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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话梁晓声：我跟你笔下的那些知识青年不一样

2015年04月01日08:2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原标题：使更多青年都有精神上的故乡——访著名作家梁晓声

梁晓声是大家熟知的作家。他曾说，人应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现实地理的故乡，另一个则是精神上的故乡。让更多的人从青少年时期就拥有良好的精神故乡，是作家肩负的时代责任。

因本刊曾编发他的文章，有过多次电话交流。元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梁先生在他简朴的书房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梁先生平易谦逊，极具亲和力，访谈氛围轻松而愉悦，近三个小时的开怀畅谈仍让人意犹未尽……

记　者：您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和您有个简短交谈，习总书记说，希望文艺家要使我们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乡。“精神上的故乡”如何理解？您为什么说习总书记“是有两个故乡的人”？

梁晓声：习总书记肯定是有两个故乡的人，我是指书籍应该成为人的另一个故乡。为什么世界各国用读书人口比例来进行比较，哪个国家读书人口多，哪个国家就感到很光荣呢？一个国家读书的人口越多，证明这个国家的社会状态越静好。人不在静好的时代，是不太有心思去读书的。还有一点就是，即使这个时代不静好，一个人也可以通过读书增强自己对时代的抗击打能力。

其实，习总书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晓声，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一样的。”我先是一愣，然后总书记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是要求自己压力越大，意志要越强。”

我觉得他说的“不一样”意思主要在后面这句话。我们这一代人中，有的背负政治包袱，被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甚至返城后还走不出那个阴影，这样的人有很多。

总书记不是这样的，他强调人应该从各种磨难中走出来，精神上强大起来，变得更坚强。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站在我旁边的王安忆说：“晓声也是那样的人。”

总书记就笑了。

我也得说句话呀，我就说：“我认为您是有两个故乡的人，书籍是您的第二故乡。”

然后，总书记就说了那句话：“希望文艺家要使我们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乡。”

这话其实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人类文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记者：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您有什么具体的安排和打算？

梁晓声：近期，我写了两本小册子：《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中学生如何写好作文》。希望以此拉近孩子们和阅读的关系。我想对小学生和中学生讲，阅读、作文不要成为一种包袱，因为这本身是一件愉快的事。另外，希望教孩子们怎样从分数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其实也有对老师们的一些建议。

现在，我正带着十来个“80后”写一个剧本，反映山区农村早年的贫穷和后来的变化，也要写山里的孩子如何背井离乡闯人生和他们魂牵梦绕的那种乡情。尽管这些“80后”没有直接阅历，但相信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补上对从前中国的认知。另外我也觉得，由“80后”来写这样大情怀的剧本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我希望年轻作家的作品能够像老作家的一样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娱乐和爱情。有家风、有乡情，就不一样了。所以，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继续带着他们写，我一直想着春节之后怎样把这件事做好。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创作重心上有一个转变，从对过去的摹写（北大荒文学）到对现实的叩问，是什么促成您写作风格的转变？

梁晓声：近期几家出版社出的书，收录的都是我所写的社会时评，包括少数杂文。这并不完全是近两年放下小说来有意为之的事。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就开始写时评，写过《九三断想》《龙年一九八八》《九五随想》，还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等。从那之后我基本上是两支笔写作，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时评。这些时评除少数像《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当时受到关注外，大多数没发表过。因为时评类的文章当时很难发表，我就直接收入书里。

出版社认为，我以前写的某些文章，重新组合，再出版，依然有读者，发行量还可能超过一些新书。他们根据内容重新起书名，当然也加入了一些我近一两年写的文章。这意味着，在读者中，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时评，可能是他们想从中找到对于整个时代和社会认知的某种认同。

记者：这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慢慢走向理性的一种反映？

梁晓声：是的。其实，我的写作也在变。我在《九三断想》的开篇写道，我经历的时代从来没有像目前的时代这样给我一种粗鄙的感觉，一种浮躁的感觉。

说句实在话，1993年的时候，我绝不会允许自己的书名被出版社起成《我相信中国的未来》。因为那时候我有一种忧虑，看到了拜金主义对我们青年的影响，看到了放肆大胆的权钱交易。种种社会问题明明就在那里，为什么不重视？为什么只看到发展，只看到国家财富增长，没看到这些问题？那时我是海淀区人大代表，当时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微弱，所以就以那样一种激烈的文字写出我的愤慨。

问题在那儿，如果不把它说出来，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现在看到了变化，我也不愿做那种闭着眼睛不承认变化的人。有问题说问题，有变化也希望用自己的笔呈现出来，使更多的人承认。

