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反右运动前的国内外历史大背景简介 -- 夜如何其
最大的国际历史背景，是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然后西方阵营一片欢腾。
西欧当时的左翼力量，遭到彻底的重击。领导人见了记者，躲躲闪闪。
在中国，态度则比较耐人寻味。
苏共历史影响的残留，被一扫而空。大有松了口气的感觉。
甚至有了争夺共运领导权的打算。
小的历史背景，是东欧小国问题，主要是波兰匈牙利。共运其实没有获得认可。
最大的国内背景，是开国五年后，民主党派被踢出政府。
党内普遍极其厌恶，外部监督，包括来自人民群众的。
在这种国内外背景下，主席提议预防。
代表事件，
第一是陆定一做的百花齐放的报告。
第二是周恩来在年底对知识分子问题做的报告。
其中第一件事，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东欧国家非常赞赏。认为应该学习。
第二件在国内影响很大。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被确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反右之后，内部又把知识分子转而定性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这个转变可以理解，但为了便于现实操作，更改党的理论基础。
是不严谨的。
反右过程及扩大化，都可以看资料。
主席负责背锅。
所以历史记载都是主席的态度转变过程。
一开始主席很英明，张青山这样的，都杀掉了。让群众监督，提提意见吧。
过后不久，主席就陷入了迷茫。当时回忆录说，有人反对这么干。
主席面对完全相反的两种汇报，不知道谁说的对。
再其后，主席做出决断。
然后痛骂知识分子。
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
臭老九！
知识越多越反动。
卑贱者更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这些言论，有广泛的共鸣。
回思反右，一般都是说扩大化不对。
了解反右的历史背景，才能理解为什么土共为什么，就是无法收服知识分子。
没有真正理解知识分子的本质.
不是说高学历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类似先知和哲学家的存在。
换个大白话：我们就是瞧不起你们这些普通人。
（备注：主席说的挺对的，在北大的时候，就听过这话了。）
他们往往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其想法看法与社会现实有距离，对现实有所保留，批判社会是他们的性格。
不管谁当统治者。
知识分子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
这个有大一统思想传统的中国，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中国，本身就是令人厌恶的，上上下下都不喜欢。
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就是瞧不起你。
你生不生气，他们都看不上你。
可以安慰的是，他们谁都瞧不上，包括他们自己。
在旧社会,臭老九的来历出于元朝.
元朝按职业把老百姓分类.
没有稳定的科举制度,但有儒户.
科举也不是完全没有过,但蒙古人始终拿不定主意.
儒户按排列,是第九类,算是技术工种.
即"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但是地位还是不太差,可以免交人头税.
但是传到后世,对儒生来说,臭老九就成了侮辱用词了.
清代文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托词说这是明朝人瞎编的.
就算是瞎编的,还是骂人的话.连娼妓都不如吗?
当年很多人读过私塾,知道来处.并非后来的解释.
