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懒？蠢？坏，其实我是挺迷糊的。 -- 审度

早在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激进势力曾经炮制过一本名为《征讨清国策》的侵华计划书，其中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分割成七块，即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以此达到控制整个中国的目的，这充分暴露了日本人企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后来李登辉觉得这个策略不错，拿过来改了下，在日本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所谓的“七块论”。

“七块论”，是台独大佬李登辉10多年前在《台湾的主张》里表明的基本立场。他主张把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等七大块地盘从中国分割出去，美其名曰：“互相竞争，追求进步”。这早已尽人皆知。另一位台湾学者王世榕（笔名王文山）早于李登辉抛出《和平七雄论》，却鲜为内地人所知。他主张把中国分成七个小国，彼此“平等合作，营造未来”。此二人一个高唱“追求进步”，一个吹嘘“营造未来”。

当年“七块论”甫出，立即引起日本媒体高度注意。《日本时报》对李登辉的政治主张、哲学理念、心路历程和台湾的未来，作了全面介绍。《产经新闻》在显著位置推荐李登辉出版的新书，日本各右翼团体人士也纷纷出面捧场。右翼学者中岛岭雄趁机炮制了分裂中国的“十二块论”。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在鼓动日本政府同中国对抗的同时，也抛出“中国应分为若干个小国”。

李登辉的书，名为《台湾的主张》。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就是"中国七块论"。李登辉写道：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5月19日，李登辉在其官邪举行《台湾的主张》新书发表会。此书中文版由台湾远流公司出版。为扩大影响，该书有平装本和专供义卖用的珍藏本两种版本，书上还有李登辉的签名与藏书章。“（台湾的主张）主张什么？《台湾的主张》系统地阐述了李登辉在政治、经济、两岸关系上的～贯主张。李登辉在书中，集中谈到了他个人的思想历程，尤其是日本和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他在书中把台湾定位为具有“国家主体性”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不仅坚持两岸“分裂分治”，而且还鼓吹把中国分为“七区”；他声称，中国的再统一“应视大陆民主化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决定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人民，基于生存发展之需要，应有充分自卫的权利，也应充分享有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他再三强调称，台湾未来的领导人，必须是愿意“粉身碎骨为台湾奋斗”，并“能以新思维为基础开创新时代的人”。《台湾的主张》全书共分“我的思想历程”、“我的政治哲学”、“台湾‘繁荣与和平’的原动力”、“当前对中共的期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也标志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

当时的中国依旧是红色政权，继苏联之后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了西方世界新的眼中刺和肉中钉。全球也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没有施行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东亚也就成了西方世界新的“征服”地区。在政治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发起新一轮围堵，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挥舞民主、民族、宗教等大棒，企图让中国如同苏联、东欧那边发生政变，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在军事上，美国从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构建“第一岛链”，大肆建立各类军事基地、布置远程导弹，打造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意图遏制中国海军向大洋发展。在经济上，西方国家纷纷以政治手段强迫外国资本撤离中国，大量外国企业退出中国市场。得不到外国资金支持，中国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停工、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在技术领域，也得不到外国支持，连最基本的螺丝钉都不能生产，严重依赖进口，阻碍经济发展。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国家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政府财政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等都得到极大提升。但是中国毕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启动，旧的体制还没有完全解体，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成型，导致新旧利益割据的冲突和摩擦越发加剧，经济运行出现严重问题甚至面临局部倒退的问题。

当时的人们，对改革开放也出现了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出现了是坚持走传统的社会主义，还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亚洲四小龙”还存在一定差距。在西方世界的渗透下，各种思潮也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涌现，导致当时的中国甚至出现了面姓资还是姓社的选择。有的人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当前的改革持否定态度。

正处于选择前进方向的十字路口上的中国，如果任凭当时社会上的各种不良思潮发展，不迅速摆脱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有可能会搁置流产。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坚定的站了出来，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一系列事关中国发展的重要谈话，史称“南方谈话”。邓小平同志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发展生产力，应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南方谈话”为当时的中国注入了强心剂、定心丸，让中国坚定不移选择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发生社会变革；让中国坚定不移搞起了市场经济，而不是走老路、走回头路，甚至走歪路、走邪路；让中国坚定不移选择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对接，大胆吸收和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南方谈话”彻底解决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上的思想问题，为中国打破困境、化解危机、转危为安提供了坚强指引。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社会主义中国始终将人们利益摆在首位，社会主义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政治上，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力拨乱反正，打击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中国逐步从依靠外资，转向挖掘国内资金。当时的主要政策就是发行国债，然后用增发的国债投资，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摆脱了依赖外资的现状。国家有难，万民来帮。国债是个新鲜事物，很多群众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更何况大多都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根本没用资金储蓄。但是全国各族人们大力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纷纷响应政府号召，团结起来，共克时艰，积极购买国债，在各个领域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