上与晋争霸，吴师由邗沟入淮，由淮入泗、沂，只能到达齐、鲁。他便利用泗水与黄河支津济水相距较近的有利条件，“闕為深溝，通于商（宋）、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新运河工程的进行，乃在子胥被杀之后。它的开凿的目的是为了黄池的会盟，黄池会盟在公元前482年，也就是在鲁哀公十三年。这当中只有二年的时间，它在这二年中已经由开凿到使用，不能说是不迅速了。”（史念海 《河山集》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080《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

下图中是菏水，图片出自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如前所述，这些运河的开凿首先是建立在之前已经有大规模水运的基础上的，当然也就有配套的造船、码头等，例如：

据考古调查今新蔡县境内东周时期的城址主要有新蔡故城、葛陵故城，又有先秦史籍中所载楚栎邑（即今新蔡县栎城乡）和《鄂君启节铭》中作为重要商贸集散地的繁阳邑等，皆距汝水不远。因此推断东周时期新蔡附近的汝水岸边有官方设立的水运港口码头存在。（p 37）（黄东旭《楚国淮汝间社会经济文化试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而著名的鄂君启节，是货物贩运的通关凭证，其中之一专用于水路，水路上的相关地点，应该也都有了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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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秋末年，有了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再加上铁器制造运用的成熟，又有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有手工业的分工与扩张，以及大规模的人员交流，大一统时代的大门已经打开。

6月19日

我们春秋那时的先人，如果要出远门，可不容易。他们往往需要结伴而行，甚至，大人物需要有一支军队同行。那时有句熟语，叫“君行师从，卿行旅从”，就是表示有一定地位的人出远门，需要有相应规模的军队跟着（《定四年传》（p 1535）（11040103））。

例如，晋国曾派大夫申公巫臣出使吴国，而这位大夫是拥有自家采邑的，结果他把一个儿子和带去的一半军队留下，留在了吴国，帮他们训练。这个一半大约是十五乘兵车，一百五十位甲士（《成七年传》（p 0834）（08070502））。要知道，小国诸侯的全部武力大概也就一百乘兵车、一千名甲士；中等诸侯国的卿，紧急情况下在都城全力动员出来的兵车也就大约十几乘。

即使带了相当规模的军队，也不是万事大吉。例如，周王室有位位列公卿的凡伯出使鲁国，因为之前和戎人结下梁子，就被戎人在半路上劫走了（《隐七年传》（p 0054）（01070501））。他带的军队，规模应不输申公巫臣。

乘车危险，坐船也不消停，不过这回是内鬼。卫国有位公子，被他父亲抢了老婆，他父亲反而不放心，于是派他出去办事，趁机收买匪徒在半路截杀他。他弟弟好心，替他先行，想要避免，但最终两人都在路上被杀（《桓十六年传》（p 0145）（02160501））。《诗经》里有一首《二子乘舟》，据说就是咏唱这件事的。史念海先生也提到过此事：“这虽是一宗丑事，却由此可以看到卫齐两国间的黄河在交通方面的作用。齐国西境至于河，这是齐人曾经自诩的盛事。卫宣公时，卫国尚都于朝歌。则由朝歌乘舟起碇，就可以抵达齐境了。”（《河山集》 七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 132）《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三、春秋时期横贯南北和纵通东西的交通道路》）。

当然，那时的下层人士也不是没有单人出行的，可这么干一不小心就会死在路上。例如晋国有位灵辄，去给人家打工，三年后回家，走到半路上没了吃的，饿了三天，昏倒在一棵大树下。要不是赶上赵宣子出门打猎把他救了，他就回不了家了（《宣二年传》（p 0660）（07020304））。

那时的环境人烟稀少，而且不同族群之间经常打打杀杀，各个居民点就好像大海中的岛屿，路上可谓风涛险恶。

但是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路途险恶主要不是来自自然环境，而是来自人自身。当时的自然环境中虽然有各种危险，但已经远不能和远古蛮荒之时相比。其实，当时的交通条件经过多少代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有了本质改进。

