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北京协和医院的历史 -- woyan

1976年秋天，他又遇见了另一件事端:外贸部和东南亚某国进行一项贸易谈判，对方官员要受贿才肯成交，而我方不许行贿。

“贿赂的事是不好公开讲的”，他说，“在国外也是不合法的，但不给外商贿赂，贸易便谈不成。对世界各国的贸易中都存在有一个‘行贿’的问题。我们自己人不许受贿，绝对不许受贿；对外贸易却是‘行贿’不可避免，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因不许‘行贿’而告吹。”

据说有一项向某国外商的投标，我方不动声色地在伦敦为外商存上了一笔美金，这已超过了1% 到2% 的佣金。向外商示意后，外商于是把投标给了中国。

“送礼还要讲一点‘投其所好’。”六兄笑着说:“比如送国王礼物，先要了解他喜欢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么，要多少克拉的宝石，是发红光、还是发蓝光的……这样办，买卖就做成了，不给贿赂，不送礼，送礼不周，买卖就做不成。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人不可受贿，对外贸易‘行贿’不可避免……”

据此种种情由，上海来了好几批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贸部院子里，批判姚依林，企图把他打倒。

他的心脏病适时发作，便借机找李强、柴树藩同志商议:“我干脆去住医院，住它几个月！”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他住在友谊医院。那时北京医院有两派打架，友谊医院无两派打架，外贸部的医疗单位是北京医院，他未转去，一直在友谊医院，由内科查医生治疗。他检查出来有糖尿病、心脏病。当时“四人帮”挑选了一批《人民日报》记者到外采访，通知他去看清华大学中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去看原为北京饭店画的、现在北京饭店里展览的所谓“黑画”。记者又拟去外贸部采访他，询问对打倒邓小平的看法。他便住在医院里不出来。6月1日干脆离院去北戴河休息。住到7月地震时，伤员大量送到北戴河，医院内住满伤员，他乘吉普车返回北京。在家呆了一天，又住进友谊医院。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外贸部宋秘书送报纸信件到医院来告知了他，毛主席停灵于人民大会堂，通知中央委员需轮流去人民大会堂守灵，一班守灵半个小时，他出院上班，也去守灵一周。

住院期间，他惟一常去的是陈云家。陈云住北长街，他有件事只可与陈云同志谈:1974年有位朋友陈其襄告诉他江青是叛徒。陈的爱人有一同学在解放前被捕时曾和江青关在一室，了解江青叛变情况。他调陈到外贸部，并请陈去沪找到那个同学写了一份材料。当时这是需冒大风险的，长春有一个和江青同狱的同志即遭杀害。

周恩来机智揭破“四人帮”制造的“蜗牛事件”

周化民

2021年02月19日11:14    来源：人民网

　　周恩来同志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他1976年逝世，二十几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高瞻远瞩，为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进一步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中，对外贸易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今天，重温一下周总理关于对外贸易的主要思想和实践，对继往开来，艰苦奋斗，到本世纪末实现对外贸易的宏伟战略目标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一贯坚持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反对闭关自守、关门建设

　　周恩来在他光辉的一生中，多次创造性地论述了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建国前夕，1949年9月，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利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0页）所谓“内外交流”，就是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1952年4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对外贸易的许多重要原则，如互通有无，易货贸易，以农产品换回工业设备，出入口平衡等。1953年2月，周总理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再次公开宣布：“凡是愿意和我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发展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不会予以歧视的。我们相信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我们愿意同一切愿意维持和平关系的国家恢复和建立贸易关系，发展和平经济。”由此可见，周总理对外贸事业是一贯重视的。

四、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保证对外贸易事业不间断地发展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终结，林彪、“四人帮”一伙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搞垮外贸部，以便由他们取而代之。周总理同林彪、“四人帮”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粉碎了他们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据我了解和经历的，主要有以下事例：

