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周末看了一个黄奇帆的讲话 -- 思想

至于经常说的那个小岗，当时有组织部门带领去参观，我也没有去，提起来那个我不但不认同，我认为就是一群农民懒汉们的事，他们的事还得他们自己解决，而不是靠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当王宏斌入了党并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时起，就着手第一次改革，以改变南街村单靠老祖宗留下的人均几分地搞农业的现状。他用变卖家里的东西，并向亲戚朋友借钱带头集资办起了队办面粉厂和砖瓦厂，学习刘庄走有工共富的道路。

当包产到户后出了问题，出现了剥削和两极分化，群众怨声载道时，1984年刚一过年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并逐步将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经营，进行第二次改革(吃包产到户后悔药)——拨乱反正了顶不住“一刀切”压力搞包产到户，使粮食亩产由一千多斤骤减到五百来斤，人心涣散，人民生活水平和党组织威信降低的大倒退局面。

从此，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支部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不跟风、不随大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完全彻底为村民服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1980年初，王宏斌就意识到必须干企业，才能够让南街村富裕起来。于是王宏斌开始带领大家建立面粉厂，当时没有资金，王宏斌就把家里多年的储蓄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筹集了1500元，然后又借了3500，才筹足了5000元。其他所有的村干部都动员起来也就筹措了3万元，还是不够。王宏斌一看，就开始自己拉砂石，自己建厂房，王宏斌踏实肯干的作风感动了建筑队，建筑队答应垫资建设，而后来生产面粉机械的厂家也同意赊销给他们一套机械装备。就这样，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建成了，这个成为了南街村第一个企业。

有了面粉厂，王宏斌并没有停步，而是又开始筹划建设砖厂，但是一分钱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王宏斌的商业头脑就显露了出来。而王宏斌开始“指山卖砖”。所谓“指山卖砖”，就是提前销售，砖的价格低一分，先由村干部预购，而且还有“指标”限制。结果越限制要求预购砖的人越多，不到半月就预售出1300万块，建窑厂的资金已足够了。半年后，全县规模最大的砖厂建成投产。

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建成了两个村办企业，工业产值达到40万。王宏斌带领全村群众走向了富裕的第一步。

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两个厂子承包了出去，后来王宏斌经过集体研究，收回了这些厂子（哈哈哈），然后王宏斌开始带领领头苦干，然后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就越来越好，而发展也越来越快了。

村集体富裕起来了，但是王宏斌对自己和村干部却非常狠，有些人提出要涨工资，但是王宏斌却提出村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定为250元，发扬‘二百五’的精神搞好南街村的建设。

当承包以后，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用血汗办的砖瓦厂、面粉粉厂两个企业不能为集体谋福利时，就向县上省上告王宏斌和党支部的状，并将大字报贴到村上、县委大院和王宏斌的门口。但王宏斌并没有埋怨群众，也不向上推卸责任，主要在自身上找原因：群众告我们，并不是个人恩恩怨怨，而是对我们党支部的信任，是要让支部带领大家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因而，经党支部大会研究讨论后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立即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企业。

不难看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有了这样的党委领导下的党员，那就必然是领导村民坚定信念，务实重干，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坚强战斗堡垒。

到了17岁那年王宏斌就已经是生产队长了。担任生产队长的王宏斌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干活总是冲在前头，不过两年的时间，他所在的生产队就取得了全县粮食亩产第一的好成绩，被评为全县先进生产队，他本人也被县里树为典型。再后来，王宏斌进城当了一名工人。可是王宏斌却不安心城里的工作，他的心依然在南街村。最后，全村人开着拖拉机到城里硬是把他们的生产队长“抢”了回来。这一招，倒正合王宏斌的意，他所想的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想的不谋而合。从此，王宏斌甩开膀子，在南街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干起来。

为此，他失去了漂亮的 未婚妻，因为当初未婚妻图的就是要找一个吃商品粮的城里人。

当然，王宏斌并不后悔，虽然他丢了媳妇，丢了铁饭碗，却正儿八经地戴上了“班长”的帽子———1977年，王宏斌被推选为南街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南街村因地制宜办起了一家小面粉厂， 再经过“指山卖磨”计卖砖头办起机砖厂，日后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这是粉碎前）

