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将帅情战友情兄弟情（二）：一双鞋一匹马、一点干粮两片 -- 孤星

微信公众号 云在西湖 同发。

长征途中，特别是过草地时，为了生存，饥不择食，很多能吃、不能吃的东西都吃了。野菜、草根、树皮不在话下，皮带、皮鞋饿极了也吃，甚至从人畜粪便中寻找没消化干净的青稞、麦粒吃。过草地期间，一碗热汤、一口吃的，就能救一个人。

因为长期饿肚子，很多老革命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忍饥挨饿的经历，也留下了很多关于吃的记忆。战友之间赠送一点食物、弄点吃的聚在一起打牙祭，可以让人记一辈子。在艰苦岁月里，战友情比什么都重要。

中央红军过夹金山时，时任干部团政治处主任（之前一段时间任上干队政委，队长肖劲光）莫文骅只有一双胶水鞋，鞋底很滑，鞋头也破了，下山时滑得厉害，没法走。他看着大家往下奔跑，自己跟不上，很着急，就把鞋扔了，光脚走。走了几步，全身很快发麻冻僵。这时，干部团政治处青年干事严长庆跑了过来，从背包里抽出一双自己备用的新草鞋送给他。在那关键时刻，一双草鞋，如同救人一命。

莫文骅怀着感激的心情，穿上了这双新鞋赶路，身上充满了力量，慢慢赶上了队伍。若没有这双草鞋，他可能下不来雪山了。严长庆后来被派去苏联学航空，1945年回国后在哈尔滨被苏军摩托车撞死。莫文骅一直都很怀念他。

到达卓克基之后，藏民都跑光了，筹粮十分困难。休整期间，莫文骅去中央机关住的一座喇嘛庙，看望正担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的罗荣桓。聊天之中，他得知总部机关生活比战斗部队更加艰苦，首长也常常忍饥挨饿，吃不饱肚子。确实，机关大多数时候只能等下边部队供应粮食。他不禁回想起长征出发不久，罗荣桓分到一只鸡，舍不得自己吃，请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吃。

莫文骅想起自己还有15个烧饼，提出要送给罗荣桓。罗荣桓谢绝了。莫文骅态度十分坚决，第二天要派人送过来，自己另想办法找吃的。罗荣桓看他态度这么坚决，就笑着表示，第二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吃午饭。两人住处离得并不近，有十几里路。罗荣桓坚持要去，他就答应了。

次日中午，罗荣桓带了一个人前往赴“宴”。三人喝着冰凉的泉水，痛快地吃起没油没盐的烧饼，共吃了12个。他把剩下的3个包好给罗荣桓带走。罗荣桓不同意，笑着说：“你不坚壁清野已很好了，又何必一扫而光呢！”

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军委机关也苦得很。周恩来和军委一局局长张云逸患病（这时还没进草地），军委机关的同志告诉莫文骅他们：如果弄到肉或油，就送一点给生病的首长补补身子。他把这事一直记在心中，可一连几天也没有弄到。有一天，部队供给处给他分了四两腊肉，他便让勤务员把肉切成两份，给周恩来和张云逸送去。这件事，张云逸同志一直记在心里。解放初，二人见面时，张云逸还专门提及：“那二两腊肉，比现在请我吃烤鸭还好啊！”

原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上干队学员雷经天，是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参加长征的，自然没有干部的待遇（至少没马骑）。他在将近走完草地时，不小心跌到一个水沟里，幸有同志把他拉起来，但他衣服湿透，嘴唇发白，脸色铁青，全身发抖，坐在一旁，无法继续前进。恰好莫文骅经过此地，问其究竟，然后掏出两片干姜给他口含和擦身，并从马袋里拿出一套旧单衣给他换上。不一会，他嘴唇变红，也不发抖了，再休息一会，便能拄着拐棍继续前进。1956年，他去莫文骅家里看望，一进门便对其大儿子说：“过草地时，是你爸给我两片干姜，救我一条命！”

时任红十一团特派员裴周玉回忆，过草地时，二营邱特派员三天没吃到一粒粮食，饿得奄奄一息。裴周玉发现后，赶紧掏出一碗干粮给他吃了，又扶着他骑上自己的马走了一段。第二天过河时，他又被河水冲倒。他被抢救上岸后，骑上裴周玉的马，终于走出了草地。

过草地时，骡马的作用非常大。裴周玉有一匹马，每天在全团后尾搞收容，把危在旦夕的同志驮出危险地带。一名李姓大队长的马死了之后，自己生病掉队，把党证交给了裴周玉，就算革命到底了。裴周玉劝他吃点干粮，然后骑上自己的马走了十几里路。第二、三天，又用马帮他渡过了两条河，终于帮他走出了草地。

原独立师政委张平凯被错误撤职后，背着一床被、一个包袱，害病掉队走在后边。裴周玉让马夫帮他驮着包袱，每天把马给他骑一段，给他一些干粮充饥，这样他的身体逐步好转，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甘肃后，他才取回自己的行李。文革期间，张平凯受到迫害，裴周玉去看他。张平凯说：“在草地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帮我渡过来了，我现在还怕什么呢？”