记者：一个人阅历再丰富也很难了解一个社会的全貌。您如何确保作品中的描写分析客观公正、令人信服？

梁晓声：写小说是另一回事。今天上午，我和一位作家朋友谈小说创作原则的时候说，我们作为文学家，第一品质是一定要善良。善良包含对同胞命运的关注和同情，我们总归是用笔在写他人，而不是写自己；还包含看社会看时代的理性，“善良”这个词我觉得是善和理性的结合，尤其是“良”字，就包括理性。我们不大可能看到，一个人是非理性的但又是善良的。因为非理性的人可能在某件事上是善良的，但也可能误伤好人。

我是城市里工人家庭的孩子，我的生活有一部分短板，就是对农村的现实生活不了解。虽然当年下过乡，但我们是兵团，不是真正的农村。因此后来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去了解，比如看新闻报道、去采风、读别人的作品，但这远远不够。所以，每逢家里来了农村的亲朋好友，我一定要问：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到底变了没有？某种情况下，你到了最贫穷的乡村，这时候会想，这么贫穷的地方究竟还有多少？但同时也看到一些农村在发生变化，只看一面是不够的。这种变化见得多了、听得多了，你会觉得，我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

写社会时评，还需要读一些历史，中国的，外国的，尤其是近代史。读得多了，你会觉得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希望和忧患并存的一个时期。你几乎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问题很多。还有，和国外比较，你会得出另一个结论，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国外大体上也都经历过，只有一部分是中国特色。对于国外经历过的那些事，我们也在经历，但代价要比国外小一些。如环境污染、资源耗费、社会福利分配，二次分配的时候，要多关注更草根、更底层的群众。读了一些历史后，看自己国家的眼光会越来越理性。

记者：读您的作品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您的这种担当意识源自哪儿？家庭熏陶，后天学习，还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与激励？

梁晓声：我父亲14岁就闯关东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扫盲的时候才认识几个字，但不够看书，只能写些最简单的家信，像电报文那样的家信，而且还有错别字。我母亲来自东北农村一个中农家庭，我没见过面的姥爷做过私塾先生，是识字的。我母亲喜欢戏曲、评书，小时候经常给我讲故事。作为母亲，讲给孩子的故事都是好故事，都充满正能量。

主要还是后来看书。依据我的经验，书籍对25岁以后的人生准则产生影响是较难的，最好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这也是我写给孩子们那两本书的目的。我不是想仅仅教孩子们如何写作文，而是想通过作文这件事让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一定要坚守做人的良好原则。

我小时候读过一些故事，今天的孩子可能接触不到。比如，我读过猎人海力布的故事，是蒙古族的一个童话。讲猎人海力布救了龙王的女儿，龙王用珍宝报答他。海力布不在乎珍宝，最后选择了能听懂动物们的语言，这对猎人来说太重要了。有一天，海力布听到一群鸟交谈，得知山洪即将来临。但这个特异功能是有限制的，一旦他把动物的话告诉别人，就会立刻变成一块石头。然而，他还是告诉了乡亲们，一边说一边从脚到头变成石头。

在读这样的书时，我往往会本能地问：“我自己能做到吗？”常常得出的结论是，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做到。大多数人正是因为不能做到，所以对这个虚构人物产生了更大的敬意，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我们说自己不能做到，这是由于此刻我们很理性；但如果真的在极特殊的情况下，那我们也可能就会先人后己了。

又比如，我读过高尔基的《丹柯的故事》，这是一篇非常短的文章。一个部落为了生存，在密林中迁徙。密林很阴暗而且多沼泽，树枝缠结在一块儿，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行进中不断有人倒下或被沼泽吞噬，人群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力气和勇气。情急之中，少年丹柯划开自己的胸膛，举起了自己像火炬一样燃烧着的心，把密林照得透亮，人群跟着丹柯勇敢往前冲。后来他的心裂散开来，仍像星星一样散发出光芒。尤其在我们那样一个英雄主义盛行的年代，读了这样的书，更是激情澎湃。但是它和我们的英雄主义又不一样，读了之后觉得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很受感动，至少要求自己笔下也要多写这样的人物。

还有，在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时，感觉他为人类保住火种固然是很光荣的，但是那种痛苦太难以承受了，在自己写书时就会很自然地觉得，我也要写那种使人向上、使人变好的书。

记者：您曾在一本新书中写到，坚信中国未来的三十年会发生一些变化。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信心？

