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普京的心思 -- 达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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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四、文明

要了解普京的战略意图,他的导师杜金的思想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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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 杜金1962年生于莫斯科,80年代末接触欧亚主义思想,并积极为此参与政治活动。1993年加入国家布尔什维克运动(NBP)。90年代末,创办了一些地缘政治杂志,广受军队内部好评。2002年创建欧亚党,受到普京政府内部很多人欢迎。2004年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开始组织欧亚青年运动,主张重新整合独联体国家,成为该运动的精神领袖。2009年在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保守主义研究中心”担任负责人。2011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过组建欧亚联盟,以及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事件,让作为两次事件思想来源的杜金和,产生了无数的追寻者。美国学者Anton Barbashin和Hannah Thoburn在《外交事务》发文,指责杜金运用激进的欧亚主义思想,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开脱责任,为当代俄罗斯扩张提供理论支持,杜金也一度被西方学者称为普京的大脑。

同样是讨论权利的转移,在萨维茨基那里,其提出的是文化中心的‘位移观’。这种观点认为,在文明最早在平均气温20°处产生,然后在几个千年里不断北移,到20世纪初时转移到了0°处的东欧平原西伯利亚和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地区。19、20世纪美国与俄国权势的扩张恰恰是这一结果。但到了杜金这里,这种文化视角被嫁接到直接权势的斗争上,最后演变成大西洋主义与大欧亚主义的对抗。同样是讨论游牧民族精神的影响,萨维茨基等人所谈论的是指,生活在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分别对北面的罗斯,以及南面的拜占庭-突厥地区的影响,指出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到了杜金这里,被进一步推断成,未来的俄国应当联合这里的突厥人,使之成为俄国的战略盟友。

杜金延续传统地缘政治的两分法来分析国际政治矛盾。将强权分为海权和陆权,将文化分为西方与东方,将宗教思想分为基督教与东正教,将政治制度分为民主与威权,将英雄主义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将斗争的主体分为大西洋主义与大欧亚主义,将未来世界局势分为单极与多极,将历史分为动态历史和传承历史等等。并且认为,这种长久以来的对抗决定了世界历史命运,同时俄罗斯是欧亚主义的代表,是西方敌视俄罗斯的最根本原因。

杜金认为,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模式已然不适应时代。在它看来,奉行民族国家的地区和国家,是无法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的,最后只能成为他们对抗俄国的附庸。因此主张在主要文明区域上,建立几个区域性的联邦,然后联合起来对抗大西洋主义。

他这个视角下的俄国对外战略,首先应当同一体化的欧洲联合,而且主张把美国的欧洲势力排除在外,既抵制英国人在欧洲内部的阻挠,即所谓的“莫斯科-柏林-巴黎”轴心。其认为德俄两家精神实质相同,同样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不满,因此认为通过在欧洲划定势力范围的方式,与德国达成妥协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次,俄国应当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在杜金看来,日本从19世纪末以来,一种有种强烈的反西方精神,尤其是对近代西方盛行的黄祸论的反感。另外,日本是个经济大国,其不仅有能力资助俄国的复兴,也有着摆脱美国控制,称霸东亚的雄心。因此其认为,俄罗斯应当以归还占领的北方四岛,达成同日本的妥协。

在杜金看来,欧洲与东亚是除了欧亚州和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以外,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力量,未来世界的走向为这四个权力中心所左右。所以,只要能把东亚与欧洲这两块地区联合在欧亚州身边,那么大西洋主义一定会失败的。

