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周末看了一个黄奇帆的讲话 -- 思想

通篇都是情绪化的东西。比如你说临颖是穷的不再穷的县城，这明显就是胡说八道了，即使改革开放前，临颖在河南的县城里也算是不错的，跟你说的穷的不能再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看文章是这样的情绪化，那没办法给你讨论。

另外，我说去下坡杨，那是跟去留庄不是一天，第一天比留庄，第二天下坡杨，但是第二天我没有去。你要是不愿意仔细看，那就不回你了。你可以继续情绪化下去。

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年分田到户虽说最后有点强制，但从来没有说不搞集体经济，从来都存在你说的南街村顶着压力的事。当时已经分田好几年了，一大部分干部已经发现靠种田不能致富，已经提前开始带着年轻干部参观学习乡镇企业办的比较好的村，这里面没有南街村。我们一个市，至少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听说过组织市里的村去南街学习参观什么的。我说南街村是因当时漯河市是全国内陆小特区，也想搞改革开放的典型，南街村就是这样诞生的。我从来没有说过南街村造假，而且我认为南街村这样做法在当时的河南100多个县里多不胜数，只是南街村被当成典型，就这样。为什么不愿意跟你说那么细，因为很多事实你不知道，我也不想跟你说，资本主义也不都是万恶，你说的社会主义也不全是一团和气。

我哥当年做过大队会计，后来是因为计划生育的事，我妈天天去抓孕妇，即使不去抓，但是去到人家里把麦子、粮食、值钱的衣物都收到大队里，跟旧社会的狗腿子一样，是坏人。然后他就跟大队书记一块辞职了，大队书记领办一个木器加工厂，几年后破产。我哥年轻，被要求兼任团支书，但是他也下定决心自己单干，开了电机、无线电修理部，后来去漯河小纸厂打工，再后来去了私人办的技校里当电工老师。如果他当时愿意听组织的安排，他们那一批老高中毕业生先是去乡里当文秘，最终全部招了县组织部。家教不一样，文化修养也不相同，不但我哥，还有我，从来没有你的这种思维：如果机会好，抓得住，就能成为某某一样的人，一样的成就。1983年别说是大队里的农机，就是连田里路边的树都分到每家了，再修路就需要大家出钱共同承担，刚刚分到手的钱，哪个愿意再拿出来？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拿。不是我哥他们不想问上级要，想要谁搭理你，再说乡里也没有啥钱。直到十年后的1992年，乡里干部的工资还得各种提留来发呢。

我们村解放前是啥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1975年夏天分了小麦的生产队大会上，一个老光棍愤愤不平地说：旧社会我给地主线扛长工，管吃管住，一年分给我麦子都比现在多。队长上去把他拉下来让他不要说了。这个事很说明问题，社会主义搞了二三十年，同样的劳动，还不如旧社会的收获，这就是事实。当然，你尽可以情绪化地一厢情愿。不管这样的事多么少，但是存在，而且是事实，不容反驳。农民又不是傻子，当然是有想法的，不然中央也不会搞分田到户。至于分田到户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对我们村来当时的条件说，绝对不是什么先进的生产方式，但往往就是需要坚持三五年就会有改观，但是就是这个时间点上最容易冲动变化。说你情绪化，是因为我们村当时也是大部分人情绪化，认为既然大家一起干，连最棒的劳动力都感觉不满意，分了干试试看，当时不仅是南街村，也有不少的村都合在一起了，但是后来又分开了。如今你们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又没有准确的资料，连管中窥豹都达不到万分之一。我给你点一个原因，因为79年正式改革开放，为了人心，当时把原来财政上的钱花完了，然后就发国库券，继续花，到了83年，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财政上都没有了钱，于是农村直接分田单干，田都给你了，你打不出粮食，挣不到钱，就不是集体的事了。城镇里开始了奖金和计件工资，思路是一样的，有能力你挣更多的钱，没能力你挣的少，那也是你自己笨蛋。社会主义的干法快三十年了，老百姓需要换口味，即使吃一口后发觉不对味，那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现在回头再论过去的事，以现在的思维和条件去说那个时间的事，既不现实也不理智。但是你要说否定当年干大集体时的付出，连我当年那么小，都出了不少的力，要说那个时间不是真心干社会主义，那肯定是昧着良心说话。实际上是大家为了干社会主义苦了累了，流血流汗，大家都是真心的，收获的怎么样，大家是真的那么干了一场。二三十年总结一下，认为付出跟收获有点让人不是那么满意，就试试另外的路子呗，这就是事实，没有你说的那些个这这那那的。另外，你也不总是感觉或者是认为河南当年很穷，现在河南也很穷。你可以查一下，建国以后河南的GDP一直都是第五名和第七名之间徘徊。总量摆在那，各个县就不会太差，所以你说的很多话都是情绪化的无中生有。

