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借最近关于俄罗斯必败的风口浅述下中俄之间需要一个什么 -- 紫气

其他文章可关注公众号查看：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中俄关系

行文至此，我们分析了中俄的地缘结构的稳固性，我们分析了中俄利益关系的长期性，我们也分析了中俄间矛盾的一些特点，我们可以对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子的中俄关系开始建立一个认知框架，在这些基础上我们可以开始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中国作为世界主要供应链中心国家，天然对于维护世界贸易体系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包容度存在特殊的政治需要，我们并不拥抱封闭和孤独。

同时由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和均衡增长所形成的国家能力，中国可以独立维护自身合理边界内的国家安全。所以中国不必针对第三方与俄国形成一个军事联盟或者安全联盟，并以中俄关系为基石构建一个类似北约或者华约的体系，这会对我们的战略自主形成严重的抑制，并且我们无法基于自身的能力对俄国的行为形成管控。

相反我们如果试图去建立这样的条约体系，我们本身将被其绑架，在其中得到最大战略利益的可能会是莫斯科。

当然，北京也清楚目前及可见未来最为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和主要威胁对象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轴心体系，该体系同时也对俄罗斯进行了极为接近歇斯底里的挤压，同时这个体系也在汲取全球南方国家的血汗来维持其霸权。在这个全球国际关系角度来说，北京知道维持一个“统一战线”和构建一个“给全世界的第二选择”是对中国应对这样的竞争和维护自身和平发展权益非常重要且关键的哲学思考（这里多解释一句，肯定有人会误会，但既然是“第二选择”就意味着北京并不是以颠覆者和“彼可取而代之”思考去搞“争霸”，我们只能以一个建设者的身份主张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并形成制衡或自卫）。

中俄关系是整个“统一战线”和“第二选择”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基石之一，对此我们必须有着生存本能般的认知和坚定投入的意愿。

于是我们可以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将中俄关系的一切进行归纳，我们可以清楚的将其定义为一句话：中国将竭力避免“北京认知”里的俄罗斯的战略失败，但中国不会去支持“莫斯科认知”里的俄罗斯的战略成功。

在“避免俄国战略失败”与“不支持俄国战略成功”两个圆所形成的交集部分，以及莫斯科为此支付的“价格”（这里不考虑两国关系的外部性对于世界的影响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就是北京对于莫斯科双边外交关系的全部投入和边界所在。

我们可以借目前正在进行的乌克兰危机对这个归纳进行简单的诠释。

(1) 世界已经看到中俄关系上北京并非“一面倒”

北京距离所谓支持俄罗斯寻求其战略成功保持了很大的差距，北京对于俄国迄今为止的全部外交和政治支持以及双边经济联系都符合联合国框架下的相关规定。

从公开途径可以轻易看到如下情况：

1）北京从来没有支持或者赞许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2）北京也从来没有承认俄罗斯主导的乌东的全民公投；

3）北京也从来没有承认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土；

4）北京也从来没有对俄罗斯目前进行的军事行动提供直接的武器、情报和其他技术支持，如美西方对乌克兰那样做；

北京公开且明确的政治立场是“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北京对于俄罗斯的行为表达了一些理解和尊重，但这不等于北京同意并且会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形成的地缘后果进行政治承认，或者在上述行动中为俄罗斯提供直接甚至下场的支持。

换言之，北京绝对不会先于乌克兰政府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创造的现实”进行明确的承认，即使美国先于基辅对此表示“同意”，北京也会不置可否。

在上述逻辑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诧异，实际上如果乌克兰能够以自身的能力和军队——即使是得到了美国主导的很大程度的军事援助但不直接下场的情况下（尽管北京这美国这种支持扩大战争的行为表示反对）——击败俄罗斯的军队收复乌东甚至是克里米亚（所谓乌克兰的宪法边界）——北京对此同样“不会反对”，或者北京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对俄罗斯进行类似美国对乌克兰这样的军事援助，试图让俄国避免类似的军事失败。