同时我们还应该清杜金对中国的矛盾心理。杜金在其早期的作品中认为,中国虽然有着巨大的内陆规模,但不应当看做是单纯的大陆国家,而是海陆性质兼有之。1840年后,中国逐步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并被纳入到大西洋主义中。虽然在1949年后同苏联结盟,封闭了海洋性质,但这段历史是极为短暂的,并在70年代重新回到大西洋主义当中。杜金十分担心中国在未来会改变西伯利亚的民族构成,担忧中国觊觎西伯利亚,因此主张在中俄边境划定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作为两国的缓冲区域,继而断掉中国对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幻想。但在随后的作品当中,杜金逐步改变了这种中俄对立的看法。其看到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地增强,而且不满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其越来越赋予中国对抗美国的属性。因此认为,可以拉拢中国成为对抗美国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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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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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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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位学者项飙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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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金认为,整个世界就是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之间的博弈。他认为俄罗斯在 90 年代衰落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陆和海洋不平衡,大西洋主义不公平地侵入了大陆主义,欧亚文明自己的文明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各种病态。同时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也是罪魁祸首,没有巩固大陆文明,被西方所侵入。他为什么对人类学和后现代理论非常关注呢?因为他是彻底的相对主义者,他认为大陆文明、新欧亚主义的文明有自己的基因、规律和语言,所以他也经常引用语言哲学,比如维特根斯坦,他认为海洋文明不可能理解大陆文明,二者不可沟通,必须保持制衡。大陆文明内部的事情只能够通过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和评价。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用海洋文明的标准来评价大陆文明。

第二,杜金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他认为国家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文明。所以他对地理、环境、气候这些东西特别关注,他认为是欧亚大陆的气候养成了这个文明的气质,这是不可改变的,必须尊重。在一定意义上,他又是比较奇怪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但是他宣扬的多元文化是这样的,如果你只在文化意义上是犹太人或者穆斯林,但是不一定信犹太教或者伊斯兰,在杜金眼里简直是一种罪恶,因为你背叛了自己的文明基因。所以他认为海洋文明的现代性最大的问题就是背叛了自己文明的根基。但他又说,如果你们自己愿意这么做,我们不管,但是不能要求我们大陆文明也这样做。这是他理论上的一些叙述,“文明”这样一个非常抽象又非常本质性的概念,是他一切想法的根基。

这里又说到他对乌克兰的叙述。我们知道列宁主要是通过乌克兰问题来叙述他的民族政策,而普京一系列的文章一直在抨击列宁,说列宁塑造了一个虚构的国家叫乌克兰等等。而杜金认为俄罗斯必须占领乌克兰整体,除了乌克兰最西边的三个省,对此他有很详细的叙述,他认为西边三个省跟斯拉夫文明不完全一致,所以不一定要管,但是其他部分一定要占领。这种占领等于是替天行命,是因为他们在文明上是一样的,是因为后来不正当的政治变化扭曲了这种关系。所以他最近很清楚地讲,俄罗斯当然在违反国际法,因为在他们看来,文明比国际法的地位更高。

杜金跟纳粹的意识形态有根深蒂固的关系。杜金说自己是提出“第四种理论”,他认为人类现代社会经历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然后是新欧亚主义。新欧亚主义是对前三种的扬弃和超越,所以他肯定不认为自己是纳粹主义,但是你看他实际的文章,很明确地引用了很多同样影响了纳粹政策的思想家。但我觉得给他什么标签,他是不是纳粹,这个倒不重要。他的思想根源跟纳粹的思想根源很近之处,就是这种对于文明的强调,这是德国 19 世纪浪漫主义思想对后来人类学发展的影响,在政治上也确实影响到纳粹,比方说不可能改变日耳曼人文明的本质、本性,一定要去捍卫自己的传统、历史和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纳粹会在 30 年代兴起,也是因为一战之后,德国战败,全世界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巨大的恐慌、空虚和迷茫中,突然发现了传统,以及种族自豪感的重新兴起——这样一个高贵的民族怎么会受到这样的屈辱?这种自豪加上屈辱,形成了巨大的动员能力,特别是对当时的精英有号召力,所以当时希特勒上台,大的资本非常支持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考虑,跟意义世界的构成有关系,要争口气、要荣耀等等。这个我们可以再谈,我觉得中国社会要警惕,这些东西一开始讲,大家听得比较奇怪,但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去讲,很能够打动人心,讲多了之后它就变成佛家里讲的执念。你要仔细去想,是讲不通道理的,不能解决什么人生问题,跟物质现实没什么关系,但它会变成一个执念,不问逻辑、不问原因、不问道理,你就是要愿意为它牺牲,反对这个执念的人就马上被定义为敌人,也不需要辩论。这是他跟纳粹思想根源的联系。

《项飙专访:俄乌战争与日常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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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金的理论非常丰富和驳杂,简单地勾勒一下,我们可以总结杜金的理论为:依据文明为准绳,突破民族-国家的传统范式,重新整合地缘政治格局。

从这个角度,普京的这次“军事行动”,以及他在“檄文”中透露出的思想意识,跟杜金的理论是很相近的。

那又要回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到底是以地缘、血缘,民族、国家,还是以意识形态,还是文明来划分?