在我的记忆里，我家左边邻居是个五类分子，这老小子解放前贩大烟、私盐，解放后他儿子在厦门上大学，他在家里扒灰跟媳妇生个孩子，后来他儿子回来跟老婆离婚，家里就是他的那个儿子和他儿子的一儿一女。右边是四类分子，他解放前在汉口做过警察连长，解放前夕跑回了老家，他有两个老婆，大老婆生了一个儿子，二老婆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前后两个院子，解放后，他被划为四类分子，但是他有妹妹留在汉口。后来他女儿和两个儿子都去武钢干临时工，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好，一直跟我家关系算是不错，他三个儿子都跟我父亲学习做了木工，后来也算是靠着会木工有了不错的收入，对我家一直还不错吧，只是偶尔听大人说不能走的太近。我家后面是大队副书记的家。有一年这四类分子看见副书记把生产队晒的麦子往家里扛了一口袋，就以此要挟大队以后开会不要点他的名，因为我们大队只要一接上级开批斗会，基本上就是批斗他一个。他要挟的结果是被副书记强烈报复，从那一年开始，每次不但批斗他，公社里批斗也少不了他，每次地主和坏分子们游街基本上他都坐在解放牌大卡里，为此他实在不能忍受，他从车上一头栽下去，刚好车转弯，他突栽到麦地里，不然不死也残。那个时间这可是不愿意接受教育顽固对抗人民自绝于人民的行为，在后来的批斗中更厉害，但也防着他自杀，直到79年最后一批摘帽。最后我解释一下，我们村，也就是我们大队，跟其他相邻的两个大队，虽说都是一个姓，但是对文革那段时间的做法差别极大，在我的记忆里有排队对着主席台喊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喊着喊着就成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最后的人呜啦的啥都听不清了，因为吃饭前端着碗排着队去喊一遍，从地里干完活，回家做饭，做好了，再去排队喊一遍，时间长，就成了形式。我还问我哥后面的人咋那么不认真？我哥说干了半天活都快使（累）死了，等着回家吃饭呢。再就是一年最少要吃上一次忆苦饭，一开始用野菜做的汤真是又苦又难喝。吃两次，以后再做，就是象征性用地菜代替了野菜，从保管室里弄出来香油黄豆芝麻再加上粉条、豆腐，做一大锅汤，那个大锅直径大概都有1.5米以上，反正在我的记忆里忆苦饭特别好吃，当然了，每一次大人都交待不能出去乱说。因为我们大队的书记还有其他干部都是村西头的多，村里的几个大地主也是村西头的，他们都是一大族的，所以每一次搞批斗会，都是找一些坏分子批一批。基本上极端的事没有。

最后，当年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是一种选择，三十年后，老百姓又选择了跟着共产党搞改革开放，也是选择。这种选择是顺应了当时绝大多数人愿景。每一种选择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亿万人的共同愿望自然是一副波澜壮阔的画卷，每一次大的趋势滚滚而过，注定会有一些被历史车轮无情碾压的无辜者。也有一些被潮流推上了浪尖上的弄潮儿，他们都是时代前进的代表，只不都正反两个方面，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是被潮流挟裹的每一个水分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