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货币锚定国债，不是建金融防火墙，而是建金融抽水机 -- nobodyknowsI

完全正确。

（1）压制中间商

三层结构有且只有一个目的："压制中间商"。 以中国的体量只要做到这点，对于周边就是平推。

如果连华北平原都无法统一，如果连部民制的游牧民族、连商朝化的半农耕半渔猎民族都打不过，那么很显然不是三层结构。

五帝锤爆晋宋；

夏商爆锤晚明——脸都不要了。

就这么说吧，某些朝代能够被停留在五帝时代的少数民族暴打，被刚刚夏商化的少数民族暴打——你就知道他们开了多大的历史倒车。

（2）最典型的中间商

现在大多数人的最大问题是对“官僚地主阶层”没有足够的认识。从古代的“察举制”、“科举制”到今天纷纷考编的“小镇做题家”都是最最典型的官僚地主阶层，郡县制的唯一目的就是压制这个阶层。

从“察举制”到“科举制”到公务员考试，这些人一步登天的终南捷径是在变小了，但这些人的总体规模是不断变大的。前者，从皇权角度是件好事，唐朝之后就再也没有科举制大臣能够挑战皇权；后者，从底层角度、从中央政府角度是件坏事，因为当官吏从世家门阀扩大到中小地主之后，这些中小地主通过官僚地主阶层联合起来，彻底隔绝了县城和底层。

中国秦汉~隋唐的历史，是郡县制和分封制此消彼长的历史，最终，中小地主取代了世家门阀的生态位，世家门阀在中央再也无法挑战皇权、挑战中央政府，郡县制彻底确立。武则天几次平叛就是最重要的标志，控制中央政府就是控制皇权，就是控制国家。

中国隋唐~明清的历史，是郡县制在底层彻底被中小地主蛀空的历史，失去了基层控制权之后，郡县制徒有其形。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期，中国真正的社会制度是”中央-县城“是郡县制的形体，”县城之下的乡村“是分封制的死魂灵。

（3）中国隋唐~明清的郡县制虽然是上层郡县制、底层分封制的奇葩，但依然由两个值得仔细讨论的制度，唐玄宗的内外相制度、满清的双轨制。

（3.1）唐玄宗的内外相制度是首相主政+辅相监察的双轨宰相制度。

参考资料：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126045/answer/2917138920

首相是外相，看似重要其实选谁都无关紧要；辅相是唐玄宗身边的勋贵知识分子，这些才算关键。外相主政，内相监察。唐朝时期，伴随着府兵制，关陇贵族知识分子中诞生了一大批法家，这是中国法家的最后余晖。关陇贵族是从唐朝获利最大的，唐朝倒了他们的损失也是最大的，所以他们主动承担起了法家的职责，监察外相。内相是皇帝的亲信，出身关陇贵族，最大的优点是完全绕过了整个官僚体系——绕过官僚体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任何绕不过官僚体系的制度，哪怕设计得再好，都会被官僚体系蛀空。

唐玄宗的内外相制度是别人教给他的，他自己是不懂其中的门道的。最终，内相李林甫出任外相，废掉内相，然后选了个没有任何监察作用的辅相，彻底破环了内外相制度。

内相制度是以皇帝亲信的身份绕过官僚体系的，所以只能掌握监察的权利，治国还是要靠放权给外相这种技术官僚。

唐朝昙花一现的内相制度，本身就是任用勋贵来取代宦官的职能，可惜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都是宦官组成内廷，宦官组成的内廷是无法达到内相的高度的。

（3.2）清朝的清廷是极大的发扬了内外相制度，中央大臣极为重视满蒙大臣和汉族大臣吧比例，外面以满蒙军事贵族统兵、主政，事实上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双轨制。

清廷的制度，客观上成了压制官僚地主阶层的制度。在明末，汉族的地主阶层是通过出卖汉族的整体利益向满清媾和的，他们以为治国非他们不可，结果清廷通过一套双轨制，直接让这帮汉奸开始大喊民族主义，笑死人了。

但清廷特别是完全慈溪政变之后的清廷，并不会真正在乎底层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于中间商的压制能力并不突出，随着满蒙军事贵族的腐化堕落，攻守之势直接逆转了。但清廷的双轨制模式依然给了一条重要道路，也就是，如何从军事时期向太平时期转型，如何用军事贵族来压制官僚贵族。

（4）建国后真正形成的制度是”政教合一+直接统治“，咱就别和国外的比，也别和中国历史上的比了，这种制度在宗教国家都算落后的。

”政教合一+直接统治“的结果是，统治阶层的“小团体”越缩越小，最终成为事实上的独裁制度，一句话，就是一个加强版的常凯申。

这件事我越说越生气，建国后制度不行，完全要归结于中央那帮摘桃派，他们上能让毛退居二线，对外能把所有党外人士划为右派，对内能够排除一切党内异己——从内斗上看，中央摘桃派是特别成功的，但代价呢？

解放后，面对中央摘桃派的疯狂内斗，毛的正确做法是：

退居二线？好啊，所有中央派系都应该退居二线（特别是刘和周），掌控意识形态+外交+军事+基层，然后将治国放权给技术官僚，由地方局+党外人士按照三三制组成政府。

让笔杆子去负责意识形态和外交，但对外政策必须由军事指挥官联合起来制定。

如何限制这帮盘踞在中央的名为”笔杆子”实际上的“官僚地主阶层”的摘桃派，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关键，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已经运行的很好了，不应该听信那帮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笔杆子”去建立专政政府，事实上，控制意识形态、控制军队、控制基层就是专政，但政府恰恰需要引入所有派系的技术管理，否则太平时期，权利太过集中，就会被“笔杆子”窃国。

宗教国家的教士阶层都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不会直接治理国家，但中央摘桃派“笔杆子”没有任何自知之明；他们让毛退居二线毛就退居二线，但中央摘桃派“笔杆子”眼里只有权利没有任何主义——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借鉴伊朗后来的做法，让这帮笔杆子监国，绝对不能给他们一丝一毫的实际权力。

（5）解放战争时期往建国后过渡，应该参考清朝的双轨制，安置退役士兵、军官和军事指挥员，他们才是久经考验的政工人员，而不是那些躲在中央等着摘桃的“笔杆子”。

这是建国之后最大的疏忽。在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军事斗争的政工人员，在建国后因为长期的军旅，生涯早逝的早逝，长期疗养的长期疗养——才让那帮盘踞在中央的“笔杆子”这种伪政工人员摘了桃子，逐渐窃取了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