交通条件的改进，在春秋以前的西周时，主要标志就是所谓“周道”这一交通网络的建成。这个“周道”是打周文王开始建设的，《周颂•清庙之什•天作》中就提到，“彼（周文王）徂矣，岐有夷之行”（《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79）），意思是到周文王死时，在“岐”那里已经有了平坦的大道。

在《诗经》中还曾多次提到“周道”，例如：“顾瞻周道，中心吊兮”（《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91）《桧风•匪风》），“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04）《周南•卷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17）《小雅•鹿鸣之什•鹿鸣》），“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09）《小雅•谷风之什•大东》），还有逸诗，“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襄五年传》（p 0943）（09050702））等等。

“周行”也是“周道”，是各诸侯国前往周王室的道路，所谓“行归于周，万民所望”（《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54）《小雅•鱼藻之什•都人士》），是说当时的“万民”都惦记着那些通向“周”的大道。而在欧洲那边，“条条大路通罗马”还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

下面是西周时期道路L1及其下压灰坑的图片(W020180814576803734421.jpg)，“残存路面宽约8米”，“按照西周马车轨距2.2~2.4米的平均值，能够确定出3组车辙”，“可能是周原遗址向东去的交通要道”，上述说明及下面的图片出自李彦峰-陈钢-张亚炜-王占奎《都邑考古新收获——2017年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地带的考古工作》国家文物局：

根据前人的研究及我的臆想，“周道”大致包括：

1. 岐周（周原）到宗周（丰、镐）到成周（王城），春秋时就是“秦”（“雍”）到王城（成周）。从岐周到宗周估计是在宗周对岸“毕”处渡过渭河，后面会经过“武城”，“桃林之塞”，“上阳”，“殽”，从宗周到成周的路线大体都在渭河和黄河南岸不远处。

2. 从岐周经陈仓，渡渭河到宝鸡，再到大散关。

3. 从宗周向北经“毕”到“少梁”再到“韩原”。

4. 从成周往西到“上阳”，再向北从“茅津”渡过黄河到解州盐池。

下面是往盐池相关各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5. 从成周往北至“孟津”渡过黄河经“温”到“卫”，当还可再往“北燕”，但春秋开始前被狄人截断，久已湮没，“北燕”可能也已经向南面迁移了。

6. 从成周继续向东，经过“虎牢”，“衡雍”到“南燕”，之后走“五鹿”，“帝丘”，“莘”，“平阴”，“隔马山”（夙沙卫杀马于隘之处，“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阴，遂从齐师。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卫杀马于隘以塞道。”（《襄十八年传》（p 1038）（09180305））），这一段有些地方相当狭窄；然后是“靡笄”，“鞌”，“华泉”，这一段包含“鞌之战”的战场；最后经“徐关”到“齐”。

7. 或者从成周向东，经过“虎牢”，“衡雍”，“南燕”，然后走“曹”到“鲁”。

8. 从成周向东南，经过“滑”、“轘辕”到“郑”，再经“鄢陵”往“宋”，并经“宋”再往“彭城”，“徐”，“钟离”，所谓“夷庚”（《成十八年传》（p 0911）（08180501））。

9. 或者从成周向东南，经过“滑”，“轘辕”，“郑”，走“鄢陵”往“陈”，再经“州来”，“繁扬”，前往今铜陵古铜矿处，或向西南，前往今江西产铜处，“郑”以下应该是商人的旧道。走这条路的大宗商品除了铜，可能还有原始青瓷，是在今浙江西北一带烧造的。在传世晋姜鼎铭文中，曾提到“易鹵積千两”……“征繁汤”，据认为就是将大量食盐运往繁扬进行交易。

10. 或者从成周向东南，经过“滑”，“轘辕”，“郑”，然后往“许”，到“蔡”。

11. 从宗周向南，经“叶”，“方城”，到“申”，再到“随”，再到“鄂”——“噩𠂤”（张平辙《从“安州所献六器”铭文谈到《诗经》中的“周道”、“周行”——纪念赵荫棠憩之先生》兰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3)，草店坊遗址）；下面继续向南，经盘龙城，在汉口一带渡江，前往“铜绿山”铜矿带，这也是继承了商人的商路，商人可能就是在盘龙城遗址那里承接“铜绿山”铜矿带来的铜料。另外，楚地物产丰富，《左传》提到的“羽、毛、齿、革”（《僖二十三年传》（p 0409）（05230607））、“杞梓、皮革”（《襄二十六年传》（p 1119）（09261002）），都是输往北方的大宗商品。

