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反右运动前的国内外历史大背景简介 -- 夜如何其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对象分成九类，大致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排在第九，故有臭老九之称。主席曾幽默风趣地说过，“老九不能走”，语意双关。因为老九二字又与《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暗合，当时，给知识分子挽回了一点面子。

中文名九类革命对象

出    处《周礼》

对    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

属    性词语

历史背景

查《周礼》，周公旦在论述如何治理国家时就指出，君王只需控制、监督宰相就行了；而宰相应负担起协调民众关系、管好生产、保障供给等重大责任。因此，他提出“以九职任万民”。什么是“以九职任万民”呢？就是把人分成九类去管理。

第一类是农夫，他们因地制宜生产各种谷物；第二类人从事园圃种植，生产各类蔬菜瓜果；第三类人住在山林川泽，让他们开发自然资源，建筑房舍，丰富食物来源；第四类人从事畜牧业，供给肉类及皮毛；第五类人是能工巧匠，发挥他们的专长，将原料制成有用的器物；第六类人是商人，从事长途贩运，促进互通有无，扩大地区间物质交流；第七类人是妇女，让会女红的妇女传授纺织技术；第八类人是从事杂事的男女奴仆，他们除了侍候主人之外，也要从事生产劳动；第九类人是社会闲散人员，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时而干这活，时而干那活，有时没活可干。这就是《周礼》中的“以九职论万民”的治国理论。与文革中九类分子不同的是，前者是以人群来划分的，后者把革命的对立面专门拿来分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古已有之，问题是怎么个分法，各个朝代都是不相同的。

臭老九终于恢复了名誉，九类分子也没有人叫了，“以九职论万民”也有些过时了，以职业划分，现代社会可就太复杂了。而革命对象却是简化得可以，那就只剩下一个词：“犯罪嫌疑人”。

元朝也将知识分子的位置排行为第九，其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郑思肖《心史》）元朝统治者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极为卑贱，比娼妓还低，仅高于叫花子。历史上还曾有一个时期读书人被称为老九。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薪水极少，时人谓之“薪水低于舆台（原指古代奴隶，后泛指从事艰苦体力劳动者）”，大中学生社会地位的名次排在了国民党兵之下，有人把国民党兵痞叫作“丘八”，大中学生则被称为“丘九”。

在历史上，知识分子至少有三次被称为老九，而且都是臭的老九。这是历史的巧合呢，抑或有相同之原因，真是耐人寻味矣。而最后一次的“臭老九”，可以说是承袭古之遗泽而又发扬光大之，算是一个令古人汗颜的创造了。

那个红色年代，最讲究阶级出身，人分三六九等的，其中最吃香的人是“红五类”，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贫农、下中农。红五类享受各种最好的福利和待遇，包括招工提干当官参军上大学等等。最倒霉的是叫做“黑九类”，其中知识分子排第9类，前面8类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最黑的这五类又独立叫黑五类，简称“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排黑九类的第9，所以叫臭老九。“黑九类”基本没有什么人生希望，除了老老实实做好本分，其他升官发财提干进修分这个分那个都不要想了，而且随时拿你出来批斗。

毛主席爱看京剧，尤其对反映中国革命的现代样板戏，更加垂青。

有一次，毛主席观看《智取威虎山》，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化装成土匪的杨子荣遇到从我军牢房里逃脱的小炉匠栾平，险些被这个家伙揭穿，杨子荣假作无辜，要离开山寨，土匪们纷纷劝阻，座山雕也喊道：“老九不能走！”

毛主席看到这里的时候，意味深长地念叨着这句台词：“老九不能走……老九不能走……”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对这句台词如此重视呢？只因它勾起了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心。

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知识分子遭到了普遍的迫害，有些人还别有用心地排列了一个反动派的等级：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知识分子，因此，把知识分子轻蔑地称为“臭老九”。

这股歪风邪气，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很多被蛊惑的学生也在学校里批斗自己的老师，辱骂他们是“臭老九”。

这种现象，就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和忧虑，于是就借看戏的机会，发出了“老九不能走”的呼声，借以表达他关心知识分子的态度。

