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信息流行病】新冠超额死亡数据的悖论 -- 夕曦

首先声明：

1， 在我从事的专业领域的一个常识是：没有一个研究可以完美地全面解决研究的目标问题。同样，一个帖子也不可能把与主题相关的所有方方面面解释清楚。没有说清楚的地方，欢迎提问或者补充。虽然比大家多了解一些专业知识，也只是个人很肤浅的认识、个人看法而已，有错误也是必然的。

2， 这里是用不同的视角看待热点事件：“新冠超额死亡数据的研究“。同时也是将我了解的专业知识介绍给大家，由于知识积累的基线不同，肯定会有与大家不一样的观点。可以探讨，但不希望简单粗暴地贴政治性标签，扣帽子、批判、骂人。

3， 与数据分析相关领域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表面很明显的眼见为实的东西，统计分析后有可能证明“眼见为实”的观点是错误的；更进一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分析，还可以发现统计分析对“错误”的认知还可能是错误的，但又不支持原先“眼见为实”的观点。也就是说对同一个事实，在不同层次的认知可以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和观点。不同层次的观点，争论谁对谁错是没有意义的，更现实的作用是拓展自己的眼界。

2020年初爆发新冠世界大流行，当年6月底世卫组织就首次召开非公开的信息流行病学会议，目的是“在COVID-19大流行背景下（世卫组织首次信息流行病学会议）

这个帖子主要讨论的原始信息产生于一个不完美的专业研究，由哈佛、耶鲁、Baylor医学院等著名大学的学者开展，在顶级国际权威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发表，题目是：新冠病毒Delta和 Omicron 流行期间马萨诸塞州的超额死亡研究，给大众介绍了“新冠超额死亡数据和超额死亡率”的新概念。（超额死亡研究）

该研究观察到的结果是：

这个研究的论文发表后，在社交媒体上产生了一些传播又远又快的、与之相关的错误信息，主要的信息流行病有两个，一是奥密克戎有更高的致死率，二是更高的致死率说明奥密克戎比德尔塔的毒性更强。

首先，我们需要看看超额死亡的研究到底可以提供什么信息。

超额死亡研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种不太可靠的间接研究方法，目的是研究疫情爆发对现有医疗资源冲击的程度，据此数据用来辅助评估并选择不同的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

我是在非典爆发后期的一次关于非典流行学术活动中最早接触超额死亡概念的。由一个当时兼任世卫组织顾问的教授提出讨论的。因为第一次接触超额死亡概念，特意着重问了几个相关问题，综合讨论的结果，对超额死亡有了以下大致了解。

对一个国家和地区，医疗资源和水平都是有限的，并且分布不平衡的；由多种因素决定，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生活卫生习惯、医疗体系和水平等等。由于医疗资源与水平的限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得到针对具体病情的理想治疗，必然会出现死亡。有些是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出现的死亡，这部分属于医院死亡的统计数据；也有在医院以外的因病死亡，不会记录在医院死亡数据中，而是会统计在社会总和死亡数据中。

在正常社会生活状态下，会形成两个死亡动态平衡。一是医疗资源供给量决定的死亡平衡，医疗资源不能满足收治所有社会上新出现病例，病人在医院以外因病死亡；另一是医疗水平决定的死亡平衡，就是医院内死亡。从长期看这两个死亡动态平衡中的死亡数据是相对稳定、变化区间不大的，可以用来做为超额死亡研究的对照数据：就是预期死亡数。

在特殊情况下，比如重大自然灾害、战争、疫情或严重污染事件等，可以导致短期内出现大量新病例或者政府政策措施干预医疗资源被占用，都会导致医疗资源和水平显著下降，正常情况下新出现的病人得不到医疗救治或只能得到低质量的医疗服务，结果是两个死亡平衡都被打破，在预期死亡数之上增加了死亡。虽然医院内和医院外死亡增加的程度可能不同，与预期死亡数相比，都属于超额死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超额死亡都是特殊事件的附带死亡（collateral death），不是直接死亡。超额死亡研究既可以评估特殊事件连带的间接损失，也可以用来判定采取的对应政策与措施的效果，因此说是间接研究方法，并且使用的死亡数据相对其它公共卫生研究方法来说都是笼统不准确的。

当时对非典疫情的防控的讨论，有一派的观点是由于中国严格的隔离政策，在医疗资源和水平都相对西方不足情况下，会产生更多的超额死亡。虽然非典病毒的死亡率很高，但全球累积总死亡人数只有800左右，中国医疗资源因隔离被挤占导致的超额死亡很可能大于非典病死亡人数。

我当时听了很是气结。疫情初期这些专家同事批评中国不承认存在非典疫情导致疫情蔓延，对此问题我无话可说；但中国发现错误后迅速采取断然隔离措施控制了疫情，他们又用超额死亡来批评，虽然是学术讨论，还是让人感到很过分。不过当年中国疫情防控确实问题很多，很难有底气反击这些批评。

另一个让我气结的地方是，超额死亡研究需要长期的死亡统计数据，中国当时都没有或者是不公开的。在谁都没有中国死亡数据情况下，西方专家用超额死亡估计来批评中国，是无法用数据客观反击的，让人非常郁闷。在这之后我对相关的数据非常留心，发现中国的确有死亡数据，甚至比西方统计的还完整准确，令人遗憾的是一直都不公开。同时行业壁垒和本位主义严重，很难出现跨领域合作将数据的潜能发挥出来。几年之后，我得到一些其它数据，可以间接评估超额死亡，但已经完全没有兴趣做非典的超额死亡分析了，当时粗略估计超额死亡应该远远大于非典直接死亡数。在这个帖子的下半部分，我会用这些数据对上海疫情封控的超额死亡，做模拟分析。

非典疫情的经历，使我对超额死亡研究的认知一直局限在因隔离防控措施挤占医疗资源导致的超额死亡。这次新冠疫情，才发现另一个极端疫情对应措施：躺平，也可以引起超额死亡。新冠病毒全球大爆发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规模之大远远超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执政能力，居然有公共卫生专家提出群体免疫的“躺平”对应策略。结果每一波新冠疫情，西方国家都会在短期内出现大量新感染病人，极大占用了医疗资源，导致了超额死亡。

《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的美国马萨诸塞州新冠超额死亡研究虽然没有在文章中讨论（这是该研究不完美的地方），其中的哈佛作者还是在新闻采访中承认（“较温和”的奥密克戎）：

西方国家超额死亡研究的结果，反应出来的是“躺平”策略附带的新冠疫情超额死亡。中国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是严格的隔离防控，与“躺平”策略是截然相对的。新冠超额死亡数据的悖论，在于“躺平”策略和动态清零都可以产生超额死亡，但引起的原因是不同的，从不同的平衡端打破了死亡动态平衡。“躺平”策略极大增加了需要医疗资源救治的新病人，而严格的隔离防控却限制新冠以外其他病人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所以西方超额死亡研究的数据有用但是是不能用来直接使用的。只能使用中国自己的统计数据，确定隔离防控的超额死亡，再来从死亡动态平衡两端与西方超额死亡数据参照，在隔离与开放之间选择最佳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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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