假定如此，北京也绝对不会先于莫斯科对于乌克兰实现了“收复全部宪法边界”的“现实”进行直接表态，即使美国来北京挥舞俄国损失了一个集团军的战报，北京也会不置可否。

可以明确的说，北京不会介入阻止乌克兰发动反攻，也不会介入俄罗斯发起的攻势，战场上的一切都要靠俄罗斯自己去承担。北京在乌克兰危机中是遵循军事中立的原则，且北京同时保持了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双边正常的贸易、外交、政治、人道主义、科技和文化交流关系。

北京目前对乌克兰持有的立场和行动具备高度的道德理性和政治理性——北京明确反对了所有刺激战争爆发的行为，也明确反对了所有维持和扩大战争的行为。这个立场同时得到了战争直接当事双方——莫斯科与基辅的赞许——这显示了北京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高度的艺术性，使得各方都可以“各取所需”，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北京用实际行动表明尽管北京重视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但是莫斯科并没有在北京这边拿到一张“空白支票”，使得俄罗斯可以去“填空付账”——北京对于满足莫斯科认知里“俄罗斯的伟大复兴”并不会给予“授信支持”。

(2) 北京还将向世界证明中俄关系的另一面

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政治安全的稳定性存在特殊的国家利益，俄国如果发生了重大的组织坍塌，将对中国北方的地缘安全和全局的政治安全与发展利益构成严重挑战。

当战争的政治目标不是以结束当前乌克兰危机本身而是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俄国的中央政权发生重大风险，也就是当前的乌克兰战争的边界突破了“基辅VS莫斯科”的基本结构，北京都会视为这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威胁，北京对此不会坐视不理。

我们假定北京发现了下列一些迹象（包括但不限于）：

1）当西方系统性给给予乌克兰相当数量的长距离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提供给基辅俄国境内目标的标定支持，并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本土进行这样的攻击（所谓美国瞄准，基辅开枪）；

2）当美西方突破现在协助指挥、提供武器援助、财政援助、提供情报和电子战支持的政治边界，以自身的强势空军直接系统性的进入乌克兰试图设立“禁飞区”或者参与进行“战场掩护”；

3）当美国与欧洲成建制的直接以重兵集团进入乌克兰战场参战，哪怕是以所谓“自愿军”方式；

4）当美西方向乌克兰移交核武器或者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5）当美西方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有向俄罗斯发起直接军事行动的迹象；

6）当美西方有开启战时体制的迹象向总动员方向发展的情况下；

如果发生了上述危机的重大外溢和升级并明确可能导致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可能将视不同的情况升级对俄罗斯的不同程度的支持，提供包括财政、情报、电子战能力、野战防空、要地防空、军事装备的转移支付等一切必要援助，极端情况下不排除中国也将进入总动员，以确保局势得以平衡。

任意情况下北京都不会直接进入乌克兰战场作战，也没有这个必要，俄罗斯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工业能力和核武器在家门口进行抵抗和坚持，但是西方应该清楚只要中国在目前的立场上稍微向俄罗斯方向进行一点倾斜，就足以在乌克兰平原的战场上引发一个强烈的地震，改变一切预期。

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虽然现在不能完全实现，但陆权已经开始且终有一天可以实现对海权具备全球观测，超远程打击的能力）、同时随着贸易中心、大宗商品中心、增量市场规模、去美元化的支付体系的逐步探索和供应链中心的脱西向亚，全球在地缘竞争上已经不是基于海权对陆权的制衡为基本逻辑了，人类文明将日益转型为“以陆制海”。

这是一个关键且有历史意义的大转换，很多时候并不为人所注意，但这是中国思考中俄关系长期前景并进行战略设计时必须要有的哲学能力。

因此在中国需要上，我们与俄国的关系宏观上来说应该说是尽量确保俄国与中国间的基于地缘安全的协作关系不断深化和加强，确保在整个亚洲的东部形成一个稳定且和平的超级陆权中心。

