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一个侧面了解时代和人心-读《枪炮与货币-民国金融家沉浮录》 -- 行者丁

（一）为什么是上海？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1927年从上海首先清党的。之前随与共产党各种摩擦，但并没有公开闹掰。那为什么到了上海就变了？

北伐背后的财政

国人眼中气势如虹的北伐，首先是一场金钱战，财政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国民党领袖们心中的梦魇，北伐开始前蒋所做的“整军，肃党，准备北伐”的预案中出征的国民革命军，以装备7个军计算, “至少需准备枪逾5万，如全部动员，至少在8万以上”，“而每员补充费，以30元计，一个月内必须筹足250万元，出发时应备足两个月经费，战时每员每月以30元计算，如准备两个月，总需筹足500万元”，三个月内经费预算至少不低于750万元。

这是以三个月为限计算的，但战争都是越拖越久的，所以之后军费开支不断直线上涨，让蒋介石越来越头疼。北伐之初的军费主要是由宋子文负责，宋子文调拨北伐的军饷，当时只能依赖广东一省的财力和俄国的支援，广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在4,000万到5,000万元之间，大概已经有七成用作军费开支，随着开支越来越多，广东一省财力已经无法支撑，宋子文两年之内让广东政府的财政税收增长了7倍，人头税车船税青菜捐蒜串捐无所不征，到最后仍然穷于应付，所以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有回忆说他曾经当面批评宋“那种搞法把百姓搞得太苦”，宋子文一脸无奈: “不这样干哪里有钱革命呢？”

上海有钱。 本质上上海不是有钱而是有当时中国最优质的抵押资产-关税。然而问题是这也是列强对中国的吸血管。清末以来，中国就丧失了关税自主。列强其它可以不抓，但一定要抓住关税。因为这样可以变中国为产品倾销地和原材料产地，并让国内资本技术一直发展不起来。这个吸血管因此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高效和字面意义上最廉洁的机构。事实上到了北洋时期，政府的财政甚至都要依赖关税。”１９１７ 年前，关税只够偿付外债赔款及海关行政费，无可动用之盈余。 随着关税数额的增加，从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起，关税除优先开支的关税行政费、特支经费及外债赔款偿付外，尚有大量余款，出现所谓“关余”。 关余之动支需得列强驻京使团同意。” 而且，”中国关税为协定关税，加税需得列强同意，每每会遭到否决，如赈灾附捐和护照费即因列强反对而未能实行。“（《北洋政府外交经费之研究》）呵呵，起初关税刚好低到只能还赔款，真是一滴都不能浪费。

”如果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即发行公债数千万元亦无问题”，即以关税余额百分之二点五的附税一项而论，汉口关每年仅得一百八十万，上海十倍之。上海是长江出海口，关税是武汉，广州，天津等比不了的。再运用金融手段，以之为抵押发债，至少几千万立时可得。

所以到了上海，蒋终于可以踢开俄国了。依赖上海也意味着他必须和列强及资本保持队形，他当然明白这也是西方对华的吸血管。所以指望他敢于真正独立那是不可能的。尽管国府日后的确名义上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但那都是要看人眼色那种，1931年之后增加关税都要对日本让步才行。后来选择上海开辟抗日战场，也是要在最损伤英美在华利益的地方死给你们看。

这就是中国独立的悖论： 若要独立，必须有力量，但有力量必要先妥协，然而妥协了，根子上就没有独立的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