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借最近关于俄罗斯必败的风口浅述下中俄之间需要一个什么 -- 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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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俄之间存在哪些矛盾点

中俄彼此之间除了广泛的共同利益，也必然存在矛盾和争议。了解这些矛盾和争议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俄关系本身，本文主要谈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俄罗斯整体上对于苏联传统势力范围和远东地区保持着高度的“领地意识”或者“分离焦虑”，对于中国基于经济、安全、文化和政治等维度加强和上述地位国家或者区域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始终保持着怀疑和某种限制。

我们重点用东北的情况举例说明（也是回应下C.Hong兄的留言）。我们在远东地区的服务于东北复兴的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就必须考虑俄国的因素的限制和干扰。实际上，东北地区的经济地位和工业能力的消涨底层上是被东北地区的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的起伏涨落所决定的。东北的兴起本身因为“苏联体系”的存在和“历史的际会”所建立起来的存量优势综合形成的先发优势所铸就，同时因为政治地缘上东北的地位，长期以来东北的经济处于整个中国经济版图的上端。

经济发展作为地缘政治经济的子系统，必然受制于地缘空间秩序的变化。东北经济在苏联解体和改革开放后，东北地缘上偏居一隅，距离中国内部核心人口和市场较远，同时关键的是离可以直接进入全球国际贸易大循环的生产基地和南方港口更为遥远，东北经济的内生迭代能力受到抑制。

同时东北由于地缘的相对封闭而不能形成支持大工业循环的庞大经济腹地——内循环潜力太小，人口规模不够；外循环受限于地缘和自然禀赋，没有条件（俄国远东本身也不构成市场）——我们可以把东北视为一个“具体而微”的俄国东欧平原看待——东北几乎是一个独立且封闭的“单一市场”。

我们需要解决东北的复兴问题显然并不是去讨论所谓“东北的文化落后或者国民性”问题，而是着力打破东北在经济地缘上的封闭性，使得东北能够更为深入的嵌入中国经济内外两大循环体系中去。

因此我们需要的东北复兴方案的核心其实是两点：1、建立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核心是整合俄国、朝鲜、韩国与日本形成一个区域开放的经济循环和市场，扩大“东北制造”能直接进行“内循环”的辐射的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并为东北获得良好的进入国际贸易外循环的地缘空间和港口条件；2、次要的一点是强化与俄国远东的经济联系，为东北的复兴获取廉价且优良的大宗商品来源建立稳定的渠道。

但是很明显的，我们的上述战略在莫斯科都未能得到良好的响应，莫斯科非常惧怕东北亚一体化后的东北对远东产生的虹吸效应和地缘政治后果会导致远东对于莫斯科的离心倾向得以强化，也担心中国人大量定居和“占据远东”。我们的东北亚一体化战略除了美国在影响韩国和日本外，朝鲜在该战略中的国家政策深度受到莫斯科的影响。

实际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开发对于东北复兴的意义并不大，俄国的远东只能作为一个资源的上游来源而不构成一个大循环的经济腹地。假定东北与朝鲜半岛的经济融合可以深度的进行，东北直接辐射的市场人口规模将直接增加7900万人，区域市场人口规模将上升到1.77亿。如果日本可以整合进来，区域市场人口规模将直逼3亿以上，且中产阶级占比很大，东北经济的禀赋基本面将焕然一新。

基于经济循环的基本逻辑和东北自身的禀赋，东北复兴有没有俄国远东并不重要，就算不考虑日本的加入，只要朝鲜半岛的地缘环境得以改善（东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地缘问题其实是朝鲜本身，以及更进一步的朝鲜半岛问题），俄国的远东即使莫斯科反对也将自然被“融入”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单纯朝鲜的基础设施的更新建设就可以对东北经济产生很大的拉动——这是经济规律和人性所决定的。但莫斯科在朝鲜施加的作用对于我们的东北复兴战略是影响极大的——朝鲜与韩国的地缘关系以及朝鲜本身对融入中国经济大循环的犹移和抗拒——我们没有观察到俄国人在其中就东北亚经济整合进行积极的推动（其实也可以理解，远东的发展不会导向与莫斯科的融合，相反会向“外国”倾斜，莫斯科发展远东的政治意愿其实是存疑的。这个部分在《由乌克兰危机出发的一些阶段性思考》有描述）。

考虑到诸多地缘政治的因素，北京长期以来对于朝鲜及莫斯科在朝鲜的政治影响保持了克制，也对于推动俄国远东的开发本身保持了忍耐，这毫无疑问影响了东北本身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并导致了东北的衰落趋势始终未能得到良好管理。

我们在新疆和中亚区域的“一带一路”的很多战略同样有类似东北的这种情况，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中俄间的矛盾点且应该要被逐步寻求解决，并且乌克兰危机对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构成了可能的政治条件。

其次，俄罗斯在外交战略上始终有压迫或者引诱北京采取激进方式陷入与西方进行直接冲突的意图（无论是金融的、政治的、外交的、最好是军事的），这对我们构成了战略风险和外交压力。

早在2008年俄国就建议过联合抛售美债，而俄国总体上也不断的基于自身的国家战略的对西方的应激反应所形成的“外部性”，有意无意的对于北京自身的国际关系博弈空间施加了干涉和牵引，对于北京按照自身节奏去推动多极化或者稳定全球金融与贸易环流的诉求构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推高了北京的参与国际治理的成本，其中尤其以最近的乌克兰战争为顶峰。

我们非常清楚的发现大国思维的深度与复杂度都是很多面向的，而俄国非常善于利用中国的存在作为对西方的地缘政治杠杆（间接策略）来谋求自身的战略利益，北京在很多时候不得不适应这种“利用”来应对这种“新现实”对于我们国家利益的损害或者机会。

