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旧的国家军事体制向新的国家军事体制过渡 -- nobodyknowsI

1. 首先，当你体量够大的时候，在内部刮地皮永远大于去糟蹋周边小国，人口规模在那里，人矿必然是国内的多。

同样道理，我们因此无法走上fxs的道路，不论德国的修正法西斯还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他们的体量都是中等国家，对于中国这种十几个文化圈组成的一个超大文明圈来说，你去抢周边小国就是个笑话。

法西斯对于争夺世界本来就是个笑话，是体量中等的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找到的一个借口，争霸不争霸的不是目的，暂时不崩才是目的。

内部在刮地皮的时候，所有争霸都是笑话，中国也不例外，老爷们的心腹大患可是我们啊，所以中国对外必然笑话。

2. 其次，动员制度早就完了，从大社制之后就是纸老虎。自从1958年大社制之后，体制在农村的信誉就已经彻底破产了，既然彻底背叛了农民，就别指望农民能有多支持，是邓1983年分地稍微挽回了一些信誉，但全体动员制依然是不存在的。

最近2022年末的防疫发夹弯和快速过峰，又是一次特别惊人的背叛，中产口头支持体制的“体制外建制派”因此消亡。

而且，如果从2020封控开始看，那背叛就更加惊人了——从共克时艰，变成体制基层和社会底层自带干粮，但这两个群体恰恰是体制内外最为贫困的群体。

3. 体制已经没路了

如果说体制彻底被揭破“皇帝的新衣”有什么标志事件，那一定是2020年到2022年的“三年共克时艰”，这是体制信誉的彻底破产的标志，这也是所有宏大叙事彻底破产的标志——在这之后，没有任何体制底层和社会底层，会相信宏大叙事，会觉得自己和那些既得利益者有共同利益。

在这之后，一尊的体制，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为一个异族政权了，类似中后期的满清。

（1）所有的体制内基层，都知道他们不过是混口饭吃；所有体制外底层，都不相信体制的任何鬼话。

这种时候，即使是体制内基层，面对体制外底层是有原罪的；即使体制内基层严格处理又如何，激化矛盾也是自己背锅。

（2）体制内流行一套与社会完全不同的话术体系，外面社会思潮不断激荡，体制内却依然是自说自话。

这种时候体制不过是中中枯骨，各种故纸堆中的思潮都重新粉墨登场，准备争夺下一个时代的领导权。

（3）这个时候，社会各个阶层也是有矛盾的，但不需要体制却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

有着体制这个共同的敌人，各阶层反而能够彼此倾听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寻求联合的可能性。

（4）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单纯按照自己的办法来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都在探索到底怎么样才能构造一个足够广泛的基本盘。

新的基本盘是可以容纳体制内底层，但除此以外就敬谢不敏了，构造新基本盘的第一原则是不包括体制内的老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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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近我从上古史中，整理出来了脱产制度的三要素：

（a1）公库氏族

（a2）神权贵族

（a3）异族佣兵

具体如下。

（a1）公库氏族

高温干燥的热带文明，最主要的技术瓶颈在于驯化作物，在取火技术上有着地理环境导致的捷径——竹木磨刀式摩擦取火技术。用一块比较硬的木头或者竹子，在一块木板上反复摩擦，只要掌握一定技巧，那么在高温干燥的热带的地区，就能稳定地取火成功。

但东亚就反过来了，古苗人（O1b+C2南）在1.5万年前早早驯化了稻，作为以温带、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的地理气候环境，我们没有取火的捷径，直到6.8千8年前，太行山脉的女娲部（O2+C2南）的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技术。钻木取火是一项用料简单、可以不断微调，最终是取火变成一件简单的事。整个东亚的诸多小部落，才逐渐过上了有火、熟食、平原农耕的生活。

此时不仅是女娲部，东亚所有的大小部落都被取火技术限制住，默默发展了几千年，积累了无数的技术，但在当时沧海横流、遍布着大大小小内海、湖泊、沼泽的东亚，依然只能守着祖祖辈辈的山麓、山腰困守一隅。所以钻木取火技术的突破，导致了东亚农耕文明的大爆发。但其中爆发最稳猛烈的、爆发最早的，当时规模最大、唯一的大型部落——太行山脉的女娲部。

