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清朝相关论文资料整理，陆陆续续有空就补充一点 -- 阴霾信仰

摘点满清的骚操作，真是让人目瞪狗呆。。。

这些内容还好看的人少，不然估计活不了多久，河里留个备份。

下面是文摘：

但是清王朝对维吾尔社会实行的各种统治政策，还有一个特征，这就是严格禁止维吾尔人与汉人的交流，防止维吾尔人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清王朝在北路实行驻防兵制，而在南路则实行换防兵制。所谓驻防兵就是允许军人家属随军，且不变更驻扎地的部队；而换防兵则是不允许家属随军，并且要在一定时间之后变换驻扎地的部队。在南路，清王朝禁止军队士兵与当地维吾尔人结婚甚至进行交往。作为驻在大臣和军队的驻屯地，清王朝在各地建造了十八个“汉城”，以区别于维吾尔人居住的“回城”。虽然这种作法的确起到了防止军队侵害民众的作用，但是从南路的清军主要由汉族组成的绿营兵构成（由满族等组成的八旗兵仅为1249人），而且全部都是换防兵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南路彻底禁止维吾尔人与汉人的交流来往一事，是经过清王朝周密计划了的。　　

清王朝禁止中国内地的汉族人进入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包括对内地商人前往贸易也实行审批制度。对批准前往的商人，也严格限制他们只许在“汉城”与“回城”之间设立的“买卖城”进行交易。为了补充驻扎军队的经费，清王朝也在新疆实行了屯田。屯田的种类分为兵屯（由士兵进行的屯垦）、回屯（由各地移居伊犁的伊斯兰人进行屯垦）、户屯（由从中国内地来的移民进行屯垦）、旗屯（由八旗军进行屯垦）和遣屯（由来自中国内地的犯人进行屯垦）等。但是这种屯田主要集中在北路，因为北路移居有大量的汉族和回族农民，而直到1831年为止，在南路仅有数处“兵屯”而已。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即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维吾尔社会的第二年，乾隆皇帝即决定：“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露出了他想把新疆变成满族的军事自治领的想法。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被定为“旗缺”（即只能任命满族出任的官职），总数上升至二十三个的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驻在大臣，全部由满族人和蒙古人担任。这种充分反映了民族差别意识的统治体制，无论怎么看都不能说是清王朝的统治者出于保卫国家边疆的目的，而完全是出于他们防备汉族的一种私心而设。

在全国总数为八十万人的清军中，八旗的兵力不过二十万。清王朝面对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这一现实，采取了重点防卫、即只在军事要地安置八旗兵的政策。然而即使在这种八旗兵力告罄的时期，清王朝依然决定新疆驻屯军的半数（20990人）为八旗兵，除非是为了将新疆变成满族的军事自治领的明显意图以外，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其他什么目的。

清王朝在全国的重要地区共计设置了十四名驻防将军，与其他的将军相比，伊犁将军所管辖的地区最广大，所指挥的军队最多，所领的养廉（年俸）也高达一千两。　　

对于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来说，将非汉民族的势力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清王朝在防止维吾尔族与汉族的交流，培养维吾尔族对满族的亲近感和一体感的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乾隆二十六年，清王朝政府统一制作了阿奇木伯克的官印，官印上所刻的是当时的维吾尔文（回子字）、满文和蒙文，却没有汉字。

清王朝对驻新疆的八旗兵学习汉文一事，采取消极的态度，反而奖励伯克的子弟们学习满语。另外，清朝政府虽然在汉人地区强迫汉人留满族式发辫，但是在维吾尔地区却只允许高级伯克蓄留，即把它当作是对维吾尔人的一种恩惠进行实施。出于从金融上控制南路维吾尔社会的意图，清王朝在新疆还制作了与中国内地的货币异质同价的特殊货币――普卢，以限制新疆人与中国内地的人们进行经济交流。在伯克入朝时，也要求他们尽量避开汉族的居住地区，绕道北部的蒙古地区，在位于蒙古人居住地区的承德进行。　　

清王朝对维吾尔社会的统治政策，表现了清王朝的民族思想和国家思想。清王朝统治中国的特征是，不是谋求全国的同一化，让边疆地区逐渐靠拢内地并逐渐内地化，而是以位于中国内地北面和西面的蒙古、西藏以及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为藩部（当相对于藩部外围的藩国时，藩部又被称为内藩），基本上没有触动当地民族原有的传统社会构造，在蒙古地区利用蒙古王公实行札萨克制，在西藏实行以达赖喇嘛为首领的“政教合一制”，在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实行伯克制等，从制度上规定了这些地区为不同于中国内地的特殊地区。

