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英国政府 -- 燕人

这个贴的动机源自卢比扬卡同学的帖子”甲午祭－决胜岂止在战场“。他从财经角度来看待甲午战争清国输与日本的理由，也是别开生面的解读。

但是我认为国人对甲午战争惨败的认识，不应该过于偏离这个范围：

【清政府昏庸腐败、海洋海权观念落后、战略指导错误、指挥体制陈腐、战将指挥失误、军风军纪败坏、陆军海军不能协同作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甲午战败的多重原因。然而，在多重原因中，总有一种是起主导作用的，它规定和影响着其他方面的原因。依笔者之见，这个起主导或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制度的腐朽、朝廷的昏庸以及军队的腐败。】－引自《甲午战争的历史镜鉴》

简而言之，甲午之败与鸦片战争以来历次中外冲突的结果一样，是中国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直接后果。

有同学在回帖中引用网上关于英国政府和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影响。我再多说几句。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英国是世界历史大势中的一个奇数。因各种历史因素作用，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资产阶级制度的国家，发挥了与其国家资源不相符合的历史作用。其国家之小，所控制世界范围之大，实际上超出他本国的能力。这个问题到了１９世纪后半期欧美列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后愈发明显。１９世纪英国政府的国际政策是维护各方势力平衡，保持现状，保持贸易顺畅，即号称英国国策的”光荣孤立“。但是这种地区平衡很容易被后起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打破。德国，俄国和日本是三个主要的平衡干扰者。

德国统一后，老谋深算的俾斯麦于１８９０年被年轻气盛的变态人格皇帝威廉二世赶走，其政策被推翻。这造成欧洲局势的不稳。在近东和巴尔干地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打破势力平衡，引发欧洲列强的窥伺。在东非，英国与法国差点开战。在南非，布尔人逐渐成为英国的心腹之患。美国在委内瑞拉边境与英属圭亚那挑起争端。俄罗斯向中东和印度边境扩张，与英国势力形成潜在冲突。在东亚，英国的贸易地位受到扩张中的俄罗斯和日本，美国的威胁。最严重的威胁来自德国。威廉发起了无理性的海军军备竞赛，随时准备在任何问题上向英国的对手提供支援。以上的全球国际事态是英国与日本从１８８３年开始靠拢以缓解其在东亚的压力的主要背景。１９０２年的英日同盟是其相互关系的最高点。

其次，由于英国政治是议会民主制，它的政府是通过两党竞争，民众选举而成立，此其一。其二是议会中总有反对派掣肘。所以英国政府很难有真正连贯的持续性政策。这是英国，也是西方实行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政治上的主要缺陷，与中国对政策的持久贯彻无法相比。所以当我们看待英国在某个阶段的对外政策时，我们需要首先认识英国政府组成人物及其党派立场，还有议会中的力量对比。要知道，将中国拖入近代灾难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英国议会投票表决的时候，开战派仅仅以９票多数通过政府议案。当然，英国政府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所以无论哪个政府执政，他们的基本政策倾向都是在于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对英国而言，这意味着保护其国民在世界各地的”自由“贸易。从根本上讲，保护英国国民的钱是政府认为其最重要的原则。

理解以上两条前提后，我们才可能看清甲午战争期间英国政府的行为逻辑。

日本作为封建国家，被西方列强用武力开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其遭遇与中国并无本质不同。但是日本统治阶级在西方打击下能迅速转变，师从西方的各项政治社会制度，成为西方眼中的文明国家，与当初派遣唐使一样果决。更进一步的是，日本政治家能够理解文化和媒体的力量。日本的文化输出在欧洲的艺术史上造成显著的影响。日本在西欧对于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都有投入。显著一例是高升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先后有三名著名学者在主流报纸上为日本辩护。难怪英国海军中国舰队的司令认为日本人买通了几家英国报纸。