从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的百余年间，女娲部人口至少膨胀了三倍，从大概5千~1万人膨胀到了2万~4万。但这依然追不上女娲部的粮食增长，因为取火技术革命，女娲部不用守着部落公用的火堆，而是分成更小粒度的氏族活动，所以比起精耕细作山麓周围的土地，当时有足够技术储备的巫师氏族开始季节性耕种华北平原，广种薄收但土地面积大了好几个量级。巫师氏族和行巫通力协作，开垦出大量土地，积累了大量粮食，但这最终导致了女娲部的四分五裂——首领玄王率领祖部西迁，大部分历史已经失落；大巫伏羲率领巫部东迁；留在原地的有熊、有虎、有豹三氏族，就是山海经中的西王母三氏。

伏羲文明是传说时代的主流，以父系氏族为主，有熊氏组在历史上也经常出现，再加上稻作文明的淮南后土部的神农氏，共同构成了考古上的龙山文化。有虎有豹联盟的后裔建立了殷商。

玄王文明，以母系氏族为主，在考古上叫仰韶文化，在西北西南比龙山文化早两千年左右，最终两者合流，陕北、土家族、白族、瑶族甚至大部分汉藏语系都是玄王氏族融合本地部落而来。

好了，说完玄王文明和伏羲文明的光辉历史，该说说6.8千年前，首领玄王和大巫伏羲是如何被挤走的。

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的百余年后，大巫伏羲统领的巫部，众多父系巫师氏族从母系氏族招募行巫，组成一个共同耕地平均分配的单位，这就叫氏族耕作制，最终这些新的氏族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剩余粮食。这些粮食引起了某些权力更大氏族的眼红，参考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历史，我大概能够猜到这些氏族是如何夺新生的巫师氏族的粮食的——公库制。

第一步、以公库之名，把所有氏族的粮食公有化，但守护公库、管理公库的权利，在这些公库氏族手里，从而事实上把公库氏族私有化，把众多新生巫师氏族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第二步、所有氏族、所有人的吃饭的资格，由公库氏族决定，所有部落里的大事小事，由公库氏族决定。

第三步、所有公库氏族脱产，成为永生永世的贵族，所有部落之民，成为公库氏族的奴隶。

为了夺取剩余粮食，大多数母系氏族联合起来，分子基因学证实了这也包括了大部分燧人氏的后裔。最终，首领玄王的祖部和大巫伏羲的巫部反而成了少数派。

从最终结果上可以推测，巫部是反应最为激烈的，我们不害怕打一场内战，但玄王最终决定率领祖部外迁，所以伏羲也率领巫部外迁。

于是落魄的大巫，落魄的巫师氏族，落魄的行巫们，失去了绝大多数粮食，甚至失去了大部分来自那些母系氏族的成员，千里迢迢从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遗址，迁徙到泰山山脉北侧淄博附近的后李文化遗址，和C2南系的玄女氏族联姻，青女=泰山娘娘=碧霞元君。

从6.8k千到6.5k前，伏羲部花费三百年才重新恢复到当初巫部的兴盛，再次走到了脱产和分配的十字路口。最终，太昊氏族北迁，在当时深入内蒙的渤海周边建立太昊九黎国；少昊氏族南迁，渡过洙泗，迁徙到山东丘陵地区（青丘）；伏羲后代中不愿意迁徙的人，分到了泰山山脉南侧的大小汶河流域，少昊氏族开垦成熟的领地，成为了考古上的大汶口文化，但在山海经中的记载，叫钟山鼓，姓钟名鼓，被迁往江南之后，后来的金陵文化对他们祖先的自称叫“应龙”，姓龙名应（众所周知，C2南语系的语序与我们NO语序是颠倒的，姓名也与颠倒，玄王、黄龙、应龙都是例子）。