下面是周道及相关道路可能经过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但除了“周道”，还有各诸侯国之间的道路：

例如“鲁道”，《诗经》里就不止一次提到“鲁道有荡”（《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33）《齐风•南山》——（p 138）《齐风•载驱》）。诗中分别以“南山崔崔”和“汶水汤汤”起兴，可见这“鲁道”当是指所谓“莱芜谷道”，从“齐”出发，经“弇中”，“马陉”，“莱”，“牟”，“博”，“阳关”，到“鲁”。

例如“宋”、“陈”、“蔡”之间的道路，从“蔡”还可再往“方城”，“坎其击缶，宛丘之道”（《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76）《陈风•宛丘》），可能就是这条道路。其中，“宋”有位“南宫万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庄十二年传》（p 0191）（03120102）），反映“宋”、“陈”之间有大路，无太多迂曲，路况也不错。

例如“由晋都绛东南行，而达到南阳”（史念海 《河山集》 七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 125）《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三、春秋时期横贯南北和纵通东西的交通道路》），“在此以前，齐国的兵队曾经越过太行山而西至于汾水流域”，“这一条道路在以前大概不是经常通行的，所以齐桓公越过的时候还要“束车悬马”，想见当时的艰难了”“晋文公平周王室太叔带的乱事，用贿赂的方式获得这里“戎狄”的允许，进而开通道路”，“这条道路开通后，晋兵才能直下太行，伐卫，伐曹，又和楚人战于城濮”（史念海 《河山集》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069）《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从“晋”出发的话，走“曲沃”，“断道”，“阳樊”，到“温”。

下面是南阳往晋相关各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这也就是“晋”、“齐”之间的道路：下面可从“温”自“棘津”渡黄河，经过“靡笄”，“鞌”，“华泉”等地到“齐”，其中大部分是和周道重合的。

例如商於之道，“商於古道是中国古代长安经蓝田、商州通向南阳、邓州、荆襄以至江南和岭南的交通要道”（李雪峰《商於古道的开辟述论》学理论 2016（08）），中间还经过“上雒”，“少习”，“析”，“秦国援楚攻吴的时候，出车数目达到五百乘，就数量来说仅是稍少于城濮之战时晋国的兵力。这样多的兵车通过险峻的秦岭，正说明春秋末年这条道路的规模已经有相当的样子了。”（史念海 《河山集》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072）《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

“周道”最宽的地方可以很宽，而且平直，《小雅•谷风之什•大东》中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09）），当然也免不了有迂曲的地方，《小雅•鹿鸣之什•四牡》中有“四牡騑騑，周道倭迟”（《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18））。甚至还有难走的地段，例如《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中有“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不输尔载。终踰绝险，曾是不意！”（《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74）），应该说的就是“周道”的一段。

同时，“周道”所至，认同周王室的地方，还统一了轨距，《隐元年传》中有“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p 0016）（01010502）），杨伯峻先生于此注云：“同轨，指诸侯。轨谓辙广，轨同则辙迹亦同，后人因谓车迹为轨。舆广六尺六寸（周尺较今尺小），两轮离车厢各七寸，故辙以八尺为度。天下车同轨，先秦早有此思想。”

那时的人讲“涂度以轨”（《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就是道路的宽度是由车辆轨距决定的。道路宽五米即可双向行车，一般乘车只两马，如果是驾四马的乘车出行，对方就需要避让了，所以才有蔺相如避让廉颇之事，盖因两人身份贵重，出行都乘四马之车。

因此，道路宽度是随着轨距改变的。轨距逐渐变宽，从夏代的仅约0.8米，到商代的约1.2米，再到周代的约2.3米，城内道路的宽度也从商代的大体上3米、7米、10米的体系，变为周代的大体上5米、10米、15—20米的体系。