清王朝将内地和藩部分为两个各自为政的地区，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实行严格的隔离政策，这是清代的藩部与中国历史上的藩部根本不同的地方，它实质上是一个由清王朝主导的满族与中国西部北部各民族的政治联盟。清王朝的对藩部政策，实质上是让藩部的各民族只与统治民族的满族发生关系，使各民族产生一种与满族之间的民族的亲近感，变藩部制度下的各民族为满族的盟友，以牵制内地的汉族。清王朝的统治构造，从地域上看好像只不过是一种将领土一分为二的领土构造，而实质上却是一种中华王朝的国家性质和满族统治的民族性质同时具备的双重政治构造。　　

朝廷中管理藩部这个民族政治同盟的机构，是1636年（顺德元年）以“蒙古衙门”的名义成立，以后改名的“理藩院”。“理藩院”在朝廷内的地位与政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相同。正如康熙皇帝所说的“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那样，在清王朝的统治体制当中，理藩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接待周边民族所派使节的汉代的“大鸿胪”和唐代的“鸿胪寺”、负责处理与西藏关系的元代的“宣政院”等中央官厅，作为直接管理复数的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官厅，清王朝的理藩院还是第一个。除了一名额外侍郎（定额外副大臣）由蒙古人担任以外，理藩院的负责人（尚书、侍郎）的官职全部被定为“旗缺”，只任命满族人出任。经过顺治、康熙和乾隆时代的改造，到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专管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事务的徕远司的设立为止，理藩院共拥有六个部门――典属司、王会司、理刑司、旗籍司、柔远司和徕远司。并先后制定、完善了《钦定蒙古律例》（乾隆六年）、《钦定理藩院则例》（1814年，嘉庆十九年）和《钦定回疆则例》（1814年）等有关统治藩部的特别法律。　　

从牵制汉族的角度出发，清王朝维持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禁止维吾尔人与汉族之间的交流往来，使维吾尔人成为直接服隶属于清王朝满族皇帝的臣民。但是这种统治政策，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清王朝信任维吾尔人。清王朝也从各个方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以防止维吾尔人的反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驻在大臣严密监视伯克和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这两项措施。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下定决心发动战争以征服天山南部维吾尔社会的乾隆皇帝就如何统治征服之后的维吾尔社会指出：“朕意不必用回人为总管，仍循其旧制，各城分设头目，统于驻箚伊犁之将军”。也就是说，早在战争发动之前，清朝政府就已经决定了不在维吾尔社会内部设置统一的行政体制，使互不统属互不关联的各个地区及其伯克都直属于清王朝的政策。这种做法，首先是让维吾尔社会失去统一性，因而不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反抗力量。其次是尽管不直接干预地方行政，但通过伊犁将军和各地驻在大臣的管理监督，可以大大地限制了伯克的权力。　　

清王朝为了防止伯克剥削民众，同时为了抑制伯克形成地方势力，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1、废止传统的伯克世袭制度，确立了伯克的补缺人选事宜由驻在大臣掌握（选拔推荐权），然后由清王朝政府任命的制度。

2、导入了回避制度。即不许高级别的三品、四品伯克在其出身地区任官；五品、六品、七品伯克不得在其出生地任官。

3、分散阿奇木伯克的权力，使阿奇木伯克与依什罕伯克二者互不统属，将一部分职权规定为依什罕伯克的专管范围。

4、设立伯克参朝制度。

5、留不信任的伯克、和卓居住北京。　　

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以后，“因其教不改其俗”，即承认宗教学者（阿訇）作为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掌握文化教育事业的现状，允许穆斯林们照常进行日常的宗教活动，并修缮了以前和卓们的“麻扎”（圣者之墓）。但是清朝认为，维吾尔社会不安定的根源首先在于和卓家族的存在，为了巩固清王朝在维吾尔社会的统治，就要大力限制和卓的权力、努力消除和卓的权威。清王朝明令禁止了苏非教团的集体礼拜，对于白山党和卓，除了逃往浩罕汗国的以外，都被送到北京，与维吾尔社会隔绝起来。对黑山党和卓也是同样，因为黑山党和卓在清王朝征服回疆的过程中曾采取了协助的态度，清王朝在任命他们为伯克、给予其特权的同时，又使他们全都离开其传统的势力范围，送到别处任职。　　