但西王母三氏，有熊、有虎、有豹，守着公库成为了文化贵族，把所有部落之民当成他们的奴隶，这也导致了我们在“民”这个语义上发生了彻底的分化，作为不脱产氏族，我们的民就是人，没有任何奴隶的意思。

【结论1】

有熊、有虎、有豹，每个氏族都建立了独属于自己的“公库”，这就是公库制最大的笑话，后来随着文化贵族一妻多婢百子千孙，陆陆续续分成更多的支系（一般是八支，八元八凯），建立更多的公库，所以公库的笑话没有最大只有更大，后世要点脸的都改名叫“官仓”。

从公库制度诞生了最早的集权，集权就是一群文化贵族权利，决定谁能吃饭，这项权利的具体措施就是通过公库，一方面要尽可能刮地皮，另一方面要对公库严防死守。

公库和集权导致了文化贵族最终成为脱产者，这个时候，他们不论是刮地皮还是对公库的严防死守都流于表面。

在公库和集权时代，文化贵族堕落之后，他们的宦官、私属、佣兵这些半脱产者，一边有样学样往自己家里顺东西，另一方面主动维护这项制度，成为了事实上掌权者。

从官仓诞生了中央集权。官仓氏族相互攻伐只剩一个之后，渴望和平的部落之民予以承认，一方面，官仓氏族掌握军队并且承担国境防御责任，另一方面，新朝鼎立的时候，官仓氏族没有腐化堕落，他们的下属各个精明强干，吃白食的很少，此时脱产者数量也处于历史最低点。

新朝安定，不是他们懂得了地皮不能刮太狠，而是此时脱产者比例最低，掌权者也没有染上太多铺张浪费的风气，通常不需要刮得太狠，双重作用下社会欣欣向荣。

总之，

公库氏族=文化贵族。

官仓氏族=官僚贵族。宦官、儒生、文武官员，统统属于官僚。

但最重要的是：

伏羲文明是不脱产的氏族，所以我们对公库、官仓、这套不感冒，我们采用的封禅制、分家制度。

伏羲文明是真正的父系文明，所以我们对于一妻多婢百子千孙的贵族制不感冒，我们采用的是一夫一妻制；但军事凶险，为了公平起见，军事氏族允许双妻制，这倒成了黑点，“齐人有一齐一妾”指的就是太昊氏族的双妻制，总不可能打仗的地位比不上种地的吧？

伏羲文明大部分采用的是准军事制度，所以我们对于公仓氏族脱产而成的文化贵族并不感冒，准军事制度需要的是能够真正带领我们迁徙和打仗的，谁会信一个停留在原地的废物简玩嘴的骗子？

伏羲文明采用的是小家大族的制度，只有这样，真正为了整个氏族和部落的利益，所有人才能真正的动员起来。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和平时代拼命刮地皮、战争年代两眼一翻的“大家小族制”并不感冒。

（a2）神权贵族

最早的神权贵族是大汶口文化的“钟山黄帝”，应龙。虽然是伏羲后裔，但不愿迁徙就没资格继承太昊之民；因为不愿意迁徙，呆在原地1.5千年之后开始眼红整个伏羲文明的成果；因为过于废物，在遍地军事氏族和准军事氏族的三皇时代，谁都打不过，所以他们把目光盯上了他们的同源氏族，太昊氏——当时太昊氏的首领叫太昊刑天，你们更熟悉的名字、黄帝文化污蔑称呼叫太昊蚩尤。

5千年前，钟山应龙和太昊九黎国发生摩擦，双方约定在有熊氏领地的涿鹿谈判，但钟山应龙先是和有熊氏组建了黄帝联盟，在谈判地点附近埋了一支伏兵，然后收买了太昊九黎国的九天玄女氏，在太昊刑天登陆涿鹿之后，操舟人氏族反水，断了太昊刑天的归路。最终，一场谈判，钟山应龙不仅杀了太昊刑天，而且杀了公证人神农夸父，神农的后裔，当时神农部的首领。