　　1．强调外贸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以红线为主。“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外贸部是“卖国部”，执行了一条又黑又长的修正主义路线。周总理在接见外贸部造反派时针锋相对地说：“三外（注：外交、外贸、外经）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以红线为主。”他讲的“红线为主”，就是说外贸工作是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为主。这样，才使外贸部党组没有被“砸烂”，而得以继续进行工作。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党组还继续存在，继续管业务工作的（运动当然是归造反派“领导”），为数极少，外贸部党组是其中之一。

　　2．阻止以“破四旧”为名冲击广交会。1966年夏秋，正是“文化大革命”所谓“破四旧”兴起的时候。在这届秋交会展厅里展出了许多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如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装人物、古仕女图等。当时云集广州的全国许多地区造反派声言要到广交会展厅去“破四旧”。事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广交会门前张贴了国务院的布告，大意是要保证广交会正常进行，不准冲击广交会。正当他们要冲时，周总理还派廖承志等同志亲临广交会做造反派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才制止住造反派冲进广交会。一场“破四旧”，差点使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相当大的广交会开不成了。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出口贸易要靠广交会成交。

　　3．正确掌握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政策。“九·一三”事件后，我了解，一度要反“左”。我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在外贸工作上应当反对“以我为主、强加于人”的“左”的错误。谁知，我这个发言捅了“四人帮”的马蜂窝。因为“四人帮”就是靠散布“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这套“以我为核心”的谬论起家的，我的这一提法触及了他们的要害，引起他们极大不满。张春桥是第一个反对批判“以我为主”观点的，要外贸部作检查。他们认为“以我为主”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问我反对“以我为主”是怎样提出来的？我说，毛主席讲过反对“以我为核心”。我认为“以我为主”同“以我为核心”是一致的，所以我提出反对“以我为主”。以后，外贸部虽然作了检查，但广大干部的思想是不通的。因为平等互利是我国对外贸易一贯遵循的重要原则。1973年1月，外贸部某局在起草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把“以我为主”的提法写了进去。请示报告送到周总理那里后，他把“以我为主”一笔勾掉了，并把这句话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表示同意。“四人帮”没敢再提出反对意见。从此，我国对外贸易不能搞“以我为主”的思想就明确起来了。

　　4．强调要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国民经济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在国际上，由于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我国对外工作局面开始打开。在这样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1972年4月周总理不失时机地提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变了，我们大家要一条心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既不浮夸，又不气馁，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

　　5．提出对引进技术设备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原则。1972年初，毛主席、周总理作出了从国外进口一批成套设备的重要决策，使“四人帮”破坏引进技术的企图归于失败。于是，“四人帮”又在如何对待引进的技术设备问题上大作文章，提出了要“一批、二用、三改、四创”的口号，强调首先要进行批判。如按“四人帮”这个方针办，我们引进技术的目的肯定是实现不了的。为此，周总理及时地提出：对引进技术只能“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改革。这个提法是尊重科学、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对引进技术设备，不先把人家的先进技术、工艺流程、管理制度都学到手，怎么谈得上改革、创新呢？

　　6．沉着机智地揭破“四人帮”制造的“蜗牛事件”。1973年底，经党中央批准，中央某部派出代表团赴国外考察，准备从外国引进一套新产品生产线。临别时，外国公司赠送给我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蜗牛礼品。“四人帮”知道后，攻击说这是侮辱中国跟在他们后面爬行，代表团接受这种礼品是“丧权辱国”，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利用这一事件，同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相配合，再次破坏我国技术引进工作，妄图打倒周总理。周总理请外贸部门查清事实真相。

经调查，蜗牛在外国是一种吉祥物，常作为礼品送人，并不存在暗指中国爬行的恶意。（哈哈哈）

这样，才把“蜗牛事件”的风波平息下去，“四人帮”的阴谋再次遭到失败。

　　周总理给我们留下的有关对外贸易的精神财富非常丰富，有待我们外贸工作者和理论界的同志共同努力进一步发掘并加以系统地整理，供给后人学习，了解我国对外贸易所走过的道路，加深对发展国际贸易的认识，提高贯彻对外开放政策的自觉性。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敬爱的周总理对我国外贸理论工作和实践活动的巨大贡献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