梁晓声：应该说最大的鼓舞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这个班子上任之后的事情。

首先，是反腐败。一些腐败的情况，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哪一级别，有些官员人格异化、生活腐化到了何种地步，早已超过了人民的容忍程度。十八大之后呢，你看确实做了许多事。一般老百姓未必知道这些事情做起来有多难。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利益集团的能量很大，完全不可低估，这根本上就是一种较量。现在，反腐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你能做的，至少也得像网民一样点个赞吧？你前面呐喊着要这样做，人家做了，而且做起来很不容易，你明明也看到了，这时候又装聋作哑，那不是一个正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们常说做人要正派，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其次，是抓作风。说来惭愧，十八大以前，我们开两会的时候，住在任何一个宾馆，自助餐至少是十来样菜，也有三十来样的。吃个饭，有必要从那么多菜里选吗？还有，顿顿有酒，从红酒到白酒，都是好酒，啤酒就更不用说了，晚上还有小火锅。全中国老百姓近几年的诉求都寄托在这几天、寄托在这些代表委员身上了，代表委员乘坐大巴从会场回来之后，吃着火锅喝着小酒，可能一顿饭一两个小时。我当年就有这个考虑，酒能不能不喝，菜能不能少点，这也是爱护我们的形象。还有，那时我们政协委员下去，前面都有警车开道，队伍会越走越庞大，车辆越来越多。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听汇报和走马观花，更多的时候是吃饭。中国人的特征，北京来的，又是政协，菜一上就是一大桌子，走的时候，百分之八十都还在桌上。假如那些服务员出身贫寒，他（她）肯定不会像我这样说——相信中国的未来的，最直接的就是骂娘了，那是因为我们做得真不好。现在这些都改变了，与认识的官员出来吃一次饭是不容易的，他们很害怕，一定要问谁买单。都让它阳光起来嘛，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受重视。这是我间接听到的，习总书记在年前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不管经济增长总量如何，总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让这种思维变成国家性的思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不是一把手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不行的。（来源：《秘书工作》杂志 记者李恒建 王泽阳 燕玉涵）

《知青》是山东影视集团出品、由张新建、王滨、高力强执导，梁晓声编剧，唐曾、傅晶、王凯、张龄心、程皓枫等主演的大型长篇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 [8-9]

该剧讲述了在1960年代末期，千百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红卫兵和老三届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奔赴全国各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的青春之歌故事。 [9]

该剧于2012年5月29日登陆CCTV-1首播， [8]2013年8月，获得第29届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三等奖。 [10]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其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

200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中国作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确立新农合作为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地位。2015年1月29日，国家卫计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做好201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提出，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在2014年的基础上提高60元，达到380元。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由我国农民（农业户口）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得到好评。在1974年5月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表示热情关注和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典范”。但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农村合作社体制的逐步解体，随农村内的“工分制”瓦解，赤脚医生无法通过从事医疗活动来换取工分进而获得粮食等其他生活资料，赤脚医生便完全丧失了外出行医的动力。另外，由于合作社的瓦解无法再为村内卫生所的正常运行提供资金来源，导致村内的公共卫生机构无法继续支撑而瓦解。所以从赤脚医生和村内卫生所这两方面来看，自从合作社体制瓦解以后，农村内的公共医疗机制基本上呈现着真空的状态。合作医疗在将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萌芽阶段、50年代的初创阶段、60～70年代的发展与鼎盛阶段、80年代的解体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恢复和发展阶段。面对传统合作医疗中遇到的问题，卫生部组织专家与地方卫生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96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现在许多农村发展合作医疗，深得人心，人民群众把它称为“民心工程”和“德政””。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而不解决好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谈不上现代化社会的完全建立。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也已表明，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势在必行。

2021年，根据最新的收费标准情况来看，今年每人的最低缴费标准为320元，因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所以缴费的金额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一年只需要缴纳几十块钱就可以了，但对于人口比较多的农村人来说，所有人的费用加到一起也是不小的数目。大多数人放弃缴纳新农合的主要原因就是价格上涨，一个家庭需要在一年的时间内交那几千块钱，对农民来说确实是不小的负担。甚至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用不上这份保障，因为身体条件是比较好的，虽然他们每年都在交费，但是每年都用不上。

虽然现在人们缴纳新农合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依然有不少村民在积极的参加新农合，毕竟放弃缴费的人数不算太多。相信随着金融和制度不断完善，可以报销的范围和比例不断增加，补贴标准也在不断上升，这时人们将会更加理智的对待，毕竟参加新农合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保障，有了更强的防范能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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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原会长，农工党中央原主席

陈竺，男，汉族，1953年8月生，江苏镇江人，农工党党员，1970年4月参加工作，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血液学研究所肿瘤发病基础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科学博士学位，教授，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0-1975年 江西省信丰县、横峰县插队知青

1975-1977年 江西省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医士专业学习

1977-1978年 江西省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内科教研组教师

1978-1981年 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一部血液病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1-1984年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科住院医师

1984-1989年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外籍住院医师，血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