这个超级陆权中心将以其内部紧密、和平和蓬勃发展的政治经济安排、绵密的供应链关系、高度协调又独立灵活的安全合作机制、庞大的地理空间，工业能力和人口规模、全面且深厚的自然资源禀赋、活跃而多元的文化创新、强大的军事能力与战争潜力共同构建一个巨大的权力中心。

这个中心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稳定产生一个战略基石的作用，从而为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和平、安全、供应链可预期和其他的公共产品和政治保障，并以此对西方霸权体系构成强大的制衡，使得全球南方国家被单极霸权所剥削时具备博弈和谈判的能力（给予世界“第二选择”，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在不得以时相比过去发现自己可以得到从支付体系、基础设施、供应链支撑、金融授信到安全保障等等其他“非西方”的选择）。

这将决定性的将美西方维持过去霸权的统治方式的成本推高到其不可承受的程度，进而使得这个耗散系统难以维持，世界将进入明确的、更民主和更具有建设性的多极化时代。

中俄背靠背关系存在的本身就像星座一样闪耀在人类地缘博弈的天空中，其巨大的重力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必将受益于此（比如“一带一路”战略就受益于中俄关系的进展）。

我们相信上述紧密但又互相独立的中俄双边关系和这个关系在全球地缘竞争上对于双边的意义也是莫斯科的战略资产，中俄两国在这个边界范围内完全可以相向而行，没有特别重大的内部结构性矛盾形成断裂点。

正是因为中国所需要的中俄关系的基本架构是莫斯科也可以接受的（包括我们也不指望莫斯科会为北京的战略胜利付出过多，但是我们可以信任莫斯科会支持北京的政治安全），那么这个关系本身才能是北京所能去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是北京可以实现的政治目标。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和历史理性的哲学思考的结果，是现实主义的，也是具有普世性的，是可以服务于两国人民，也可以造福于全人类的。

我们应当祝愿新时代的中俄友谊万古长新！

五、对中国学者文章的理解

其实对于中国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中俄关系的思考行文到此该结束了。但本节将回应下本文写作的契机。

对于中国学者在《经济学人》发表的文章，我个人更多视为这是一个北京具有良好博弈策略性的一个反应。

首先，我们不应该质疑该学者的智识能力，也不应该质疑其爱国心，我个人对此非常尊重。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以对政治事件或者国际关系事件的预测准确与否去评论一位国际关系专家的学术水平。国际关系专业的预测能力本来就不是重点，国际关系核心的能力是去理解对象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思维方式，并去总结对象国的行为模式，为领导层在掌握更多信息的情况下更准确的理解信息的含义，并为做出政治判断和政治决策提供参考。

简单说顶级的国际关系学者可以被视为一个对象国思维认知模式的“模拟器”，既然如此就不应该对学者本人进行价值或者政治评价——他不是决策者，也不是权力者。

其次，基于上面的铺陈，这个文章在这个时间得以发表个人理解是属于北京对乌克兰问题外交博弈中的策略需要。

中国学者发表这个文章的时间是4月11日，这个时间恰好在俄国大选之后（没有干扰普京的选举），也在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他访问中国是4月24日至26日）。由于这篇文章是发表在英文版的《经济学人》上面，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突然的吹风，这显然可能被各方进行政治解读去分析北京的意图。

这个文章非常有力的对北京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保持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进行了良好的辩护，同时非常清楚的向西方世界传递了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并未与俄国形成联盟，相反北京有调整与俄国关系密切程度的可能性。

同时，中国社会客观存在对于乌克兰问题有多元的思考且与西方主流观点趋同的一些声音，并且中国政府对此并不压制。表达这种声音的还是中国一流的体制内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进行的发文，并且这个发文与这位专家多年来的观点及判断一致（如果是中国所谓鹰派学者发文，学术观点太跳跃显然不可信），从脉络和身份来说发文具备可信性和权威性（以西方对中国的体制理解，他们会认为没有上意是不可能发表类似言论，且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自由的。既然公开了，说明体制在思考中俄关系问题上存在“转变”，有谈判空间）。

