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回国卖房记 -- hansens

文革期间，地委一位副书记曾下放到我们公社做书记，我们村是他的重点工作村之一，留下了他的一些政绩，其中就包括我们村保健站。不像其他村赤脚医生在家里坐诊，我们村保健站在村委旁边有专门的办公室，药房相对正规，还有一个里间可以做一些相对私密的检查，能辐射附近3、4个村。除了医生是退伍的军医（可能是连队卫生员），还有一个护士（医助），抓药、打针（包括青霉素皮试）、处理简单外伤（用酒精、碘伏、红药水、纱布、医用胶布）都是她干。

在村里能做上这种工作的都是书记的红人、而且一般长得比较好。她嫁给了一个从地区来的知青，知青高中毕业，据说学习非常好。

文革后，知青没回城，而是在乡初中做民办教师教数学，据说教得非常好（没教过我）。80年代通过参加考试和培训转成公办教师。保健站后来被医生和护士（医助）承包（或者医生承包，护士（医助）被雇佣）。由于比普通乡村医生正规、比乡医院便宜，故而生意特别好，医生吃肉、护士（医助）喝汤。

她们家一个公办教师，一个个体护士（医助），80年代在我们村肯定是top的。

我大二暑假那年，她大儿子考上了县师范。90年代的农村人，孩子考上吃国库粮的饭碗是大事。浑身兴奋的她溜达到我们家找人分享她的喜悦。聊到各种土政策收费，孩子上学要花xxx钱。她没话找话：“七天，不怕我来借钱吧”。我回答说，“你要真借的话，我家只能卖房子了”。她马上说，“七天你放心，我家拿两个xxx出来也不用卖房”。再后来她的小儿子也考上了县师范。

大儿子在师范谈了个女朋友，她很不满意。女孩长相一般、家境不好，而且比他大（农村女孩复读多年考中专的情况很多）。大儿子一句话把她给噎住了：“你不是也比我爸大”。

俩儿子和大儿媳后来都回到我们乡工作。然后他老公开始张罗在县城买宅基地盖房，并千方百计调到县城工作。后来他曾经跟我爹说，你的俩孩子一个市里、一个北京，我怎么着也得把我这俩从农村弄出去。

全家搬到县城后，少了一份收入。为了增加收入，多给儿子们攒点家底，他老公又整出了不少动静，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