清王朝为了削弱伊斯兰教的经济实力，规定维吾尔民众上缴清真寺、麻扎和麦地里斯（伊斯兰学院）的宗教税不在法定税金之内，将在瓦合甫地（穆斯林信徒向清真寺和伊斯兰学院进献的土地）上耕作的“燕齐”编入普通户籍，使之成为清王朝政府的纳税人。清真寺的新任阿訇也须由伯克推荐并作担保，由驻在大臣进行任命。　　

清王朝在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彻底贯彻了政教分离的原则。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乾隆规定：伯克是由清王朝政府任命，并向清王朝政府负责的地方官；严厉禁止和卓、阿訇干预行政，剥夺了他们监督批评责难伯克的权力。乾隆还再三明令禁止任用阿訇为伯克，以及由伯克兼任阿訇，禁止清王朝驻在大臣与阿訇进行个人交际，也曾出现过阿奇木伯克因默认夫人“读黑经”即参加苏非教团活动被揭发、削职之事。清王朝承认伊斯兰法裁判官“哈孜”调停民事纠纷、处理遗产分配、登记婚姻手续等裁判权，但严格禁止伊斯兰法干预刑法和司法。咸丰时代的叶尔羌参赞大臣就曾因“查经拟罪”而被解职问罪。　　

清王朝还限制维吾尔人与邻近诸国之间的往来。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白山党曾经把浩罕汗国作为从事反清活动的根据地。浩罕汗国是那克什班迪教团势力很强的地区，而且当时的维吾尔人实际上也感觉不到与浩罕人在民族上的差别，自古以来，两个地区之间就有着频繁的经济交流和民间往来。在清王朝征服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时逃往浩罕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对于维吾尔社会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清王朝必须时时戒备着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势力的复辟。乾隆时代以后，维吾尔人同浩罕之间的自由往来被禁止，到了嘉庆时代，阿奇木伯克与浩罕等国之间的通信也列入了被禁止之列。　　

尽管清王朝自称是正统的中华王朝，但是他们出于维持满族对中国的统治这一目的，在从政治和经济上优待维吾尔上层，允许维吾尔人自治的同时，又将他们与汉族彻底隔离开来。然而另一方面，清王朝又时刻戒备着维吾尔人出现脱离中国的倾向，特别是对各种伊斯兰教的活动加以诸多限制，不承认维吾尔社会是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共同体（“乌玛”）。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维吾尔社会实际上成为一个介于中华社会与“乌曼”（伊斯兰教共同体）之间的存在。

清王朝传统的新疆统治政策，毕竟是由一个非汉民族对中国实行统治的过程中被制定出来的统治政策。它维持维吾尔社会传统的社会体制，使维吾尔人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得到继承，实行非剥削的经济制度，保护维吾尔人的民族利益不受汉族人的侵害等一系列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防止维吾尔人与汉族进行交流、防止维吾尔人被中华文化圈吸收的目的而制定的。由于这一统治政策具有狭隘的民族性，它妨碍了维吾尔人的中国国家意识和中国人意识的形成，不仅给以后清王朝的新疆统治留下了破绽，也是现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直接成因。

尽管清王朝在清代末期开始致力于建设维吾尔人的“中国人意识”，但是当中国国家衰落之时，对于周边民族来说中华文化已不再是唯一的具有绝对吸引力的文化，这时再希望他们建立“中国人”的意识，不能不说已经为时晚矣。　　

清王朝之所以在维吾尔社会实行一种特别的政策，是为了维持双重构造的统治中国的体制。然而事实上，清王朝的统治政策给维吾尔人也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清王朝的行政政策，只使一部分有势力的维吾尔上层得到了好处，而“以夷制夷”的统治手法，没能防止并抑制维吾尔人伯克及驻在大臣们的腐败；清王朝的伊斯兰政策，具有许多压制伊斯兰教的成分，也未能顺应维吾尔人的宗教感情。这两点，也正是维吾尔人多次起来反抗清王朝统治的基本原因。　　

