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借最近关于俄罗斯必败的风口浅述下中俄之间需要一个什么 -- 紫气

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早就有想法论述下个人理解里的中俄关系本身，但是一直懒于动笔。近期有中国专家在《经济学人》受邀发文阐述了其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必然失败”的论述，随后布林肯访问中国也严厉的警告北京“要求中国减少对俄罗斯国防的支持”，随后美国对乌新的600亿美元的援助得以通过，乌克兰危机进入新阶段。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下“中国需要怎么样的一个中俄关系”会比较有意思，这算是写作本文的一个契机。

一、中俄之间是否存在不能克服的安全焦虑

所有关于“中俄反目”或者“联俄制华”的战略的底层逻辑的核心均是认为中俄间存在地缘政治上不可遏制的互相猜疑与安全焦虑，只有基于这个逻辑成立才能构成结构性的所谓“以俄制华”（反过来“以华制俄”也是一样的）。

以上安全焦虑类似于乌克兰加入北约对莫斯科，美军驻军朝鲜对北京，古巴部署苏联核武器对华盛顿一样，如果有重大的事变在上述区域发生将很大程度构成对主体安全上全局性，根本性的影响，不得不迫使主体对此做出命令式的强烈反应。关于这个部分的描述在关于《由乌克兰危机出发的一些阶段性思考》文章里，借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做过展现。

我们在考虑中俄关系的问题上必须先回答这个问题， 在可预计的情况下，中俄之间是否存在不可克服的对彼此的安全焦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评估地缘结构——两国发生风险是否会直接冲击到彼此核心地域和精华腹地的安全，如果彼此存在这样的地缘困境，那么互相之间的安全猜疑链是结构性的，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除非一方毁灭）。如果彼此的边界距离对方的腹心存在明确的地理隔离或者战略缓冲带，那么互相之间的安全猜疑链是政治性的，可以被有效的制度安排或者集体安全机制合理管控。

我们考察中俄彼此的核心腹地和民族的主要精华区域，双方实际上相隔遥远。我们从直观的地理区间去观察，俄国莫斯科为界限，可以分西北与西南区域，以乌拉尔山为界限，可以有东北与东南区域，俄国的核心区域是涵盖乌克兰东部（以第聂伯河为界，该水域是天然的地理屏障和地缘分割线）在内的整个欧洲部分，也就是以基辅到莫斯科为两端的地区，这里分布着俄罗斯主要的人口及主要的农业、工业和矿产资源，且具备可以维持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良好气候。

而中国的核心区域广域上可以以“胡焕庸线”为界限，“胡焕庸线”以东分布着我国96%的人口区域是中国的核心腹地，狭义上可以以河洛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以长江三峡以东的中下游沿岸带状平原为核心的内河连海系统构成中国的精华地域。

我们不难发现，中俄之间彼此的核心区域直线距离相隔4000-5800多公里，并且其中存在多道地理屏障的隔离。我们从俄国的视角出发看向中国的膏腴核心之地，如果俄国要进兵实现对中国的灭国之战，从西北到东北的数个进军路线上俄国要不必须从中亚方向穿越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对中国西部、西南部以及西北部严密的天然封锁线进入广袤的高原或者沙漠地貌，要不从蒙古方向突击穿越祁连山脉、贺兰山脉、阴山山脉体系构建的河西走廊的狭隘地理通道，要不再由远东基于自身西伯利亚脆弱的铁路系统支撑其仰攻由大兴安岭山脉、燕山和太行山脉构建的屏障。最为重要的是，即使俄国能够竭尽全力的突破上述地理对其的阻碍，俄军也将一头撞上横绝东西，高峰峻岭的秦岭山脉对其的最终封闭。

广义的秦岭山脉是西起昆仑、东至大别山，途径陇南和陕西，横贯我国东部的中部地区，按照东西走向绵延1600余公里的狭长山脉，并形成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分水岭。

中国北方与南方由秦岭山脉相隔，也是我国南北天然屏障和重要的自然分界线。秦岭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可以被视为中国对北地缘隔绝和军事防御的底部，也是任意北方敌人不可逾越的“叹息之墙”。

中国人在对北防御上逐次抵抗和消耗敌方后退到秦岭，考虑到北方敌人延展下来深入中国漫长的补给线，北京依托于秦岭天然的地理隔断是必然可以站稳脚根从而保卫住中国精华的黄河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基本安全以图将来。

所以四川及其周边省份可以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堡垒区域应对任意战略方向上的强大敌人做民族抗争的长期抵抗，确保中华民族元气不灭。

俄国即使在中亚方向对新疆，在中部对内蒙，在远东对东北形成了优势或者军事占领均不能形成对中国核心区域的威胁，也不能解决俄国核心工业基地和人口距离中国遥远且运输线路脆弱的后勤致命问题。