之后，出身有熊部但采用军事氏族制的颛顼，击败了钟山-有熊联军，杀死了应龙和有熊氏首领。颛顼北上，在大同建立北方国，死后葬于恒山，被尊为黑帝。有熊氏剩下的人被迁往苏北新沂的马陵山附近，春秋时叫钟吾国；大汶口文化被迁往江南，春秋时叫钟离国，但更出名的是其下游的金陵文化。

4400年前，金陵文化的尧北上豫州，击败了嵩山山脉附近的颛顼氏族留在中原的后裔共工鲧的部队，开始占据豫州，号称“中央黄帝”。经过一些列复杂的政治交易，白帝氏族舜和尧联姻，组建尧舜联盟；鲧将共工传给了神农部的首领，神农共工氏又把大巫、共工、神农部首领的职位传给禹。双方维持了一段时间的脆弱平衡，各自征伐了山西南部（尧都陶寺，昆吾国）、两湖（炎黄部，有虞国）、江西；太昊九黎国旧土、江苏长江以北沿海（太昊江淮部，太昊邗国）、太湖流域（太昊太湖部，太昊戚国）、浙江（浙江禹部，有余国），但最终诸方国古国大战，五帝时代结束。

【结论2】

与中东鱿鱼的虚空造神不同（麦作古文明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衰落，犹太人的旧约离那个时代从差了5000年），钟山黄帝应龙和中央黄帝尧都应该真正的伏羲后裔，所以当他们选择造神，把伏羲的父亲黄龙从历史中捞出来尊为氏族神，联合有熊太乙的后代有熊氏，试图建立神权文明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滚刀肉，不能成事，但能坏事。

在氏族传承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上古，伏羲太一和有熊太乙的后裔，试图以血缘建立尊卑，最终成为所有氏族部落的统治者，成为世世代代的脱产者，这种不要脸的做法震惊了上古。但当他们可以不要脸，其他人要脸的时候，他们不要下限，其他人要脸的时候，这就成为一个特别难处理的问题。

神权贵族建立了宗族制，宗族制又叫军事贵族制，也叫保甲制。以大宗驱使小宗，然后以小宗为触角，以鬼神为名，趋势所有被他们贬为奴隶的氏族和部落。控制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愚民都是神权贵族和宗族制的拿手好戏。宗族制，一方面可以以鬼神之民，随便出兵，即使实在农忙的时候；另一方面，时刻维持高姿态，可以随时动员，再结合神权贵族刮地皮比更狠，底层是可维持在温饱线，打仗反而能够吃饱，就形成了宗族制的最强大的武器是“抽丁”。

关于神权贵族，关于宗族制，关于保甲制，关于军事贵族制，以上你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参考前三十年；还不明白的话，就去尧的部落的最后归宿之地，江西，好好评鉴一下天价彩礼、指鼠为鸭、提灯定损等一系列绝世好活的威力。

两方结合，就形成神权贵族最拿手的“突然袭击”+“一波流”。在中国，战国的秦国是最典型的；在国外，二战时期的德国闪击战、日本的下克上和暴走，都是最为典型。

破解方法你们也都知道，持久战+总体战（全民抗战），扛过去他们死，扛不过去我们死。

在4400年的五帝时代的最后，作为准军事氏族常备军的代表，共伯鲧的“共工军制”就被一波流打得常备军全军覆没，鲧仅以身免，然后托庇到神农部。当时中原是双首领制，神农部首领持有跟鲧的共伯平行的大巫职位。之后，在尧舜联盟形成的暂时平衡期间，大禹通过治水（应该既是真的治水又是舆论造神）重建了比“共工军制”规模大得多的“河工军制”，大禹也从共伯、大巫升格成河伯、共主。

但过多的军队占比和过渡集权，彻底破坏了中原地区持续了一千余年的氏族内部禅让制，危害在禹死后爆发了，即使禹传位的时候已经有意识把权利分成三部分，但谁拥有那支常备军，谁就拥有了最高权力，中原地区不仅没有形成三首领制，还变成了比尧舜联盟更加极端的单首领制——从启杀死伯益开始，开启了五帝时代的终结、方国古国的内战。