周代的车辆不仅轨距增加，而且有了各种不同用途的专用车辆，好比人拉的“重”车（《成五年传》（p 0822）（08050401）），也许就是所谓“大车”（《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04）《王风•大车》，（p 317）《小雅•谷风之什•无将大车》），还有所谓“有栈之车”，也是“周道”上的常客（《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67）《小雅•鱼藻之什•何草不黄》）。

而在城外重要道路旁，那时已经有了种树的规定，所谓“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周礼•秋官司寇第五》），或者说按照《周制》，要“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周語中》）。因此，不但有大路，不但路边种了树，而且还有馆驿，并且打了井，为官方人员提供吃喝，例如《僖三十一年传》中提到的“重馆”（（p 0485）（05310101））。

进一步，还普遍能提供所谓“传”或“遽”或“驲”，就是驿车，《左传》中就有多处提到，例如：《庄九年传》“公丧戎路，传乘而归”（（p 0179）（03090401）），《文十六年传》：“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p 0619）（06160405）），《成五年传》“晋侯以传召伯宗”（（p 0822）（08050401）），《襄二十一年传》：“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p 1060）（09210504）），《襄二十七年传》：“子木使驲谒诸王……。”（（p 1129）（09270402）），《襄二十八年传》：“今吾子来，寡君谓吾子姑还，吾将使驲奔问诸晋而以告。”（（p 1142）（09280801）），《昭二年传》子产“乘遽而至”（（p 1229）（10020401）），《昭五年传》：“楚子以驲至于罗汭。”（（p 1270）（10050801）），《定十三年传》“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绛”（（p 1588）（11130101）），《哀二十一年传》 “群臣将传遽以告寡君”（（p 1718）（12210202））。

也就是说，“周道”不仅是道路系统，还包括驿站以及道路维护等配套措施。尽管在西周末年，这套系统在很多地方一度弛废，所谓“踧踧周道，鞫为茂草”（《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93）《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弁》），但到了春秋时，在各诸侯国内部中要道路上，乃至在“周道”的主要部分，这套系统还是在继续运转。

除了道路，在经常要渡河的地方，还形成了津渡，有常备的船只，于是有孔子“使子路问津”（《论语•微子第十八》）。也有时寻到了可以涉渡的地点，“济盈不濡轨”，就“深则厉，浅则揭”（《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45）《邶风•匏有苦叶》），深的地方把衣服脱掉，浅的地方只需把衣服提起来，直接趟过去。

于是有著名的津渡：

例如，“唯黎阳——白马之津或起自商代，春秋至宋金经久不衰。”（周媛《河流主导的浚县古代城市发展》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 31）。

例如黄河上还有“棘津”，“孟津”，“茅津”，……。

以及西周时宗周通往盐池的渡口蒲津渡，“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就是在这里，随后又“自茅津济”（《文三年传》（p 0529）（06030401）），这回是东周时往宗周的盐池渡口；另外，“秦、晋为成，将会于令狐。晋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晋-郤犨盟秦伯于河西。”（《成十一年传》（p 0854）（08110901）），也是在蒲津渡。

以及龙门渡，殽之战被俘的秦军三帅被晋襄公的母亲放了之后，晋襄公遭中军元帅先轸痛骂，于是晋襄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僖三十三年传》（p 0498）（05330303））。这常备了渡船的地方，应该就是龙门渡；还有“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僖三十三年传》（p 0501）（05330603）），这靠近“冀”的渡口，也应是龙门渡。

例如“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74）《秦风•渭阳》），还有“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73）《大雅•文王之什•大明》）。

除了在渡口常备渡船之外，桥梁也是那时人们的一种选择。好比“有狐绥绥，在彼淇梁”（《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92）《卫风•有狐》），就反映当时淇水上有常设的桥梁。而《庄四年传》中的“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zhā)，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p 0163）（03040101）），则反映当时的军队有急造桥梁的能力。

而且重要的渡船或桥梁当时都是有规定要好好维护的，因此“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語中》7）。另外，那时的人造桥，除了那种在小河上架设的独木桥或那种在河中放置若干大石头可让人们跳过充作桥梁之外，还常常会建造浮桥，就是上面说的“造舟为梁”，或者《昭元年传》中提到的“造舟于河”（（p 1214）（10010802）），而《齊語》中“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应该也说的是浮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