为了防止维吾尔人势力的扩大，清王朝在维吾尔社会里没有建立统一的行政体系，这种做法妨碍了统一的维吾尔民族意识的形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维吾尔人开始出现共同民族意识的时期，也正是一部分维吾尔人开始鼓吹所谓的“东＊＊＊坦独立”之时。不仅是维吾尔问题，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蒙古民族问题、西藏民族问题，同样都发生在当年被清朝列为藩部、与中国内地相隔离、实行了特殊政策的地区。这一切现象，都使人不得不再次深思清王朝民族思想和国家思想的是非得失。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9309059/answer/161391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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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新疆，动不动就一堆人拿着满清的疆域去鄙视明朝。这种隔代斗兽棋真挺没意思的。

有篇文章写挺好，摘录部分：

首先，这个话连满清君主谈到我萌时依然不得不承认其成就“远迈汉唐”，其次实控的全盛疆域上两者并无什么量级上的差异，清多了个西域但从未控制过安南，在南洋的影响力比我萌也差得多，我萌在成化年还能成功出兵干涉泰国的王位继承，而清对东南亚政权的干涉几乎就没成功过，当然必须承认由于蒙满共主的原因清对内亚的控制比明强；能长期稳固控制的疆域两者也没什么差异谢谢，东北吹得震天响，郡县程度却大幅度落后内地，一度差点全部割给了毛子，新疆也一样，稳固建省都到1860年以后了，本质上明清两代稳固控制的也就是内地十八省加部分边疆重地，大部分边疆区还是以羁縻为主。最后，关于人口，我大萌倒是也想在开国时就种土豆啊，然而并没有时光机啊，另外，由于人口过多，早早进入马尔萨斯陷阱，贵清的粮食人均产量很长时间内反而不如万历时期的明代人均产量，康乾雍时代普通小民的生活未必有万历时代高。

所谓“有效的团结或者说控制了各民族上层阶级”的大清在没完蛋前，新疆各路头人争着给阿古伯带路，完蛋后，蒙、藏的头面势力都毫不犹豫地选择独立，如果不是TG出来收拾局面重整河山，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而大萌快完蛋的时候，西南的土司虽然从万历开始就不断有跳出来作死的，但大部分依然选择忠于大萌，虽然大萌在内亚问题上处理得一坨翔，可从结果上看，最后闹到蒙古独立的清同样也没什么资格指手画脚谢谢。

清的局面并不比大萌开国时复杂多少谢谢，你清从大萌手里接盘的是一个有着完整官僚机构管理的汉地十八省，而大萌接盘大元的时候，拜大元倒退式的军事贵族+地方豪门的统治方式所赐，南方、中原、关中、辽东、燕云、云贵是事实上相互割裂的区域，北方农耕水平极度倒退，大萌初年不是不想占领西域，萌的大军实际打到过吐鲁番，但是自然保护区一样的关中实在支撑不了军队的后勤。

不平等条约多割地赔款，但不亡国亡天下，这没什么值得骄傲的，真的，这是各路列强看你清当帝国主义的狗够尽责，多拉了你两把，否则贵清就要被长毛一波推倒了，而一旦帝国主义决定换人，比如辛亥，清连一年都没撑过去，为此而沾沾自喜，大概诠释了什么叫“恬不知耻”吧。

再提醒你一点，大萌虽然在辽东二十年屡战屡败是挺丢脸的，但你清被军镇起义一年干倒，创下大一统王朝最速药丸纪录，哪个更烂？

最后，清能得天下，不是其他势力是笑话，而是所有势力中你清最不要脸，快速和大萌在北京城的人渣苟合篡夺了农民起义军在北方的土地改革成果，连曾国藩的心腹都知道“本朝得国太易而杀戮太重”。为此而沾沾自喜，大概又一次诠释了什么叫“恬不知耻”吧

清末还有电话电报火车铁路，近代化的轻重工业，近代化的兵工厂造船厂，近代化的海军新式陆军。——被日本吊打的海军陆军？还是建完后就直接颠覆了自己的新军？

但是提醒一点讨论历史问题还是有门槛的，在讨论宏观的历史话题的你来扯发型，恕我直言，你这种杀马特的认知水平出门真挺丢人的。

金钱鼠尾那个时间段在东北的流行也有它的合理性，但用暴力，乃至屠杀手段强迫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个民族遵守这一习俗反映的是赤果果的残暴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承认这一点，才是在明清易代问题上进行平等交流的基础，凡是不承认的，容我啐一口“呸，满遗！”，你不配得到尊重！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5648623/answer/239835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