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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将帅情战友情兄弟情(二):一双鞋一匹马、一点干粮两片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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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将帅情战友情兄弟情(二):一双鞋一匹马、一点干粮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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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特别是过草地时,为了生存,饥不择食,很多能吃、不能吃的东西都吃了。野菜、草根、树皮不在话下,皮带、皮鞋饿极了也吃,甚至从人畜粪便中寻找没消化干净的青稞、麦粒吃。过草地期间,一碗热汤、一口吃的,就能救一个人。

因为长期饿肚子,很多老革命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忍饥挨饿的经历,也留下了很多关于吃的记忆。战友之间赠送一点食物、弄点吃的聚在一起打牙祭,可以让人记一辈子。在艰苦岁月里,战友情比什么都重要。

中央红军过夹金山时,时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之前一段时间任上干队政委,队长肖劲光)莫文骅只有一双胶水鞋,鞋底很滑,鞋头也破了,下山时滑得厉害,没法走。他看着大家往下奔跑,自己跟不上,很着急,就把鞋扔了,光脚走。走了几步,全身很快发麻冻僵。这时,干部团政治处青年干事严长庆跑了过来,从背包里抽出一双自己备用的新草鞋送给他。在那关键时刻,一双草鞋,如同救人一命。

莫文骅怀着感激的心情,穿上了这双新鞋赶路,身上充满了力量,慢慢赶上了队伍。若没有这双草鞋,他可能下不来雪山了。严长庆后来被派去苏联学航空,1945年回国后在哈尔滨被苏军摩托车撞死。莫文骅一直都很怀念他。

到达卓克基之后,藏民都跑光了,筹粮十分困难。休整期间,莫文骅去中央机关住的一座喇嘛庙,看望正担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的罗荣桓。聊天之中,他得知总部机关生活比战斗部队更加艰苦,首长也常常忍饥挨饿,吃不饱肚子。确实,机关大多数时候只能等下边部队供应粮食。他不禁回想起长征出发不久,罗荣桓分到一只鸡,舍不得自己吃,请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吃。

莫文骅想起自己还有15个烧饼,提出要送给罗荣桓。罗荣桓谢绝了。莫文骅态度十分坚决,第二天要派人送过来,自己另想办法找吃的。罗荣桓看他态度这么坚决,就笑着表示,第二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吃午饭。两人住处离得并不近,有十几里路。罗荣桓坚持要去,他就答应了。

次日中午,罗荣桓带了一个人前往赴“宴”。三人喝着冰凉的泉水,痛快地吃起没油没盐的烧饼,共吃了12个。他把剩下的3个包好给罗荣桓带走。罗荣桓不同意,笑着说:“你不坚壁清野已很好了,又何必一扫而光呢!”

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军委机关也苦得很。周恩来和军委一局局长张云逸患病(这时还没进草地),军委机关的同志告诉莫文骅他们:如果弄到肉或油,就送一点给生病的首长补补身子。他把这事一直记在心中,可一连几天也没有弄到。有一天,部队供给处给他分了四两腊肉,他便让勤务员把肉切成两份,给周恩来和张云逸送去。这件事,张云逸同志一直记在心里。解放初,二人见面时,张云逸还专门提及:“那二两腊肉,比现在请我吃烤鸭还好啊!”

原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上干队学员雷经天,是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参加长征的,自然没有干部的待遇(至少没马骑)。他在将近走完草地时,不小心跌到一个水沟里,幸有同志把他拉起来,但他衣服湿透,嘴唇发白,脸色铁青,全身发抖,坐在一旁,无法继续前进。恰好莫文骅经过此地,问其究竟,然后掏出两片干姜给他口含和擦身,并从马袋里拿出一套旧单衣给他换上。不一会,他嘴唇变红,也不发抖了,再休息一会,便能拄着拐棍继续前进。1956年,他去莫文骅家里看望,一进门便对其大儿子说:“过草地时,是你爸给我两片干姜,救我一条命!”