如果我们从博弈角度解读，这释放了两个信号：

对于俄罗斯而言，在普京新任期就职之前（他是5月7日就职）与北京进行谈判时不能认为中国社会对此没有其他意见或者可以“道德绑架”北京对其进行支持，普京也必须释放出足够的利益和政治信用去说服（反驳）中国社会类似的“疑俄”声音，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声音去拒绝俄罗斯的一些想法；

对于美国而言，我们向美国证明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多元观点，且并非没有可以和美国交易的空间。我们通过这个文章向美国传递了一个信息，对中俄关系的理解中国并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完全可以通过出价来寻求实现华盛顿的一些目的。

大国博弈的复杂的多维是非常令人目眩的，表面现象往往并不能做表明的理解。这个文章卡在俄国大选后和布林肯访华前发出，是客观有利于北京进行外交折冲的。

可能有人担心这个文章会不会没搞乱外人，先搞乱了自己，其实这完全是不必担心的事情。

首先，这个文章发表就是英文媒体，并不是以中文发表（也就是这是外宣，不是内宣）。其次，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哲学传统、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我们是有着狮子一般生存本能的民族。

所谓政治判断和生存本能就是人们基于理性和经验所形成的认知对于现实矛盾和利益取舍做出的直觉和本能的反应。如果面临做出选择，中国人会自问几个问题：

1、问：我们需要一边倒的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吗？答：可记得“火中取栗”和“烛之武退秦”的成语和典故？

2、问：我们怎么看待美国希望并利诱我们颠覆与俄国关系的期望？答：可记得“唇亡齿寒”和“二桃杀三士”的成语和典故？

3、问：如果布林肯来要我们大幅度降低对俄国关键技术的支持，我们如何要价？答:可记得“要加钱”的典故？结束贸易战并解除小院高墙，进而要求支持北京对台湾的和平统一进程是合理的要价。

4、问：美国的承诺可置信否？答：记得“佩洛西串台”和“川普退群”的故事吗？目前的美国政府没有能力管控其政治信用，且美国政治极化如此强烈，换届就可能导致政策掉转，美国政治已经不具有确定性了。如此我们的响应必须在美国“付现”之后，批结批清，我们不能对此有长周期的预期。

5、问：如果美国以制裁威胁而不愿意释放利益来换取北京对俄降低支持，如何看待？答：待之以礼，嗤之以屁。还记得《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怎么说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6、问：如果谈判没有结果，中美激烈竞争会是未来一个避免不了的常态，改开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庞大的与美国联系的利益阶层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干扰？答：记得“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的成语么？这个阶层当然不会消失并且一直会存在，他们是我们社会的有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社会与西方保持关系和政治可能性所需要的一部分。同样他们也会有自己政治和文化上的代表。只是由于美国主动的与中国发展利益进行了脱钩，这个阶层的内生动力自然受到极大的抑制。即使他们现在非常强大，但在经济地位和政治话语权上将日益处于“萎缩”和某种程度的“失语”是自然的演化的逻辑。他们不可被论述“说服”，他们只是自然的“消失”。

因此总体来说，中国学者在《经济学人》的文章的突然发布与之相对的表述并不需要做过度的政治解读，也不意味着中国对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变化，现实会在后面证明这个判断。

六、结束语

作为一个临时起意又边写边想的文章，这个文章也该结束了。并且这个文章的长度超过了我自己的预计，以至于在公众号这个小店上菜时标题编号起得毫无章法，只能请客官见谅。

在本文的最后，我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精辟而完整的可以回答中国人需要什么样子的中俄关系，比小店整个文章更为有力。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中国需要的中俄关系恰恰就是一个让美国人“要讲一点理”的关系。

这真算得上是“如是我闻”了。

（本文完）

后记：本文基于中国学者文章的发文主题，本来还有一部分是对于乌克兰战争胜负的个人评论，因为与本文主题关联性不强，独立成篇再更新，可在公众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