日本提升其国际地位始于英国撤销对日不平等条约。日本被迫开国后，当时的幕府政权与列强签订了有关通商和贸易条约，规定了西方人的治外法权和固定低关税。在英国自由党当政期间的１８９０年代，日本开始与英国磋商新的贸易通商条约。英国自由党这个名字大概会让人联想到今天的“白左”。自由党当时的党魁，英国历史上最伟大政治家之一格拉斯通推出爱尔兰自治政策，从而得罪了传统的英国贵族地主势力。同意废除对日本不平等条约，与他的爱尔兰自治政策，应该出自同一原则。具体条约磋商由格拉斯通政府的外务大臣罗斯伯里伯爵主持。在格拉斯通退职后，他接任首相职位。年过７０的外务大臣金伯利伯爵负责签订了新日英贸易通商条约，废除了英国人的治外法权，时在1894年７月１７日。

从英国角度看来，东亚局势的第一不稳定因素是俄罗斯的扩张。中国是陈旧停滞的老大帝国。日本公然挑战现有秩序却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１９９４年６月当日本以朝鲜内乱为借口，开始挑战中国的时候，俄罗斯首先向英国表达对日本的不满。英国驻中国大使（借用现代官职称呼）尼古拉斯奥康纳写信给外务大臣金伯利，称“中国采取防守势态保护国家利益，必将受到各国的同情。”有趣的是，英国大使和海军司令，连同驻中国的外国使节中多数人认为中国必定战胜日本。这大概也是日本因心虚所以不宣而战的一个原因吧。

英国海军中国舰队的司令官弗利曼特在甲午战争中采取了一个待动势态。他把舰队主要力量驻泊在横滨，安排一艘军舰在仁川。当日军在朝鲜公然攻击英国领事（因英国领事对朝鲜国王抱以同情）的时候，弗利曼特电告海军部他将率领舰队前往朝鲜。但他被告诫不可使用“强迫手段”对付日本人。他因此将舰队停留在函馆。７月２５日高升号（被中国政府租用的英国商船）被击沉，英国人才了解日本已经不宣而战。英国舰队驶往仁川。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发现，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已经各有一艘战舰在此。这些国家的军舰都参与了救助高升号落水中国士兵的行动。

英国舰队在朝鲜的意义在于保证英朝条约中规定的贸易港口和英国商业利益没有受到战争影响。８月８号，弗利曼特向海军部建议，要求日本政府逮捕击沉高升号的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他认为是挑起战争者）。如日本政府拒绝，他应该被授权进行武力责问。他同时给日本海军司令去信，警告他不可再次对英国商船动武。在收到英国政府答复前，他搭乘一艘巡洋舰尾随日本舰队到达威海卫，在舰上升起他的官职旗，鸣了１５响礼炮致礼。日本政府后来向英国政府抱怨弗利曼特有意暴露日本舰队的位置。确实，在英舰礼炮之后，清军设在威海卫的海防大炮才开始射击。不过清军抗议说前来偷袭的日本舰队挂着英国军舰的旗帜！

英国政府对弗利曼特的建议不以为然，再次告诫他“等待政府收集全面信息再决定采取何种措施。”至此，他率领舰队来到烟台港（中英条约中的贸易港）驻留，派遣军舰尾随日本舰队。他领悟到日本人试图麻痹英国政府，说，“我当然是服从命令的，但是我所做的是让日本人明白，如果他们做事出界，我会知道，如有必要会干预。”这不能表明他偏向中国政府。对中国人他的评价更低，“说我反日，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他们是侵略者，完全不值得信任，必须给与制约。中国贸易占英国贸易总量７５％。。。如果受到战争影响，我们大家都要吃亏。人们听我这麽说会以为我偏袒中国人，其实并不如此。中国人如果占了上风会比日本人远更残忍更无纪律。不过从海军战略角度他们向我们挑衅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日本政府向英国政府抗议弗利曼特用军舰为英国商船护航的做法，认为是偏向而不是中立，影响了日本人的交战权。护航行动被英国政府制止。尽管事后日本人认为弗利曼特的行为无关大局，但是当时英国舰队在现场对日本海军的确呈现潜在威胁，使他们不敢轻易妄动。日本人更有记录说，在攻取旅顺港后发现了弗利曼特转交给李鸿章关于日本海军从８月８日到１０月２６日的位置情报。我对这个说法存疑。有可能是日本政府影响舆论的麻痹弹。