在中国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普通人一般以学历来判断。
过去土工也摇摆，比如理工科，特别是工程师，倾向于他们是专业知识工匠，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建国初期，高学历大多都出身不好。换句话带着剥削阶级的印记。
政治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公知”。
公知特点就是高高在上，自认“先知”和“良心”
“理中客”是放马后炮为主，主要基于“事实”，没有“良心”
理中客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公知是远见卓识的模范。
两者真的同时共存一体，那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实际上并不多。
虽然打击了文科知识分子，但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是一直存在的。
其实就算是老师待遇也是不错的。政治待遇只是相对代表有所减少。并没有知识分子如何如何。
所谓臭老九也是改开后的造谣多一些，并非文革主流。
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内部争斗，其实和今天知识分子内斗差别不大。揭露知识分子的也都是自己人。动手打人的确实是红卫兵，高干子弟为首的一群。
既然你说错了基础，自然整体结论也就错了。
梁家兄弟和主席是同乡旧识。据称是见过很多次，从未通报各自姓名。
后来还在北大再次相遇。
由于主席对这段的记忆不好，这个关系似乎有点别扭。
后又见与延安，主席后来很高兴地说和其关系不错。
53年，他在大会上，要求对农民施仁政，说对工人太好。有九天九地的差别。
主席极其震怒，几乎当众吵了起来。
他去世时悼词非常不好写，家属一度拒绝参假追悼会。
这和老革命那种不好写，不一样。
土共组织部门的干部潜规则，无论死生，都有些非常认真严肃到有点搞笑的设定和用语。
盖棺论定的一个表述差别，能接近侮辱。
文革前他出名，是他上了毛选，主席说不杀他，养着他是留着教育大家。
文革后，他最有名的，是那句“匹夫不可夺志！”。
这个人的趣事之一：
文革时，红卫兵抄他家，也不打他，把他的书籍字画，堆到院子里，压着梁，看他们一本本往火里丢。
他也不吭声，就是烧字典的时候，他不愿意了。
小红卫兵的脾气，就是别的不烧，字典也得烧了啊。
土共最讲究纪律性，而文人都追求自由性，这个矛盾如果不是掌权者心胸宽广，难以调和。而土共建国后的干部主力，基本上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人，可能胸怀天下，但往往不容异端。海瑞骂皇帝，还能得善终。49年以后，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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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呵呵，移花接木，十分有趣。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95岁于1988年去世，写去世时悼词不好写，这不知道你要批判谁了，这是说平反后的梁漱溟的“假追悼会”吗？
臭老九和资本主义尾巴一样，都是文革后的造假，以前是有着同样的分析的，资本主义尾巴不说了，单说臭老九，这个说法很奇怪。
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对象分成九类，大致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排在第九，故有臭老九之称。主席曾幽默风趣地说过，“老九不能走”，语意双关。因为老九二字又与《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暗合，当时，给知识分子挽回了一点面子。
中文名九类革命对象
出 处《周礼》
对 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
属 性词语
历史背景
查《周礼》，周公旦在论述如何治理国家时就指出，君王只需控制、监督宰相就行了；而宰相应负担起协调民众关系、管好生产、保障供给等重大责任。因此，他提出“以九职任万民”。什么是“以九职任万民”呢？就是把人分成九类去管理。
第一类是农夫，他们因地制宜生产各种谷物；第二类人从事园圃种植，生产各类蔬菜瓜果；第三类人住在山林川泽，让他们开发自然资源，建筑房舍，丰富食物来源；第四类人从事畜牧业，供给肉类及皮毛；第五类人是能工巧匠，发挥他们的专长，将原料制成有用的器物；第六类人是商人，从事长途贩运，促进互通有无，扩大地区间物质交流；第七类人是妇女，让会女红的妇女传授纺织技术；第八类人是从事杂事的男女奴仆，他们除了侍候主人之外，也要从事生产劳动；第九类人是社会闲散人员，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时而干这活，时而干那活，有时没活可干。这就是《周礼》中的“以九职论万民”的治国理论。与文革中九类分子不同的是，前者是以人群来划分的，后者把革命的对立面专门拿来分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古已有之，问题是怎么个分法，各个朝代都是不相同的。
臭老九终于恢复了名誉，九类分子也没有人叫了，“以九职论万民”也有些过时了，以职业划分，现代社会可就太复杂了。而革命对象却是简化得可以，那就只剩下一个词：“犯罪嫌疑人”。
元朝也将知识分子的位置排行为第九，其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郑思肖《心史》）元朝统治者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极为卑贱，比娼妓还低，仅高于叫花子。历史上还曾有一个时期读书人被称为老九。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薪水极少，时人谓之“薪水低于舆台（原指古代奴隶，后泛指从事艰苦体力劳动者）”，大中学生社会地位的名次排在了国民党兵之下，有人把国民党兵痞叫作“丘八”，大中学生则被称为“丘九”。
在历史上，知识分子至少有三次被称为老九，而且都是臭的老九。这是历史的巧合呢，抑或有相同之原因，真是耐人寻味矣。而最后一次的“臭老九”，可以说是承袭古之遗泽而又发扬光大之，算是一个令古人汗颜的创造了。
那个红色年代，最讲究阶级出身，人分三六九等的，其中最吃香的人是“红五类”，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贫农、下中农。红五类享受各种最好的福利和待遇，包括招工提干当官参军上大学等等。最倒霉的是叫做“黑九类”，其中知识分子排第9类，前面8类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最黑的这五类又独立叫黑五类，简称“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排黑九类的第9，所以叫臭老九。“黑九类”基本没有什么人生希望，除了老老实实做好本分，其他升官发财提干进修分这个分那个都不要想了，而且随时拿你出来批斗。