张平凯的状态确实很差。李志民、莫文骅的回忆录中也都提到了他。

懋功会师之后，中央红军的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彭杨军事学校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大学。教育长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莫文骅为校党总支书记，主持政治部工作。校长倪志亮、政委何畏、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均未到职，学校的工作由李、莫二人主持。

李特冲着莫文骅，指责干部团散漫，精神不振，思想右倾。一个例子就是张平凯。他左手提着一只羊头壳，右手拿着一只土罐子，衣衫褴褛，正好被李特看见。李特指着他说：“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其艰苦性在哪里？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吗？”当然，李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这时至少还有玉米糊糊喝。

走出草地到了巴西，时任红三军（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李志民遇到了老乡张平凯。一年不见，张平凯得了疟疾，勉强跟着干部团行军，瘦得不像样子，差点就出不了草地。他感到很心疼，扶着张平凯回到驻地，送到医院治疗。恰巧有个战友给他送来一只在山上下套子抓的五六斤重的獾子，给他补养身体。

经过一年长征，大家都一样，拖得精疲力竭，饿得脸黄肌瘦。李志民也是带病长征，身体瘦弱，但自认为比起伤病员来，还算一个“壮汉”。于是，就把这只獾子交给伙房，杀了煮给张平凯和几个重伤病员吃。说实话，一点点獾子肉，让一个人吃，也能一口气全吃掉。煮好后分给重伤病员，每人只能吃几块肉，喝一小碗汤而已。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一块獾子肉就表达了李志民的一片心意。建国以后，张平凯见到他还常提起獾子肉的事。

过草地之前，李志民的骡子被人偷了。他与几个伤病员艰难跋涉了四天多，碰到了兄弟部队的四个战士偎依在一起，各个脸色苍白，手脚发凉，瑟瑟发抖。都是饿的，冻了一晚上，没有东西吃，就这样了。李志民只有三个青稞麦饼，但他毅然挑了一个最大的约有半斤重的麦饼，掰成四块，分给四个战士，并鼓励了他们一番，坚持就是胜利。部队到了巴西之后，李志民又遇到那四个战士，他们已经归队了并向他行礼致敬。

宋任穷回忆，长征途中，一些负责同志行军时骑马，看见前面掉队的同志就下来让他们骑，一匹马可以骑两个人。许多领导干部都是这样做的。红军讲阶级友爱，官兵平等，干部关心战士，帮助和体贴同志，这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好传统，比做长篇大论的空洞报告有力得多。抗战时期，长征时干部团的一个学员见到宋任穷就问：“你还认识不认识我？”他说：“记不得名字了。”

这个同志很生气地说：“长征时我在干部团，那时我病了，走不动路，还是你用马把我驮过来的。”他对这个同志说：“同志，这种情况差不多天天都有啊。哪能都记得呢？”

红三军团到达黑水、芦花地区时，张震担任红十团管理主任，主要负责筹粮。有一次，军团供给部正在杀一头牛，邱创成政委看见他来了，主动给了他几斤牛肉。他念念不忘，晚年写到了回忆录中。

而主编《红军长征记》的徐梦秋在长征时冻断了双腿，却在新疆被捕后当了叛徒最后得以活命。

叛徒主编的书还能不能看？，这中间有没有价值观问题？这是考验一个人奉行的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一个检测剂。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总喜欢在胜利者享受统治大餐时往里撒一把砂子，在看到白莲花时往上面撒泡尿。

不努力工作咋会把腿冻烂？五老都顺利走完，就是受到党的照顾。

微信公众号 云在西湖 同发。

革命生涯常分手，往往一别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有的时候就是生离死别，分手即是永别。很多老同志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传记中，都描述了与战友离别时依依不舍、难舍难分的真挚情感，令人感动。

何叔衡、谢觉哉是同乡同学，1904年与其他两人共同结为盟兄弟，何叔衡还是谢觉哉的入党介绍人。在中央苏区，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5人年龄较大，资历较深，德高望重，被尊称为苏区“五老”。

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时，“五老”中唯有58岁的何叔衡被留下。临别前，何叔衡搞了一些鱼、肉和蔬菜，给谢觉哉送行，并将自己使用多年的怀表和一把小钢刀交给他留作纪念。1942年，谢觉哉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忆叔衡同志》中提到，“我从大军突围，他留在当地打游击。过惯了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我俩，虽然不知道会面何时，但都保持着严肃与沉默。饭后他用马送我归住处，并赠我一把心爱的钢刀”。

谢觉哉在追忆二人梅坑惜别的情景时还写过一首诗：“怀沙屈子千秋烈，焚券婴齐一世豪；十二年前生死别，临行珍赠小钢刀。”