８月底的时候日本人向英国人要求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关闭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否则他们或许将撤销对英国做出的不攻击上海的承诺。日本人这个要求气恼了英国政府。英国作为中立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无理要求。上海是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贸易港口。英国政府更不可能接受对上海的攻击。但是英国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９月初弗利曼特还在给海军部长的信中对中国取胜充满信心，但是９月１７日的大东沟海战证明他的判断失误。他闻讯后率领舰队来到仁川观察日本舰队的状况。他向海军部建议给若干英国海军军官放假让他们加入中国海军指挥作战，李鸿章甚至建议把弗利曼特的旗舰百人队长号连船带人都买下救急。这些要求都被海军部拒绝了。

大东沟海战后，日本政府声明撤销不攻击上海的承诺。这个声明使得罗斯伯里和金伯利的中立政策面临风险。他们向海军部紧急询问中国舰队的战备情形，尽管在此之前一直认为中国舰队所为影响了英国政府的中立性。弗利曼特不失时机地抱怨道：”我没有正式要求增援，这个问题应该是外交部的而不是海军部的，然而人们似乎并不这样理解－（我以为）政府已经掌握全部信息（无需问我）。“中国舰队在大东沟遭受重创的结果是日本舰队将可以在中国沿海任意发起攻击。有见于此，弗利曼特集聚舰队全体作为对日本海军的威慑力量。１０月２日，外务大臣金伯利正式向日本政府表示，”英国海军部已经被授权阻止任何对上海及长江口周边地区的干涉行为。“在英国利益可能受损的问题上，即便刚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不久，英国政府也必须亮出列强的真面目。

１０月４日，驻泊于烟台的弗利曼特得到命令，”使用武力阻止（日本对上海和长江口的进逼），如果你对舰队实力绝对有信心的话，否则无需执行。“　预备作战的命令下达给各舰舰长。

更多的新造英国军舰从外洋驶入中国海面。到１１月初，具备广泛情报系统的日本政府得知３艘最新型巡洋舰加入弗利曼特的舰队序列后，对上海的攻击计划便销声匿迹了。

此后英国政府又摆出中立的模样。１８９５年１月当日本陆军包围威海卫的时候，中国舰队回到烟台。日本陆军向西方驻烟台的领事们宣称如有必要日军将占领烟台但会保护西方领事权。弗利曼特督促英国政府警告日本不得进攻烟台，并写信提醒日本陆军指挥官大山岩“条约贸易港的特殊法律地位。”尽管金伯利指示弗利曼特“条约贸易港和外国人居住地都不可避免遭受交战双方敌对行为的后果＂，日军毕竟放弃了夺取烟台的企图。查李鸿章与丁汝昌书，李鸿章曾要求丁汝昌出海一战，不敌则退入烟台港。大山岩所宣称的有必要占领烟台，可能是指此种情形。如果丁汝昌执行了李鸿章的指示，英国海军是否会真的保卫烟台港的条约贸易港地位？从金伯利的指示看来不大可能。

在甲午战争中弗利曼特的最后一个建议是英军抢先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建议也被金伯利否决。金伯利认为这意味着英国的干涉。英国在二战前不得不在香港和新加坡增加防御却无济于事，其战略失败在４０多年前就发生了。

通观中日甲午战争中英国政府的行为，因其自由党本色（因此对高升号事件的处理也体现出来），本质上严守中立，但是其中也有整体利益算计。远东不是英国的核心利益但投送军力却花费巨大，政府不欲在议会因此收到责难。在国家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英国政府也露出帝国主义的面目。英国海军中国舰队指挥官弗利曼特尽管是个军人，却表现出对保护自由贸易的更深入的理解，因而多次表现出帝国主义倾向。值得指出的是，罗斯伯里的自由党政府受到议会内各派掣肘，只维持了一年多便挂冠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