内战不是从尧的后裔引起，而是禹为了抵御金陵文化而加强军制，但最终导致了比宗族制度更为严重的集权——中央集权引起的。

军制的中央集权，可比官仓这种经济的中央集权严重得多了。按照现在的看法，必须大力发展动员制度和准军事制度、尽量削减常备军比例，同时要将军权和经济权力隔离开来，才能避免军事集权导致军事将领掌握政权的现象。

但伏羲文明是不脱产的制度，后一点对我们来说难以实现，我们也不觉得应该剥夺军事领导者的权利，因为我们对于政权和治权的切分与一般观相反的。我们的切分是这样的：军事首领掌握着最高的政权，但下放治权，文治首领掌握日常治理的权利但不掌握军权。

我们真正困扰的问题是反过来的：如何保证皇帝别去当宰相从而导致相权集权？如何保证经济大权的文治首领，不反过来架空军事首领？

答案也很简单，军事集权，但经济权力分权，一内四外五相制：历史上最接近的是唐玄宗前期的内外相制度，历史上最完美的是建国初五马进京之前的五局制（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所以啊，我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有些皇帝既放不下军权，又觉得自己能当宰相？朱元璋是一个例子，毛更是一个例子。军权本身就是让你来限制文官的权力的，如何在和平时期发挥军权的作用，才是你应该研究的课题，而不是越俎代庖，既要军权又要相权，你以为你真是什么一天48小时的天才？很显然，做宰相这件事，有真正底层经历的朱元璋做得不错，但他也破坏了制度；只有军事实践但没有真正社会生产实践的毛，做得奇烂无比。

（a3）异族佣兵

分子基因学最令人震惊的结果是，抓出来姬周是N北、周朝的后族武姜是Q。们在4000年以前还在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萨满巫师人骨的DNA就是最强的证据，4000年左右才随着小麦的东传从草原上迁徙到中国境内。既然姬戎、姜戎等诸戎，在6800年前文明爆发之时没在中国境内，那么他们留境外算是远亲，一旦进入中国之内，就算异族。

姬戎和姜戎建立西周的“小一统”，则带来了“脱产者制度”的最后一个特征——异族军队，或者客军。

字面意思，既然军事集权很危险，而且逃脱不掉军事责任，那么当然是选择官仓的文化贵族策略，把官仓修得好好的，然后雇佣各种异族军队去镇压中国本地起义——从东汉刘秀争霸天下的诡异胜利有概率是雇佣了匈奴军队，三国魏晋的各种少数民族雇佣军开启了五胡乱华，唐朝重用番将到雇佣回鹘，明清之际北方官僚地主跪得那么快，清朝雇佣索伦人……

甚至比起充当文化贵族，在宗族制度再一次从江西以“朱熹理学”身份出来的时候，江南的宗族地主开始隐身到文化贵族的身后，以下属的名义蛀空文化贵族的权力。

在明清之际，比起北方官僚地主因为抵抗得弹尽粮绝而跪，江南的商贸地主和海贸地主则选择了更伪诈的方式——行动上跪得比谁都彻底，但一边又公开骂满清是异族，从而两面讨好，绝大多数时间立于不败之地，即使献祭了部分城市，献祭的也是扬州这种外地、昆山这种边缘之地，闽浙赣这种宗族地主核心区那是丝毫无损啊。

近代的大考，浙江崛起的海贸商人更是最大的内奸，跟南方的两广、客家比起来一毛不值。客家大概率是禹在浙江的有余国进入江西南部之时，往南方山区发展之后形成的后裔；两广壮侗则是（O1b+O2）混合之后的后裔，在籼稻从印度传回中国的唐宋的时候，汉化的叫两广，没汉化的叫壮侗。

跟中国的大多数文化圈比例来，两广还是客家汉化的极晚，爆发的时间更晚，结果在近代的大考里面，他们绝大多数时间是汉族、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支柱。

【结论3】

现代，彝族（大概率是太昊氏族在五帝结束之时西迁的后裔）的年轻人也被彝族的小仙女骗彩礼，彝族的年轻人去四川打工也被黑中介敲骨吸髓……比起体制内的诸多汉族老爷们，我怎么觉得彝族的普通人更像我们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