何叔衡与林伯渠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结下深厚友谊。《林伯渠传》中提到，临别之际，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彻夜长谈。他见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便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以表惜别之情：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长汀牺牲。两年后，党中央才得到何叔衡牺牲的消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宣布何叔衡牺牲的消息，在场的同志都感到十分悲痛。其他“四老”，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跟着队伍长征，尽管历经艰辛，爬雪山，过草地，但都活着到达了陕北，并活到了解放之后，看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936年9月，王平（开国上将）与谢嵩带领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和总政机关到达山西五台。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向他传达北方局关于组织晋察冀临时省委的决议，他被任命为临时省委军事部长。本来他要被派到马占山部队搞统战，因为形势变化很快，喜峰口已经失守，就没必要去了。黄克诚告诉他，第二天总部几位首长（朱、彭、任、邓、左）找他谈话，当面布置具体任务。

黄克诚说完之后，默然无语。王平望着这位尊敬的老领导老战友，恋恋不舍，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俩沉默了好一会，黄克诚深情地说：“我们要分手了，也没有什么可送你的。北方冬天冰冷澈骨，天气马上凉了，我有件皮背心，你拿去吧，到时也好御御风寒。”说着，他解开包袱，把皮背心取出来递给王平。他想了想，又把心爱的左轮手枪从腰里抽出来递给王平。王平捧着这两件不同寻常的礼物，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落泪了，想起了一幕幕往事。

从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到一路到达陕北，黄克诚大部分时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在身体上受到很多磨难，在精神上受到的压力也很大。他头脑清醒，富有远见，胸怀坦荡，性格直爽，不盲从，对重大问题敢于坚持己见，对“肃反”一直持反对态度，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无辜受害的同志，对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军事冒险主义也一直有看法。

在五次“反围剿”期间，黄克诚就“肃反”、军事行动等重大问题，多次与中央、军团、军的领导争辩，因此一直被认为是“右倾”，几次被撤职降职。在连续转战中，他由于身体虚弱，眼睛高度近视，几次丢失眼镜，比其他同志付出更多艰辛。

二人相识之后，黄克诚作为领导、兄长、战友，一直关心、帮助王平。长征离开于都之前，红四师师长洪超打电话，要求红十一团派人去领枪。团政委王平在电话里报告，团里每个战士都背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要枪干什么。洪超坚持要他们派一个排去，背多少算多少。王平担心，如果派一个排去，回来就赶不上部队了。

洪超大怒，在电话里骂起来，说要枪毙王平。师政委黄克诚在边上把电话要回去，问清情况才了事。洪超此时25岁，很能打仗，但工作方法有些简单。当时很多领导年轻气盛，都是这样的火爆脾气。红四方面军那帮人更猛。陈昌浩因为倪志亮在电话里骂了他一句（没听出来是他），专门骑马过去拿马鞭抽他。

中央红军通过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后，秋雨下个不停，道路成了泥浆，走一步滑半步。队伍拉得很远，掉队的人数逐渐增多。黄克诚跟随红十一团行军，担心夜间行军摔倒把眼镜弄坏，就摘下放在口袋里，由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王平有时与黄克诚一起走，存心戏弄他，装着过沟的样子跳一下，他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现王平跟他开玩笑，骂王平“捣蛋鬼”。

陕甘支队北上途中，时任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被贬）的黄克诚的骡子背上有溃疡不能骑，步行很困难，时任第二纵队十一大队政委的王平请他随十一大队一起行军，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黄克诚骑了两天，担心把王平累垮，又把马还给王平，坚持每天在前头先走，如果走不动躺倒在路边，再由王平把他“捡”上。

此时分别在即，王平想，黄克诚比自己年纪大，身体还差，更需要皮背心，就坚决没要，但又实在不好拒绝他的一番心意，只好留下了他的左轮手枪。二人再次相见，就是解放之后了。

解放之后，黄克诚在湖南担任省委书记，20多年未曾见面的哥哥到长沙看他，跟他要一件皮袄。当时，皮袄在湖南属于紧缺货，他不想因私事动用自己的权力批条子，便想到了王平。王平时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驻地在张家口，买一件皮袄显然很容易。于是，他专门给王平写信，请王平帮忙买了一件皮袄。

王平与杨勇同年参军（王平比杨勇大四岁），在红三军团一起战斗成长。还有苏振华，他们三人几乎是同一时期在红三军团担任团政治处主任、政委，经常一起开会，并肩作战，感情很好。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王平、苏振华入红大学习，三人才分开。

19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率115师驰援正太路，林彪带了一个团从阜平南下，王平等在骡马店请他吃了一顿午饭。杨勇当时是686团副团长，受了点伤，也从阜平路过。王平与杨勇此次重逢，相叙离情，说个没完。相见时难别亦难。杨勇走的时候，王平去送他。二人沿着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路，说呀走呀，走呀说呀，恋恋不舍，一直送出八里路。

1953年5月，在彭总力荐下，杨勇、王平到达朝鲜，分别担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政委。后来，二人又分别担任了志愿军第四任司令员、政委。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