这是和你典型的观点类似的文字，其实都是造谣造假罢了。
知识分子排名第九，就等于是臭老九吗？
应该承认，文革确实有这个骂名，也出现在很多组织印刷的小报、通讯中，作为一个公开的词汇几乎很少出现在两刊一报等国家公开大报中，主要是毛主席说了老九不要走。
毛主席爱看京剧，尤其对反映中国革命的现代样板戏，更加垂青。
有一次，毛主席观看《智取威虎山》，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化装成土匪的杨子荣遇到从我军牢房里逃脱的小炉匠栾平，险些被这个家伙揭穿，杨子荣假作无辜，要离开山寨，土匪们纷纷劝阻，座山雕也喊道：“老九不能走！”
毛主席看到这里的时候，意味深长地念叨着这句台词：“老九不能走……老九不能走……”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对这句台词如此重视呢？只因它勾起了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心。
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知识分子遭到了普遍的迫害，有些人还别有用心地排列了一个反动派的等级：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知识分子，因此，把知识分子轻蔑地称为“臭老九”。
这股歪风邪气，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很多被蛊惑的学生也在学校里批斗自己的老师，辱骂他们是“臭老九”。
这种现象，就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和忧虑，于是就借看戏的机会，发出了“老九不能走”的呼声，借以表达他关心知识分子的态度。
实际上，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本身就是旧中国率先觉醒的一代知识青年，是有思想、有文化、有革命担当的“新秀才”，跟随毛主席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同志中，就有218名接受较高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的主旨和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一些战功赫赫却文化水平较低的老革命干部，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他们总是嫌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言行举止和自己不一样，就看不顺眼，觉得没有他们也能干革命。
毛主席就对这些观点提出过批评，说“这是很不聪明的话”，“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蠢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就不行了！”
毛主席不仅在党内各种会议上表达这些意见，甚至在会见外宾时，也经常阐述类似的观点，比如会见东德代表团时就说：“没有他们，我们不能进行工作，就没有工程师、教授、教员、记者、医生、文学家、艺术家。”
会见古巴文化代表团时，毛主席也说：“我们应该争取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否则我们就无法继续我们的事业。”
对于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出身和留洋背景、甚至担任过国民政府职务等历史问题，毛主席多次表示：“要信任知识分子，如果只按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
1956年1月，中央还在北京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周总理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
会议最后，还提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口号：“向现代科学进军！”
随后，毛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国内掀起了一股尊重知识、重视文化的思想热潮，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都积极为各项事业献计献策，或者对我党和政府的一些工作提出一些建议和批评。
今天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当时人们意识中的“阶级性”是非常突出的，旧中国的阶级分化、阶级压迫、阶级对立，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因此，阶级斗争也必然是非常严酷的。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荡然无存，但是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还是非常尖锐的，这是历史发展中一段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
不过，正确的政策引导会减轻它的负面影响，而失衡的政策引导则会夸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对于一些知识分子的“刺耳批评”，当时普遍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众和领导干部，是很难接受的，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引蛇出洞”、“反击右倾”的运动，很多知识分子都被打成了“右派”。
1962年3月，国家科委、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先后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文艺创作座谈会，周总理和陈毅专程从北京赶来，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再次表达了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但可惜的是，那场运动发起后，有些人肆意歪曲政策，让知识分子遭受到了空前的不公正待遇，这才引发了文章开头毛主席那句意味深长的“老九不能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在当时那个疯狂的时代背景下，毛主席的话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等口号，才终于迎来了重视知识、尊敬知识分子的文化盛世。