而在中国的视角眺望俄国，如果中国打算将俄国灭国，能够出兵北上的攻击路线选择余地也非常狭窄。由于俄国主要的精华区域集中在其东欧平原及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一部分，北京在远东及中部的军力突击并不能威胁俄国的根本，也不消解俄国的战争潜力或者压缩其战略纵深，上述中西伯利亚高原及东西伯利亚山地均为苦寒广袤无垠的土地，大军在其中不但面临非常困难的长距离后勤补给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当地气候、资源禀赋、农耕条件、城市化率和交通体系均不能支撑占领者形成在地自持力从而加大自身战争资源的耗散，得不偿失。

即使北京突破俄国在远东和中部高原的逐步抵抗，包括从中亚向东欧平原发动侧击，依然会被南北横切整个俄罗斯欧洲平原的乌拉尔山脉所隔断。而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的低地缺口、进而衍生到帕米尔高原、哈萨克丘陵地带之间的地理联系，俄罗斯均有足够的资源和便利的后勤体系支撑莫斯科将这个缺口和联系斩断。总体来说俄国有能力依托乌拉尔山脉的地理屏障和两国间的缓冲区封闭通向欧洲的地域，阻绝北京试图进入东欧平原的任何可能。

中亚、蒙古及远东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交通体系是不可能支撑北京向北发动战争的军事野心的，北京将被漫长且需要跨越无穷地理障碍的后勤压力所压垮。

乌拉尔山脉是莫斯科对东方防御的“天赐之墙”，这将使得俄国对于北京的安全担忧得到很大的解决。

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很多人印象里中俄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线，彼此是对方连绵不绝相连的邻居，其实这是一个基于苏联历史记忆中的误会。中国的北方边界线的总长度是2.28万公里，其中中俄边界线长度大约只有4000公里，并且两国的主要边界交接在远东围绕东北。其余的漫长国界中俄两国实际上是被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所隔离，两国完全是属于中俄之间的战略缓冲带。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要攻击对方都将先期对这两个国家发起攻击，这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也会天然给予对方足够的军事、外交、经济和政治动员的准备时间使得这样的战争没有任何前景和体面的结束方法。

可能有人会认为政治因素会超越地理带来两国间的冲突（比如西方试图通过重复他们在乌克兰成功引发地缘危机的经验），但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即使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紧张最极端的时候，中苏对抗双边在北部陈兵百万，最终没有能够真的将这种紧张关系发展成热战（尤其考虑到当时苏联综合军事能力和资产远远高于北京且苏联在蒙古存在直接驻军可以威胁到北京方向），核武器与国际形势的牵制只是问题较小的一方面（我们不要高估核武器在大国对抗中的威慑作用和实际对遏制战争的作用，在必要时候核武器会被必然使用，且使用的结果有相当概率可能不能带来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也不能高估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和欧洲的列强会真实的给予俄国牵制，他们会支持我们抵抗，但是他们也愿意莫斯科踏入东方的战场），更核心的原因恰恰就是苏联统帅部评估了地缘结构对苏联军事选择的限制后，莫斯科最终屈服于“地理的暴政”——只要中国还有一个中央政府具备最低限度的政治权威可以调动国家机器进行组织抵抗——苏联就不可能基于地理的限制赢得政治上莫斯科需要的结果——即使“钢铁洪流加原子弹”也不行。

北京只需要证明自身有这样抵抗的坚定政治意志，莫斯科就会明白与中国的战争没有获得预期政治目的的希望（我们通过三线建设证明了国家意志，进而实际遏制了对我们的战争）。

如果这样的“庙算”是两国间最为勇敢的人们无数次推演的结果，那么两国的政治精英们在政策选择上是不可能因为国内或者国际政治议程的干涉去寻求颠覆中俄两国的安全默契和平衡边界的——“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去思考，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为何俄国与欧洲之间的融合始终不能真正达成，这个对应可以用来观照中俄之间地缘关系的稳固性。除了各种文化、体量、民族和经济因素外，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与俄国之间缺乏真正有意义的地理隔离和战略缓冲来消除双边对于对方的安全焦虑和猜疑链是俄欧关系更为底层的逻辑。双边的核心区域和人口始终处于对方重兵集群的直接威胁之下，大家“平原对平原”，“天灵盖对天灵盖”——基于这样的地缘结构性困境，双边都有将安全边界尽量推向远方而隔离彼此的需要——进而我们看到了“北约东扩”的发生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去说，乌克兰危机的发生本身恰恰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在欧洲大陆的地缘板块中，对峙的双方产生了“平衡的失衡”，从而导致原本“基于力量制衡的稳态”形成的地缘结构发生了断裂——双边都需要基于新的力量对比重新调整双边地缘政治的权力边界，俄欧都需要对这个“新的现实”进行“再确认”——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战争只是这个地缘政治板块在断裂所必然带来的“地震”中，重新形成它“新的地貌”的“自然之事”。

唯一值得意外的，不是这场战争最终爆发，而是爆发的如此之晚。

如果这个“地震的力量”经过充分的释放，双方达成新的平衡，那么双边建立起来的新的地缘边界将形成一个双方明确的共同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不能期望马上发生）这个“新的现实”会带来双边关系的再谈判和再建立（构建）——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会在“新的自然（边界）”上蓬勃生长，使得人们忘记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消失在这个“自然的进程”里。

