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201：海上余绪 -- 本嘉明

　　1. 耶稣会本身是站在保守的天主教立场，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学，数学、哲学、医学等等）是其捍卫其既有教义，应对欧洲第二次翻译运动引发的古希腊知识传播以及哥白尼日心说冲击的武器，其通过更精确的测量，以及在宇宙观上对日心说的部分妥协（第谷的地球-太阳 中心说）成功领导了格里高利历的改革，构成了其在天文学和历法制定上的老本，但由于教义不放弃日心说，耶稣会士（当时来华的耶稣会士全是经过专门神学、科学训练长达十多年的传教士，不可能不知道哥白尼与伽利略的日心说）拒绝日心说，来华后也刻意避免日心说的宣传，甚至根本不翻译不介绍这方面的成果，因此耶稣会的天文学知识本身就有根本性的发展瓶颈，在欧洲18世纪耶稣会就已经在科学上落伍了。除开天文理论外，在仪器制造上也是如此，望远镜在耶稣会士看来仅仅是观察用具，但是后来该工具成为测量用具

　　

　　2.耶稣会坚持的亚里士多德体系，这里面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四元素说，在当时耶稣会士自己的文字记录中，其向中国文人宣传这个知识就遇到巨大障碍，很难成功。

　　

　　3.耶稣会士科学知识传播的根本动机是为了传教，宗教目的大于知识本身，为了传教，其在知识传播中有意的向本土知识妥协，170页到171页汤若望与杨光先的争执就非常明显，也妨碍了其知识的传播

　　

　　4.数学知识也没跟上欧洲最新的发展，耶稣会基本还是传播的几何学知识

　　

　　5. 18世纪初耶稣会遭到其他派别的攻击开始衰落，即使其知识已经更新，也难以想明清再提供优秀的传教士了

　　

　　艾尔曼的书第九章有趣的观点，德川幕府的引入兰学确实比清朝早（1811年就翻译了荷兰文的物理学著作），但是与19世纪20年代美英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的翻译工作所引入的书籍相比幕府翻译的这些书立马显得非常落伍，至少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在中国经新教传教士和中国人联合翻译的著作反而大批量向日本传播，只是在甲午之后，赴日留学并翻译日文著作才成为潮流

　　

　　天朝的问题是，在微积分领域，当时英国因为牛顿微积分在符号系统上的问题远落后于法国，但偏偏翻译的是英国的数学著作，有意思的是，翻译过来的书的原作者自己在作品里面就吐槽英国微积分符号系统太落后，这点局限让英国人自己发展微积分都非常痛苦，更不用说中国人了；第二个就是新教传教士在翻译生物学著作时，有意改变原作内容和观点（更关键的是当时那个年代在欧洲也是面临进化论的冲击，新教教徒不会轻易接受达尔文的观点，但是偏偏是这些人才有借欧洲的知识进行传教的动力），达尔文的进化论被改写成新教的自然神论角度的解释，这种做法和耶稣会士隐藏哥白尼和牛顿的观点如初一辙；第三，新教传教士的翻译和出版虽然很早就在进行，但仅限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即使是得到洋务运动的地方大员的支持）以及洋务运动新建的部分军工机构内部，辐射面很窄，翻译和出版工作并未和天朝教育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相应的知识并未转化为教材，甲午之后才和教育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之后将新学融入教育改革，天朝这方面落后了几十年，从某个角度可以讲，正是因为经学复兴了古代学术的成果以及耶稣会传播知识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让清朝放慢了吸收欧洲知识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