我们依然可以用乌克兰问题作为例子描述中俄间这种策略博弈的基本面貌。我在以前回应一位尊重的朋友时说过，在俄国与西方全面脱钩且进入严重地缘政治冲突的当下，莫斯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北京的南边有事情发生（南边主要是台湾问题，还有印度问题），俄国不希望北京的注意力可以轻松关注北面或者中亚，这与友好不友好无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要寻求北京对俄国的支持也无关。

当前，普京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是俄乌问题，所以这也是俄国弱点被暴露充分的时候，普京也担心北京会过度利用俄国的虚弱（这是帝国的生存本能）。如果北京在南边有事，北京等于也暴露了重要的需要或者不得不分配主要的精力在这个重要政治议程上。

在莫斯科的视线里，无论这个“南边有事”——无论是朝鲜半岛的动荡、台湾独立、印度边境危机或者其他——会如何制造亚太的动荡，这都比北京在安全问题上对莫斯科无所求要好很多，尤其是这种南边的事情可能导致北京与美国产生直接冲突，那就是太妙了——莫斯科是非常希望北京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国做更加清楚和明确的“一边倒”的——莫斯科也正在做这样的工作。

因为莫斯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北京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地缘危机或冲突是高度有利俄国的事情。这会使得我们不能集中注意力运作于俄国目前暴露的弱点上，而使得俄国不需要释放更多其传统势力范围的资源给予北京（比如我们对中亚或者远东的进取心会因为这个原因被削弱），并且我们会更加容易被绑定支持俄国，强化莫斯科与北京的议价能力（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北京对俄国的支持不但不会被削弱，相反会加强），这是结构转换的自然逻辑。

大家都清楚任何落水的人都希望有人拉自己一把，但是也不希望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或者叫尽量减少代价），那么最好的情况就是那个会游泳的人也在水里——我想在佩洛西去台湾的那个晚上莫斯科已经开了一房子伏特加，只是因为我们忍耐而使得普京没有喝醉。

以台湾问题来说，对莫斯科来说“希望台独激进”和“支持大陆统一”这两点并不矛盾——既然乌克兰危机发生了，普京天然希望美国与北京之间存在更强的冲突，那么在俄国的“鼓励或者示范”使得北京和美国在冲突路径上“迈出勇敢一步”，这是策略博弈上的自然期望，这无所谓信任和道德——最新对于这个议题的激励是普京明确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世界主要大国里这是唯一进行如此明确表达的，甚至这个表达也比俄国过去一两年来的表达更积极且明确）。

我毫不怀疑莫斯科期待北京面临这样的地缘战略形势——也就是中美在冲突路径上被固化下来，并相持于日韩形成“新前线”——这将为俄国创造北京对莫斯科“更为深刻”的长期安全需求。

总结起来我们就知道，北京的外交生态和地缘形势都被俄国拉扯和强加了很大的外部性的负担，我们受限于此，也必将利用于此，就像我们受限于“乌克兰危机”，也利用了“乌克兰危机”一样。

其三，俄国长期以来在工业技术标准的采用、经济融入方向和文化心理建设上对于西方倾斜，并且对于东方存在某种心理上的歧视。这个历史现象也构成了中俄间合作水平长期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并长期导致了双边经济和文化合作的水平较低，双边都未能在彼此的社会培育出强大的利益阶层和文化影响服务于中俄关系的潜力发挥、社会心理的接近与合作水平的提高。

这不但导致俄国社会对于中国人在俄国经商的营商环境的主动培育和心理接纳长期未能令人满意，同时在中国社会俄国角色的长期空缺也使得俄国没有能力影响中国社会各阶层并汲取资源服务于双边的经济和政治需要，这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俄民间积累了大量的偏见和冲突，也长期使得中俄经济联系非常浅碟，这种低水平的循环已经是双边关系中一个非常不适应需要的存在，有待解决。

实际上这个问题宏观上看依然还是中国对俄国的相对优势还不够高，优势建立和形成外部性的时间不够长，双边经济的底层合作（贸易合作不够底层，这是个非常浅碟的经济关系，价值外溢性不强）不够深入，双边共同受益于两国关系发展红利的社会阶层不够多且强大。

中国人比俄国人强大且有文化优势的时间太短了，历史记忆上俄国人还未实现观念的更新（俄国无论是对华战争的历史记忆还是苏联老大哥的意识残留），这些还在支撑俄国社会对华的观念偏见。

中国的GDP稳定保持在对俄罗斯十倍以上的优势的情况下，已经构成了对俄罗斯社会文化心理施加影响的基本条件，如果中国能够在技术标准、工业制成品与品牌实现对俄国的优势输出，占领俄国相对比例的市场空间并且站稳脚步，十几年后中国就将能在俄国社会培育出基于中国技术、文化、品牌、商品和生活方式的广泛且强大的利益阶层，从而实现对于俄国心理上对中国的平等接纳和俄国社会对于中国人营商和旅居环境的适应性改善。

而要彻底的让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在文化意识上与中国更为平等，我们不但需要时间来强化优势差，更需要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来在国际关系角度进行强有力的权力宣示。

这个标志性事件必须也只能是北京漂亮的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将以这个重大地缘政治事件重构整个世界的对华观念与历史记忆，“台湾回归对亚太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塑，进而对全球权力格局的影响”就是新中国迈入“新时代”后的“新宣言”。

俄罗斯民族是会非常明确且看得懂这样的宣示，因为这是基于暴力和政治的宣示——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