实际上，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本身就是旧中国率先觉醒的一代知识青年，是有思想、有文化、有革命担当的“新秀才”，跟随毛主席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同志中，就有218名接受较高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的主旨和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一些战功赫赫却文化水平较低的老革命干部，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他们总是嫌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言行举止和自己不一样，就看不顺眼，觉得没有他们也能干革命。

毛主席就对这些观点提出过批评，说“这是很不聪明的话”，“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蠢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就不行了！”

毛主席不仅在党内各种会议上表达这些意见，甚至在会见外宾时，也经常阐述类似的观点，比如会见东德代表团时就说：“没有他们，我们不能进行工作，就没有工程师、教授、教员、记者、医生、文学家、艺术家。”

会见古巴文化代表团时，毛主席也说：“我们应该争取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否则我们就无法继续我们的事业。”

对于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出身和留洋背景、甚至担任过国民政府职务等历史问题，毛主席多次表示：“要信任知识分子，如果只按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

1956年1月，中央还在北京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周总理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

会议最后，还提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口号：“向现代科学进军！”

随后，毛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国内掀起了一股尊重知识、重视文化的思想热潮，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都积极为各项事业献计献策，或者对我党和政府的一些工作提出一些建议和批评。

今天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当时人们意识中的“阶级性”是非常突出的，旧中国的阶级分化、阶级压迫、阶级对立，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因此，阶级斗争也必然是非常严酷的。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荡然无存，但是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还是非常尖锐的，这是历史发展中一段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

不过，正确的政策引导会减轻它的负面影响，而失衡的政策引导则会夸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对于一些知识分子的“刺耳批评”，当时普遍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众和领导干部，是很难接受的，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引蛇出洞”、“反击右倾”的运动，很多知识分子都被打成了“右派”。

1962年3月，国家科委、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先后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文艺创作座谈会，周总理和陈毅专程从北京赶来，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再次表达了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但可惜的是，那场运动发起后，有些人肆意歪曲政策，让知识分子遭受到了空前的不公正待遇，这才引发了文章开头毛主席那句意味深长的“老九不能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在当时那个疯狂的时代背景下，毛主席的话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等口号，才终于迎来了重视知识、尊敬知识分子的文化盛世。

邓小平指出，“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就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过“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70年代末，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传遍全国，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因此闯入人们的眼帘，成为人们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其实，在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两年前，邓小平就知道陈景润其人。那时他通过相关渠道，要求中科院支持陈景润的研究工作，关心他的生活，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是邓小平坚定有力地支持了陈景润的科学研究工作。全国形势好转、经济蓬勃发展后，邓小平更是从多方面给予陈景润关怀与鼓励。

邓小平和陈景润，一个是中共高层领导，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两人演绎了一曲“科学的春天”故事。在那个年代里，邓小平对陈景润的特殊关怀，以及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哈哈哈哈哈）

好在命运之神还没有彻底对陈景润绝情，正在他事业和生活处于艰难的时候，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成了他及许多科研人员的大救星。

1974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四人帮”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科学战线也不例外。他对科技界是非颠倒、科技人员受到压制和迫害的状况深感忧虑，决心纠正和扭转。

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的汇报时，对许多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从事科学研究的爱国敬业精神给予了肯定，他特别提到了陈景润因秘密从事数学尖端课题研究而被诬为“白专”典型一事，对陈景润的工作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当时，邓小平拍案而起，激愤地斥责道：“什么‘白专’道路，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他指出：“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就是不敢讲‘专’嘛”，“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https://sd.ifeng.com/zbc/detail_2014_09/14/2908703_0.shtml

邓小平对科研工作的肯定传出后，广大知识分子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之后，数学所恢复了正常的上下班制度。邓小平还亲自过问了陈景润的问题，为了使陈景润摆脱困境，有一个较好的研究环境，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帮助陈景润解决实际问题。

邓小平指出，“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就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过“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还说，我国的科技、教育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整整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有90万，我国只有20多万。他号召党内外同志“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陈景润。

邓小平从陈景润的遭遇看到了抓好知识分子工作的迫切性，看到必须创造一个适合搞科研的良好社会环境，下决心为之不懈努力。

盖棺论定的一个表述差别，能接近侮辱。

文革前他出名，是他上了毛选，主席说不杀他，养着他是留着教育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