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谈谈欧盟 -- qdst2008

*这是江泽民同志会见英国首相特使、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时谈话的要点。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六日）

我仔细读了撒切尔夫人（）的来信，赞赏她对两国关系采取积极态度。她提到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责任。对此，我们意见一致。她表示英方仍信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我们表示欢迎。

今天，我要同你谈的主题，是政治上如何改善中英关系，其中包括香港问题。在香港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即“一国两制”构想。这个创造性构想的提出，为中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打开了新局面。一九八四年，中英就解决香港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这是中英长期努力和合作的结果。我们一直珍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遗憾的是，今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反华潮流，香港也发生了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处理这场政治风波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有权处理自己的事。

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2）在《归去来兮辞》中有句名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同意撒切尔夫人的话，要往前看。中国始终信守一个信条：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形成的，要由它的人民来选择。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英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不应该影响中英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和贸易往来。在“一国两制”问题上，我曾在同香港许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谈话中引用过中国的一句谚语，叫做“井水不犯河水”。有的香港人不大理解，说：“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必定犯井水。”其实，我这句话完整地说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我们这些人年青时参加学生运动的目的，就是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统治，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切奋斗的目标，就是争取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幸福。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自由。各国的政治制度同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香港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和居民表达意见的方式，香港实行政治民主化要循序渐进。撒切尔夫人说英方不能不考虑香港的“民意”。民意问题，要看究竟是民众真正自发表达的意愿还是有人操纵。

在西方国家，所谓“民意”也往往同当权者的引导和意图贯彻密切相关。香港有的人说代表“民意”，我看他就不能代表民意，一是他有一定的个人目的，二是他唯恐天下不乱。香港不稳，对港英当局、对中英双方都没有好处，只会危害香港的稳定繁荣。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交接之前，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我希望双方能从香港的根本利益出发，就民意问题取得共识。在经济方面，我希望英方不要搞过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开出过大的支票。基础设施过大过多，难以完成，将给香港带来问题。英方的意思似乎是，在立法局直选议席问题（3）上达成谅解是一个前提，如果达不成谅解，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就都不能取得进展。我认为，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我们很关注东欧局势，但中国与东欧国家很不一样。

第一，我们党从成立起就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在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是由其前身社会民主党演化而来的。

第二，我们军队久经考验，是钢铁长城。

第三，我们是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不同于东欧一些国家是由苏联军队解放的。第四，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优良传统，重视民族气节，决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在任何问题上，如果合情合理同我们商量，都好说，但企图压我们是不行的。你越压，我越硬。双方应该从各方面来促进两国关系的恢复，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共同商量和讨论解决有关香港的一些问题。今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除国内因素外，确实也有国际背景。国际上有些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乱得差不多了，中国也只要推一下就倒了。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有十一亿多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是那么容易被推倒的吗？！

中英双方都愿意共同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也希望香港平稳过渡。香港问题完全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情，绝不允许任何第三国插手干预。在港英政府管理期间，香港发生任何不安定都不符合中英双方的利益。一九九七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继续保持稳定繁荣是双方都愿意看到的，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双方合作应有诚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对一些具体问题，只要双方有合作精神，也是不难解决的。我希望双方都要保持警惕性，因为确实有人不愿看到香港保持稳定繁荣。

注释

（1）撒切尔夫人，即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一九二五年生，英国保守党人。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O年任英国首相。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访问中国，中英两国政府首脑于十二月十九日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2）陶渊明，即陶潜（三六五或三七二或三七六——四二七），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东晋诗人。

（3）港英立法局自一八四三年成立以后长达一百四十余年的历史中，其议员均由港英总督代表英国王室委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国表明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原则立场后，英国开始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目的是把香港变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以最大限度地延续英国在回归后的香港的影响。

一九八五年，港英当局在立法局选举中引入间接选举，即选举团选举和功能团体选举，产生了二十四名议员。

一九八八年，港英当局在其发表的白皮书《代议政制今后的发展》中提出，一九九一年立法局选举将有十个议席由直接选举产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国际风云变幻，英国政府认为有机可乘，不顾中方反对，试图加快立法局直选步伐，并借所谓“民意”向中方施加压力。

中国政府从香港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循序渐进地增加直选议席，并要求英方在作出有关安排时应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相衔接。

为此，中英两国政府进行了多次碳商和谈判。

一九九O年，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双方外长交换七封信件，就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五年港英立法局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第二、第三届立法会分区直选议席的数目达成共识，确认一九九五年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分区直选议席为二十个，从而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组成的规定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