邓小平指出，“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就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过“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70年代末，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传遍全国，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因此闯入人们的眼帘，成为人们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其实，在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两年前，邓小平就知道陈景润其人。那时他通过相关渠道，要求中科院支持陈景润的研究工作，关心他的生活，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是邓小平坚定有力地支持了陈景润的科学研究工作。全国形势好转、经济蓬勃发展后，邓小平更是从多方面给予陈景润关怀与鼓励。
邓小平和陈景润，一个是中共高层领导，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两人演绎了一曲“科学的春天”故事。在那个年代里，邓小平对陈景润的特殊关怀，以及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哈哈哈哈哈）
好在命运之神还没有彻底对陈景润绝情，正在他事业和生活处于艰难的时候，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成了他及许多科研人员的大救星。
1974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四人帮”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科学战线也不例外。他对科技界是非颠倒、科技人员受到压制和迫害的状况深感忧虑，决心纠正和扭转。
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的汇报时，对许多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从事科学研究的爱国敬业精神给予了肯定，他特别提到了陈景润因秘密从事数学尖端课题研究而被诬为“白专”典型一事，对陈景润的工作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当时，邓小平拍案而起，激愤地斥责道：“什么‘白专’道路，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他指出：“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就是不敢讲‘专’嘛”，“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https://sd.ifeng.com/zbc/detail_2014_09/14/2908703_0.shtml
邓小平对科研工作的肯定传出后，广大知识分子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之后，数学所恢复了正常的上下班制度。邓小平还亲自过问了陈景润的问题，为了使陈景润摆脱困境，有一个较好的研究环境，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帮助陈景润解决实际问题。
邓小平指出，“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就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过“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还说，我国的科技、教育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整整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有90万，我国只有20多万。他号召党内外同志“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陈景润。
邓小平从陈景润的遭遇看到了抓好知识分子工作的迫切性，看到必须创造一个适合搞科研的良好社会环境，下决心为之不懈努力。
这篇凤凰草鸡网文章非常有意思，文章提示说邓小平谈臭老九不要走，结果扯到陈景润身上了，话说迫害陈景润的不就是邓小平吗？
其实是毛主席说的不要走。
当然了，这个事情应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老红卫兵揍知识分子和老师的时期。也就是说随着1969年九大文革结束，这事就不提了，因为各种小报随着派系解体而停止了发刊，所谓臭老九也只是高干子弟红卫兵（也包括一些奴才）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肆意的蔑视罢了。
持续时间自然不长，所以文革中后期基本不怎么提了，是改开后或者说粉碎后，为了造谣污蔑四人集团而强行拉出来的说法罢了。
粉碎后，工农兵的代表份额被知识分子大量消除，所以知识分子自然也不怎么不舒服了，只是开始针对官僚阶级了，哈哈哈。
梁漱溟的确和毛主席在反右中有过争论，也被提为右派，但是也没有下放，也没有惩罚，所谓匹夫不可以夺志，只是针对他在文革中的一次不表态的所谓简单批斗罢了。
这是一篇典型把反右和文革搅和在一起，虚构事实的知识分子类型的谎言文字。
这个帖子的文品是极其糟糕的。
盖棺论定的一个表述差别，能接近侮辱。
文革前他出名，是他上了毛选，主席说不杀他，养着他是留着教育大家。
这么颠倒黑白和时间点，合适么？不合适，呵呵呵。
也反对自己被放在和老百姓一样的地位上，其实在元朝，汉儒地位是应该低一些，但是其他朝代还是很不错的。
儒家地位被压低是一个很短的时期。
这是很搞笑的事情。
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或者老师都没那么低的地位，只不过，因为工农兵在代表中和官僚中的地位上升，比例上升让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的群体地位降低了。
就好像贬低陈永贵、王百得等人那样。
新中国啊。
且不说你说得根本不对，就说你这个思路思维，也是离奇的愚不可及。
梁漱溟50年代和毛主席对着骂，活到95，你怎么说？
你没法说，就是文人的不要脸的精神，很显然，你代入自己是梁漱溟一样的文人了。
新中国反右是因为知识分子借民主党派的这个皮要自己上台，反对工业化，走小农农业社会道路。
确实由此遭到了共产党和老百姓的双重打击，因为建国前他们的治理思路就是那样。
老百姓也根本不买他们的操作，确实有一些农民有自己的自私想法（富农为主），但是绝大部分农民还是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
