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十一”学习成果汇报 -- 给我打钱87405

这个“十一”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看书，读的是中共党史，有一些收获——也可能是谬见——现来献丑。

我以为，陈独秀是毫无疑问的“右派”，软弱，在生死存亡关头掉链子，在决战时刻心存幻想，所以才让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当时的共产国际也是“右派”。

可能会有人说，你这么说是视陈独秀的巨大贡献于不顾，搞全盘否定。我认为这么看问题的人，显然没有弄清楚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一个人，不论他是什么性格，什么路数，当他服务于一个组织时，一般而言，他必然会有所贡献，但是，如果此人身上带有一种深刻的错误，而这个组织又一直受他的领导，那么该组织恐怕最后只有覆灭的命运。陈独秀对于中国共产党之发展所做的贡献，简单说，就是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种革命与孙中山搞的民族独立革命是不一样的，其理论依据是科学社会主义。换言之，陈独秀只擅长搞宣传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草创期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他仍然只适合当宣传部长，并且他这个宣传部长还得接受更高领导的指导才把握好大方向。只举一个证据。“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不到半个月，中共就在1927年4月底召开了“五大”，陈独秀在会上花了6个小时做了一个报告，《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显然是有意在回避此时最为急迫的问题，即接下来怎么办，是继续北伐，还是东进讨蒋？然而在生死存亡之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派”居然在高谈阔论。这是不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呢？并不匪夷所思，右派之所以 右派，就是往往到了最要紧的关头时他会掉链子，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心存侥幸，而不敢去直面“残酷的现实”。蒋介石窃权并非是突发事件，而是一早就露出了狐狸尾巴，早在北伐之前，他就亲自炮制了“中山舰事件”，用泼脏水的方式黑化共产党，接着又用“清党”的名义一步步将大权揽入怀中。并且显而易见的是，蒋介石把“右派”的心理摸得很透，所以他每有一次行动，就受到一次批评，而每受到一次批评，他就摆出一副“我错了我一定改”的架式用以迷惑人心——骗子和受骗者总是“一对组合”。正因为如此，陈独秀才会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仍然在“五大”上高调大谈革命理论，避实就虚。

假设，如果历史能够假设，陈独秀是识大局、明大义的，那么他早就该寻找合适的接班人，这是因为随着共产党的不断成长，夺取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必然越来越核心化。那么陈独秀是否清楚自己干 不了接下来的活呢？陈独秀到底有没有去寻找合适的接班人呢？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该如何看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我以为有如下几条是需要我们 注意的：

一、十之八九会出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因为萧何只能完成某个阶段的任务，但一旦让他长期工作下去，就必定会造成重大损失。

二、“账房先生”是要不得的，诸如陈独秀功大于过或者功过相抵之类的观念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将一个组织视为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能够活下去，一直活下去，他必定需要一种高贵的品质，那就是知错、认错、改错。

三、事后的批评并不是在“算账”，而是为了达到新的政策能够被较好的执行之目的而服务的。譬如尽管“遵义会议”纠正了先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全军上下必须认识到还得打运动战，会议精神也传达到了基层官兵那里，但消化吸收还需要一个过程，正因为 如此，在会后展开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林彪屡次表达不满，彭德怀则是弄不明白中央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所幸这些不满和不解在强有力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之约束下（即讲道理、守纪律）没有造成难以收拾之损失。

四、只有前途光明的事业，才会有人前仆后继的干，而不论后人接手时困难有多大。只有前途光明的事业，才能叫人“放下”、“不计较”、“一心想着接下来怎么把事办好”。

先写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