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暖大地时，担任临颍县南街村党支部书记一年多的王宏斌，正在为贫困的南街村找出一条致富路而发愁。 南街村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七分地，又无地下资源，集体也没有分文积累。出路到底在哪里？王宏斌此前在土地上狠下了一番功夫，实现了粮食年亩产超千斤，无奈地少，挤不出几两油水。于是他开始在办工业上动起了脑子。 1980年冬，王宏斌带领村干部开着拖拉机，捎上干粮，到新乡刘庄学习取经。回村后，更坚定了他办工业的想法。在班子会上，他说：“党中央已制定了国家发展的正确路线，咱们这些党员干部的任务就是叫南街村富起来。过去在七分地里刨食，永远也刨不断穷根。要想富，必须搞企业。”经过多方调查，他看到了中原地区农作物丰富的优势，决定围绕这个优势从办面粉厂入手，搞农产品加工业。 建面粉厂的钱哪里来？他提议村干部带头筹集资金，并自报筹集5000元。他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又变卖些东西，只有1500元，后来又找人借了3500元，如期把5000元交给了集体。此时，他家里已没一件值钱东西了。 村干部们东挪西凑，共筹集到3万元，钱还是远远不够。“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干着说着！”王宏斌开始带着村干部拉砂石建厂房，能自己干的活儿，就自己动手，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儿。其它问题边干边想办法。 建筑队的负责人看到王宏斌这一班人为集体拼命的劲头，认定他们可以干成大事，同意垫支一部分工程款，他们又找到一家面粉机械厂，靠诚心打动了厂长，赊了一套面粉机械。经过10个月的奋战，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终于建成投产了。 南街村有近千亩的坡岗地，建成面粉厂后，王宏斌又盯住了这坡岗地。南街村没有地下资源，但这坡岗地的黄土就是地上的资源，用土烧砖卖钱，能挣多少钱哪！俗话说，土能生金嘛。再说这几年盖新房的人越来越多，砖的销路也不成问题。他一有空就到县砖瓦厂转悠，看产品、问价格。经过精心核计，他决心办一个比县砖瓦厂规模更大的窑厂。 王宏斌的想法让支部一班人兴奋不已，同时也为建窑厂所需的30万元犯了愁。而王宏斌却想出了“指山卖磨”的招儿。所谓“指山卖磨”，就是在建窑厂前就搞预售，砖的价格比别处的砖低一分，先由村干部预购，而且还有“指标”限制。结果越限制要求预购砖的人越多，不到半月就预售出1300万块，建窑厂的资金已足够了。半年后，全县规模最大的砖厂建成投产。 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建成了两个村办企业，工业产值达到40万。王宏斌带领全村群众走向了富裕的第一步。

正当王宏斌踌躇满志要为全村群众过上富裕生活大干一番的时候，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南街村的土地承包给了各家各户，面粉厂和转厂也承包给了村里的两个“能人”。 然而，承包后的现实使王宏斌陷入了深深的迷惑和痛苦中。由于南街村离县城近，有些人在土地承包后，看到在城边上摆个小摊也比种地挣钱多，没心思侍弄土地，甚至有的土地被撂荒；两个企业承包人不履行承包合同，长期拖欠承包金和工人工资，承包人的腰包鼓起来了，群众却没得到一点好处，而且企业接连发生事故，出现一死四伤；村里的路还是那样坑洼难行，小学校舍仍旧破旧昏暗，人们缺少了安全感，喂狗的多了，对贼还是防不胜防；更重要的是党支部的凝聚力没有了，村干部说话没分量…… 1984年元月，王宏斌在一次支部会上坦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几年个人承包村里的企业，个人落了钱，群众受了骗，党支部落埋怨。承包只是一种管理办法，但办法不止这一个，如果集体企业不能使集体经济增长，不能让群众得到利益，那还办企业干什么？个人承包不能再搞下去了。党中央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我们这样做，正是从南街村的实际出发。”会上，党支部决定：终止承包合同，厂子交回集体经营管理。 当王宏斌找到两个企业承包人宣布决定时，他们都不愿把企业交还给集体，并质问：“为什么终止合同？” 王宏斌义正辞严：“因为你们多次违犯承包合同，因为村里群众不满意！” 收回两个厂子，实际上是收回了两个烂摊子。原承包人搞短期行为，设备破损，秩序混乱，工人情绪不稳，生产难以为继，一时连合适的厂长也找不出来，面对一大堆难题，王宏斌一拍胸脯：“我来当厂长，就不信干不好。”他毅然卖掉了自家养鸡场的鸡子，带上铺盖住进了厂子。他在砖厂一住就是几个月，党支部就在厂里办公。他和村干部同工人一起干活，商量解决难题的办法，没明没夜地拼命干。半年过去，砖厂的产量竟相当于过去全年的产量。 砖厂的工作走上正规后，他又把行李搬到了面粉厂，担任面粉厂的厂长，而党支部的办公地点也随他移到了面粉厂。他和支部成员一起堵塞漏洞，理顺财务，公开厂务，消除群众的疑虑，迅速使面粉厂正常运转起来。 在将近一年的日子里，王宏斌完全处于一种忘我状态中，除了换衣服，几乎没进过家门。那一年冬至，雪花飞扬，寒风凛冽。王宏斌顾不上回家吃饺子，在面粉厂一直忙到夜里十点多。想想还有什么事没做完？不知道联系车皮的事怎么样了，今夜如有车皮，还得连夜装车，必须保证把面粉按合同给人家送到。对了，还有一个外出收购麦子的工人没回来……十一点多，他为那位刚回来的工人倒上一杯水，递上一支烟。零点已过，又累又困的王宏斌以为这一夜不会再有什么事了，就躺了下来。可是，连被窝还没暖热，他就听到有人喊：有车皮了！他慌忙穿上衣服往外跑，身子不听使唤似的，一连在雪地上摔了两个跟头。他咬牙从地上爬起来，稳稳神，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带人装车去了。 一天晚上，一连几天没进家门的王宏斌回去换衣服，却发现年幼的女儿躺在床上，妻子正给她喂药。他知道自己应该在家里照顾一下生病的女儿，可是几个村干部还是有事等他去商量，厂里也有问题等他去处理。王宏斌抬起沉重的脚步出了家门，只听见身后女儿的一声呼叫：“爸……”