所以我们说由于地理的原因，俄国与欧洲之间基于可预计的时间和历史经验，要建立永恒的政治性的、制度性的集体安全机制解决双边的安全焦虑是不可能的，任何这样的愿景都是“缘木求鱼”——这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联系和良好愿望可以平衡的——逻辑上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能是“一方彻底的失败”（毫无疑问欧洲与美国在乌克兰似乎曾经有这样的想法，拜登公开说普京是战犯；而欧洲人显然没有抵抗住将俄国更为决定性的进一步削弱从而达成消除这个几百年来双边安全焦虑的诱惑，进而可能被华盛顿所欺骗，欧洲和美国一起推动了北约东扩进而推动了乌克兰危机向战争的发展，他们在期待俄国被挤压而再分崩离析），这显然不能套用到中俄之间。

为了进一步阐述上面的分析（基于欧美对乌克兰的战略逻辑的历史理性观照中俄地缘结构的特点），我们可以从法德和解的案例里得到一个完整的例子对上述“地理是两国关系的底层”的论述形成一个“比喻”。法德之间是存在典型的地缘困境和安全焦虑的，因此历史上两边战争和制衡不断（在《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对欧洲之谜的一点理解（二）》里有集中的描述），法德真正得以和解并不是因为双边“想明白了”而“大彻大悟”，或者是任何经济、文化和政治安排的人为结果，而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德国作为一个欧洲传统的陆权中心国家被彻底的肢解和打败，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主体被割裂，中央政府投降，让渡出了政治权威给予了盟军放任其对德国的改造。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相对德国保存完好的另一个欧洲陆权中心国家法国（但法国又不那么强，不能单独的应对英美）联合其他欧洲盟友基于对失去了国家能力的德国统摄性的实力对比和体制性的压制，同时考虑对英美和苏联的制衡，基于上述一揽子的因素从而消除了法德间的安全焦虑，同时存在基于欧洲人立场强烈的共同需要，历史性的摆脱了法德的地缘困境（以一方投降为代价，这个案例里是德国），进而形成了煤铁联合体逐步发展成了欧盟。

即使是这样，我相信时至今日随着德国的再次统一和复苏，法德之间虽然不能想象再发生战争（欧盟是超国家性质的政治体，与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下的国家已经不同），但是彼此梦境最深处的魔鬼一定还是说着法语和德语。

通过上述多角度的论述我们终于可以回归本节提出的问题并作出回答——中俄之间的主要地缘威胁不是来自彼此，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北亚，俄国的威胁主要来自欧洲方向。中俄之间的核心区域彼此相距遥远且互相被自然的地理保护和封闭的很好，同时两国间存在稳固且不容易被轻易跨越的战略缓冲地带将双边隔离，中俄间在地缘政治上不存在结构性的安全困境会带来不休止的猜疑和焦虑，这与法德（或者俄欧）是迥然不同的。

同时在维护这个中俄安全关系的双边政治意愿上，就算不考虑目前的乌克兰危机这个所谓的“短期事件”对俄国的压力，仅仅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我相信由于中国对俄国更为有安全感的地理结构和当前的实力对比，莫斯科在对中国具备稳定的心理安定感的情况下更有政治动力在双边安全机制上进行呵护来稳固俄国远东的脆弱性，毕竟莫斯科也没有能力基于新疆的脆弱性来进行平衡了。所以在安全问题上“所有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比如现在的北京对比莫斯科。

处于实力相对优势的北京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展现了政治智慧解决了与俄国的边界问题后，所谓“联俄制华”最后可以具备“杠杆性”的议题也已经消失在中俄两国的长期关系里，且莫斯科更具有愿望遵守这样的条约。

因此在中俄之间建立某种政治性的安排或者形成一种更广泛的政治联系、不需要宣布的安全联盟或者经济融合的地缘基础的坚固程度是非常高的，双边关系的政治想象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向上可以想象到法德联合体模式在中俄间更具有平等和创新性的前景（比如俄国将远东开发向北京做出重大开放形成中俄特区，或双边在重要能源关系上进一步深入绑定，或俄国在重要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和军事体系领域向中国开放准入，或在重要工业领域采用中国底层技术标准等等方面形成合作，或其他的我们还未能想象的一揽子安排），向下可以确保互相不打扰彼此的核心利益（维持目前对对方核心政治利益的尊重和协调机制）。

关于中俄关系的地缘政治的坚固性，现实世界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脚。我们知道美国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尽管约翰·米尔斯海默在美国竭力兜售其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说，主张美国要“联俄制华”，但他在华盛顿“斯人独憔悴”的只能“走穴江湖”完全是正常的，因为任意理性的美国政治家都会知道这个路径不过是美国冷战对“联中抗苏”的一个“刻舟求剑”，只要北京和莫斯科没有发疯（苏联的外交政策才是冷战中华盛顿能与北京形成联盟的最大推动力），在现实的政治逻辑、地缘结构和美国所能给予的赎买资源角度都不足以实现上述战略空想。

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个人政治命运尽管有相当部分可以归罪于白左在西方的强势，但是最少有一部分原因可能不是因为别的什么，是因为“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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