时任红十一团特派员裴周玉回忆,过草地时,二营邱特派员三天没吃到一粒粮食,饿得奄奄一息。裴周玉发现后,赶紧掏出一碗干粮给他吃了,又扶着他骑上自己的马走了一段。第二天过河时,他又被河水冲倒。他被抢救上岸后,骑上裴周玉的马,终于走出了草地。

过草地时,骡马的作用非常大。裴周玉有一匹马,每天在全团后尾搞收容,把危在旦夕的同志驮出危险地带。一名李姓大队长的马死了之后,自己生病掉队,把党证交给了裴周玉,就算革命到底了。裴周玉劝他吃点干粮,然后骑上自己的马走了十几里路。第二、三天,又用马帮他渡过了两条河,终于帮他走出了草地。

原独立师政委张平凯被错误撤职后,背着一床被、一个包袱,害病掉队走在后边。裴周玉让马夫帮他驮着包袱,每天把马给他骑一段,给他一些干粮充饥,这样他的身体逐步好转,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甘肃后,他才取回自己的行李。文革期间,张平凯受到迫害,裴周玉去看他。张平凯说:“在草地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帮我渡过来了,我现在还怕什么呢?”

张平凯的状态确实很差。李志民、莫文骅的回忆录中也都提到了他。

懋功会师之后,中央红军的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彭杨军事学校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大学。教育长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莫文骅为校党总支书记,主持政治部工作。校长倪志亮、政委何畏、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均未到职,学校的工作由李、莫二人主持。

李特冲着莫文骅,指责干部团散漫,精神不振,思想右倾。一个例子就是张平凯。他左手提着一只羊头壳,右手拿着一只土罐子,衣衫褴褛,正好被李特看见。李特指着他说:“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其艰苦性在哪里?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吗?”当然,李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这时至少还有玉米糊糊喝。

走出草地到了巴西,时任红三军(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李志民遇到了老乡张平凯。一年不见,张平凯得了疟疾,勉强跟着干部团行军,瘦得不像样子,差点就出不了草地。他感到很心疼,扶着张平凯回到驻地,送到医院治疗。恰巧有个战友给他送来一只在山上下套子抓的五六斤重的獾子,给他补养身体。

经过一年长征,大家都一样,拖得精疲力竭,饿得脸黄肌瘦。李志民也是带病长征,身体瘦弱,但自认为比起伤病员来,还算一个“壮汉”。于是,就把这只獾子交给伙房,杀了煮给张平凯和几个重伤病员吃。说实话,一点点獾子肉,让一个人吃,也能一口气全吃掉。煮好后分给重伤病员,每人只能吃几块肉,喝一小碗汤而已。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一块獾子肉就表达了李志民的一片心意。建国以后,张平凯见到他还常提起獾子肉的事。

过草地之前,李志民的骡子被人偷了。他与几个伤病员艰难跋涉了四天多,碰到了兄弟部队的四个战士偎依在一起,各个脸色苍白,手脚发凉,瑟瑟发抖。都是饿的,冻了一晚上,没有东西吃,就这样了。李志民只有三个青稞麦饼,但他毅然挑了一个最大的约有半斤重的麦饼,掰成四块,分给四个战士,并鼓励了他们一番,坚持就是胜利。部队到了巴西之后,李志民又遇到那四个战士,他们已经归队了并向他行礼致敬。

宋任穷回忆,长征途中,一些负责同志行军时骑马,看见前面掉队的同志就下来让他们骑,一匹马可以骑两个人。许多领导干部都是这样做的。红军讲阶级友爱,官兵平等,干部关心战士,帮助和体贴同志,这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好传统,比做长篇大论的空洞报告有力得多。抗战时期,长征时干部团的一个学员见到宋任穷就问:“你还认识不认识我?”他说:“记不得名字了。”

这个同志很生气地说:“长征时我在干部团,那时我病了,走不动路,还是你用马把我驮过来的。”他对这个同志说:“同志,这种情况差不多天天都有啊。哪能都记得呢?”

红三军团到达黑水、芦花地区时,张震担任红十团管理主任,主要负责筹粮。有一次,军团供给部正在杀一头牛,邱创成政委看见他来了,主动给了他几斤牛肉。他念念不忘,晚年写到了回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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