1981年，南街村在顶不住“一刀切”压力的情况下，盲目跟风随大流将队办的两个企业(面粉厂、砖瓦厂)和土地搞了包产到户。

结果事与愿违，使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和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引起群众不满。

这就是对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不了解和当时的新闻媒体、工作组不管“宜”还是“不宜”片面地宣传“分”而忽视“统”，似乎只有分才是改革。大队领导也怕戴上不改革的帽子而违心地将集体的企业和土地分了。结果犯了没有吃透上边政策，没有结合自己村的实际发动群众充分讨论，没有借鉴刘庄、滕头村等村为啥不把土地、企业包产到户，把集体财产分光而吃了大亏。当初他们其所以办面粉厂、砖瓦厂，就是借鉴了刘庄“无工不富”的经验后才开始走有工共富之路。因而，1984年大年刚过，他们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以后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将个人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统一耕种。这既符合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也符合南街村群众的需要而得到村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不断借鉴别人的经验，像给食品企业供面粉到自己搞食品加工、和日本人合资办企业等把自己村发展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团企业。由于下得民心，上符合中央的政策，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这就创出了既能适应农村改革开放，又能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反腐倡廉真正独树一帜的“外圆内方”。

在艰苦努力下，1985年南街村面粉厂和砖厂的产值达到了70万元，村干部们高兴得心花怒放，村民们更是看到了南街村未来的希望，喜上眉梢。

从1984年我就了解了河南这几个典型，新乡留庄，郑州下坡杨，临颖县南街村，

包产到户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解散人民公社，摘掉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

说紧箍咒一点也不为过，一个是那时干什么村里都有一个公社这个婆婆管着，另外，不听话‘资本主义尾巴、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三面红旗’等这些紧箍咒一念，你就会头晕脑胀。

包产到户后，责任由人民公社下放到户，农民有了自主权，在成立的集体就是股份制公司。

这种集体是农民以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入股成立的，乡镇无权干预。

南街村就是生产队解散后，农民在村里企业的诱惑下才又重新整合到一起的

（哈哈哈哈）

南街村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并非大集体的产物。

南街村无非是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名义打市场经济的仗，而南街村渲染红色包装，不过是一种企业文化和一种广告效应，也是迎合一些老干部的怀旧情结，争取贷款支持的特意的包装而已，再就是用人民公社生产队那一套管理模式来管理村民，还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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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是安全了，但是苦了干部，这些公仆们，随时都有被资本主义的生活作风腐蚀的危险，他们为了村民的安全，为了村民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可以说奋不顾身。（我擦，还能这么说话，真不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