因为改开后几十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人这些年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一切以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这虽然大致是不错的,但这种单一的思考方式,很容易走向一种功利主义的极端。并且,单纯以利益思考问题,也是有很多维度的,个体利益,集体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短期利益,长期利益等。

可以说,利益的视角是多维的,算法是复杂的。而当今中国一方面因为经济成就的加成,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网络键政领域,近年来越来越流行一种“巨婴”式的思维和话语,即“我们的利益第一,别人死不死不重要,我们才是最重要的!”

这当然大方向是没错的,但我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任何人都应该从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但绝不能声称自己从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不管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都需要给自己的行为找一个道义的理由,这本是常识。就像你和人结婚一定会说是因为爱情,而不会说“我是为了利益才结婚的。”离婚也会说是没有爱了,而不会说是因为利益受损。

所以,即便道义很多时候是虚伪的,也不能不讲道义,否则就是授人以柄。而“巨婴”型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只会招致群起而攻之。

回到之前的话题,当冷战结束后,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曾风行一时,他认为西方式民主政体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最终、最美好的形态。

当然,他的理论很快被现实、还有他的导师亨廷顿“打脸”了。其实在九十年代,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很不喜欢亨廷顿,认为他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外,又“生造”出一个文明分野,人为制造隔阂,唯恐天下不乱。

然而从“文明冲突论”出炉之后的这三十年历史来看,这个理论本身是很有洞见,有深刻的合理性的。

但这里仍然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血统论民族主义者通常宣称,亲不亲,血缘分。而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会说,亲不亲,阶级分。那么文明论者该怎么去划分自己的“亲疏”呢?

我认为,从不同的文明类型来看,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你觉得他和你亲,他自己可能觉得未必。

从一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我个人认为,西方世界的亲疏划分大致如下:

(从亲到疏)共济会(隐形的中心,事实老大),犹太教,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东正教,佛教,儒家文化,其他。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没有经过很多历史文化验证,供参考。我个人认为,俄罗斯民族自始至终认为欧洲跟他们是同根同源,自认第三罗马,如果要考虑“结婚”,俄罗斯首先考虑是欧洲。

但欧洲人却始终对俄罗斯有一种隔阂和恐惧心态,这种心态被英美很好地利用了,这次俄乌危机也是明证。

而这让俄罗斯感到非常压抑和委屈。人的语言可以骗人,但感情是很难骗人的。不妨回到二月21日普京发表的第一篇“战斗檄文”,普京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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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要说一些之前从未公开说过的话,这是我头一次说。当时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访问莫斯科时,我问他:“美国对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有何看法?”

我不会透露那次谈话的所有细节,但从表现出来的内容看,他对我问题的反应应该说是持保留态度的,而美国人对这种可能性的实际反应方式,可以从他们对我国的实际操作步骤中看出。这包括公开支持北高加索地区的恐怖分子,不重视我们在北约扩大问题上的要求和安全关切,退出《反导条约》,等等。可能你想问:为什么,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好吧,你不想把我们看作你的朋友和盟友,但为什么要与我们为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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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中包含的屈辱、不甘和悲愤,我想是个人都可以读出来。加上之前叶利钦开始,俄罗斯至少四次提出过加入北约的意愿,但始终被“无视”了。

而俄罗斯当下与中国的“结盟”,虽然在利益上有相对牢靠的基础,但这却很难改变俄罗斯内心深处的情感偏向和亲疏之别。不妨引用最近的一则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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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认为我在挑拨中俄关系的,我建议他再去读一下我之前的帖子我觉得。尤其是那些讲“唇亡齿寒”的,本身就是纯粹的利益计算,而非“血浓于水”那样的情感表达。

通宝推:纳米小洞儿,红十月,脑袋,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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