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整理】金秋盛会 -- 神仙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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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回复方平兄

赞方平兄,只要发文,说的话都在点子上。我这里直来直去,说几点我的看法。

先说不同,主要就是胡宋提携令引出的问题。

关于令计划,此人有才无德,已是公论。我绝非有意替恶人张目,只想强调两点。

一是宋德福对令计划的提携与令本人彼时表现的关系。我原文提到,这几处提携,大概是他美中不足的地方,用事后诸葛的观点,主要领导少说有失察之责。但要说的是,令计划其人有才干,是当初他能获得提升的主要原因。在当时,其做事小心谨慎是有目共睹的。恐怕很难以十几年后的丑态恶行去翻十几年前的旧账。原文也说,王莽谦恭未篡时。如果没有明证,很难用没有先见之明去指摘宋当初对令的提携。有不太确切的比方,习在福建一路磕磕绊绊,外界看来,据说是厚道老实,但是水平略欠的。以习在福建的表现,怕很难想到如今的作为。万一,我说万一将来有了什么情况,要感慨当初不该提携习,那又要怎么说呢。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宋德福令计划都是往事可以盖棺论定,而习总还在现在进行时。

二是宋德福对令的任用,方平兄认为“还是脱不了小团体的窠臼”。我之浅见,还是不要以一概之。假定当初就是令计划掩藏得深,这样有才干的部下获得更多提升机会,是正常的。再作一类比,那就是习的之江/闽江团队,是否同样经得起小团体窠臼一词的考验?如果说,习用之江,是因为有共同信念理想,经过多年共同奋斗经历,认可其能力水平的话,怎么知道胡宋用人就不是如此呢。还真的只是令计划之辈隐藏太好太深了?说实话,习团队中的部分人马一样可能是令计划般的模样心机,只是可能还未到时候罢了。

再说看法相同相似的地方,并可能作些补充供参考。

团选拔干部方式的改变。

改开以来团的变迁,我之前写过帖子,捋过发展的顺序。韩英是起步时期,其团中央书记们大多是工人出身,但因韩英与华国锋的关系,这一期团书记们除个别外基本不受重视。但在韩英时代后期,红色后代开始挺进团中央,并以此作为成长晋升的快速通道。陈昊苏、何光暐就是这时候进的团中央。王兆国时期开始,才发挥培养接班人的作用。这时期,仍有基层工人出身如张宝顺,艰苦地区上来的胡锦涛,但也接纳了更多的红色后代如刘延东、李源潮。80年代及更早,热血青年为国奉献青春,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老胡小胡冯军等下到西藏,都是那个时代的感召。国门大开之后,对欧美生活的向往,则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主流。当然就少不了崇美,这个是跟美起苏落的大背景紧密相连的,而且日渐加深。我哪个帖子里写,同是北大毕业,后来成为团中央书记,胡春华是自愿扎根西藏;李克强则是觉得国内呆不下要出国深造,被校领导三番五次劝说留下来的。追求更美好生活是人之常情,但对主要领导干部来说应当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应该说,李克强也是从知青成长起来的,刘奇葆在做万里秘书之前也下乡务农多年,这一代团中央领导还不能就算是完全不接地气。但是选拔组织干部方式有所改变,是李克强及之后开始的。看了下大概是十五大后。就时代背景来说,文革后青黄不接的局面已经结束,老干部借顾委干政也已成过去式,邓陈皆已作古,正是三代大展宏图之时。这种背景下,各级干部以按部就班的节奏进行有序年龄更替。而当时全国的上海干部之多,如同现在的浙闽干部,按照这个节奏,四代的团队很难做到有序接班。所以会有向年轻干部倾斜,会有哈佛肯尼迪学院培养中国党政高官一事。但是,这却是起自曾庆红任中组部部长时期,比李源潮2007年出任中组部部长要早上十年,比胡总初登大位要早五年。比如说,李鸿忠在广东惠州市市长任上,于1999年中在哈佛进修培训。这段经历,在李鸿忠2017年进入政治局之后,就从简历中删除了。

与团有关的内容,容今后展开。

关于专家治国。

首先这个专家不单单指高校书记校长。先说工程师治国吧。

专家治国其实一直都有。后文会提到,所谓“留苏帮”引领的工程师治国一代。江李、胡温一代都是工程师治国的典型。近期则是高科技发展提供背景支持,其他干部上升途径都不是“自己人”掌控,所以,从科研单位、高等院校、高科技企业、军工/航天系统中,提拔年轻专家,就是一条可取之路。土共一般的考察方法,各单位途径也是一样,都是一点点加担子做起,不断考察评估,再加担子。学而优则仕的发展路径,学科专家/项目负责人起,到工厂/企业/科研单位中高层,到外放地方等等,一层层加任务。大学书记校长又不太一样。高校相当于一个微型城市,能管理好也得看水平。这其中,党委书记走所在地方党委从事党务工作;校长下放地方任科技副省长,都是比较常见的做法。至于是否能受其重,结果说话。

但是确实,像清华大学书记校长一再非常规提升,是过头了,老话吃相难看再用一次。

另外,关于谭铁牛,就当时的背景看,他去香港中联办的任命到合乎情理。跟这里说的专家治国还不太一样。谭铁牛,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又在英国雷丁大学获得终身教职,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任职到所长,并兼中科院副秘书长,后兼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局长。201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14年获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2015年出任中科院副院长。2016年底,出任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并非是后来香港动乱以至于中央出手改弦易辙的时期,还处于“中央惠港期”。谭铁牛赴港,在中联办分管科技教育领域工作,以香港科学园等为依托,促进内地香港科创交流,是其主要任务之一。他的学术江湖地位,尤其是英国经历和皇家院士头衔,对增进港民的好感是有用的。当然随着内外大小环境改变,中联办工作内容和方法也要与时俱进。今年已经58岁的谭院士,改回内地南京大学任职,是个不错的出路。在从中科院副院长到中联办副主任这点上,与高校校长先从科教副省长做起,本质上是很接近的。

对于三门干部,我在回复河友时说,

https://www.talkcc.com/article/4806465-10514

我的看法是基本一样,略有差别

不因为站队不同就划分彼此。其实就是看结果。但若说具体区别,还是有的。做团干,去党务,走的一路基本还是务虚路子。做专家,转行政,多还是务实些。无论如何,做好了才该提升,而不是靠年轻卡位按部就班排资历,才是更重要的。

还是看结果吧。

最后,就如方平兄所言,揠苗助长者,还是配备一个资深干吏去随时擦屁股的好。赞同。尤其对重要位置,以及将来的接班人团队,不在真正风雨中捶打,只是放在安全地方不失时机的拔擢,于国于己更于一方百姓绝非好事。四代吃够了这个苦头,希望习能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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