而知识分子的这个皮毛的特性，寄存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身上的这个奴性也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劣根性。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 见于山海的文章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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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梁漱溟？ - 似水忘了流年的文章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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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 做自己的哲学家的文章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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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怎么看待梁漱溟？ - 涅槃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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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梁漱溟当面顶撞毛主席，为何晚年却后悔了 - 李不空的文章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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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梁漱溟？ - 似水忘了流年的文章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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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怎么看待梁漱溟？ - 寺内正道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769243/answer/3351518746
大家怎么看待梁漱溟？ - 匹马天涯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769243/answer/334186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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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知识分子“臭老九”，引起广泛共鸣？
我这人孤陋寡闻，正在学党史，读最新版的毛泽东年鉴，也没看到🈶这样的记载。
郑重请教一下，您写这个，出处是在哪里？
再其后，主席做出决断。
然后痛骂知识分子。
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
臭老九！
根据邓小平在88座谈会上所说的，“臭老九”这个词是四人帮制造的。
他说:“‘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注:‘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污蔑是‘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就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1390475136443151&wfr=spider&for=pc
不是高中毕业生就是知识分子，
理工科的大学生、研究生和教授、研究员也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墨子的后裔。
简单的说，知识仅仅来源于书本，没有社会实践的读书人，是知识分子之一。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社会上，总是认为科学院的院士比工程院的院士牛，还是认为科学院的院士是知识分子，工程院的院士就是干活的。
本质上还是孔夫子的理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之于人。
印度的高种姓着，都不愿意体育运动。凡是出力的都是下等人。
就实在是太愚蠢了。建国之后，中国的建设第一重要的就是工业化，工业化，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稳固的国防，农民的那点收入随时会被侵略者夺走，最后还是一场空。是全力建设工业，还是维持小农经济？就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区别，长痛不如短痛。冒着迂腐文人嘴里不施仁政的恶名，全力推进中国的工业化，才是造福千秋万代的仁政。
一类知识分子对中国有什么贡献？没有他们或许会更好。
当时的中共，各级政府，大小干部，各种政策，都被描绘成神经病。各种反右文革故事，让人以为是在非人间。
我母亲与大姨都是5060年代的师范生，毕业后当老师，干部身份。她们是地主成分，她们的父母家，爷爷家，外婆家，都是地主，还不是小地主，几千亩地。解放后，地被分，家具被分。但地主家孩子，也跟其他孩子一样正常上学，凭成绩上师范当干部。我问过母亲，有没有因为地主成分受到歧视与冲击?她说，没有，地主家学生当时真没受歧视，凭成绩升学，谁会为难小孩子。。这与伤痕文学的描写差别很大。
岁月史书，影响太大，不要说几十年前的纷纷滴滴，过些年，方方之类成民族脊梁都是可预期的。。
老年人的回忆，大饥荒之前的社会风气极其积极向上。
即使反右期间也是如此。
反右时，大众和老实谨慎的人，未受到冲击，反而有点喜闻乐见。
群众风气败坏是在大饥荒时期，面对饥饿，大家就无法控制了。
农村贫下农偷盗集体的作物，是普遍现象。反而地主富农不敢偷。
为了制止这种情况，大队就安排地主夜间守卫。
这一招，是个妙招。
第一他不敢监守自盗。
第二他也除了喊一嗓子，啥也不敢干。倒是天明后，大队也不说话。
第三是致命的，夜间守卫，必须吃点东西，不然没几天就会被冻死，或者得大病。
教育方面，高考政策改变是63左右，一年比一年紧。
形容一下就是前年上清华，去年可以省大，今年只能读师范和农院，明年就不让你参加高考了。
工农兵大学生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最后伤痕文学是指城市青年没有出路的那部分。
余华，方芳乃至莫言这批，是另外一类。不属于伤痕文学。
总起来说改开后的文学，文学创作，个人的悲剧和历史大势无法形成完美结合，加上笔力不足，注定在文学史上，没有什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