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阿萨德逃亡叙利亚彻底变天 -- 脊梁硬

马守应（？－1644年），回族，别号“老回回”。陕西绥德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

马守应早年曾当过边兵。崇祯元年（1628年），率众起义，隶属闯王高迎祥、活动在甘肃东部，众至数万。崇祯四年（1631年），入山西，编入王自用的“三十六营”，是重要的首领。八年（1635年），参加河南荥阳大会，为十三家首领之一。转战在陕、晋、豫、鲁、川、鄂、皖、湘等地。势力极盛。

后与贺一龙（绰号“革里眼”）、贺锦、刘希尧、蔺养成合军，称“回革五营”。

崇祯九年，高迎祥死后至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再起之前、实力最强，在起义军斗争处于低潮时，张献忠曾两度隶其部下，他在英霍山区建立的根据地，成为当时抗明运动重要基地。

十六年（1643年），义军内讧，贺一龙为李自成所杀，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仍据守荆州。十七年春，病故。

在明代，回回已遍布全国。陕西北部延安府和马守应的家乡绥德州以及甘肃东部平凉、庆阳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较多的地区。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败坏、军政废弛和土地问题严重，导致流民外逃现象愈来愈普遍。这一带的回民，每当麦熟时节便携带妻小辗转流徙，靠拾麦穗或者卖药来维持最低下的生活，遇到灾荒年景更加贫困无依，便纷纷起来暴动，反抗地方官府。回民起义常常同汉民联合，即“与荒民合党”①，而汉族农民起义也有当地回民参加。为此，陕西官府专门对回民规定了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的禁条，而且设法严防汉族军民“附回”造反。这说明在西北回汉杂居地区，回、汉两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崇祯元年，陕西大旱，草木枯焦，出现了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惨状。而明朝官府却不顾人民的灾难，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各族农民仍旧“严为催科”②，毫不留情，这无异火上加油，更加激起反抗的怒火。长时期的民变和兵变，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终于在天灾人祸频繁的陕北、陇东地区汇成了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从明统治者所掌握的情况表明，当时陕西流民武装的成份“有饥民，有镇兵，有回夷”③，“回夷”是明统治者对回民的侮辱性称呼，这充分说明回族人民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最早发难的主力之一。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序幕的白水县民王二掀起的暴动，就与这一带的回民起义有直接关系，王二劫了宜君县狱之后率众投入到白水县苜蓿沟回民起义军营垒里去，而白水县苜蓿沟的回民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在这一带坚持抗明斗争了。到了崇祯初年，陕西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间的回民便乘机而起，很快就发展到数万之众。

“老回回”马守应正是在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里，涌现出的一位杰出的农民英雄。马守应最早是与高迎祥、罗汝才等人以边兵身份共同揭起义旗的。边兵或者叫镇兵，他们的起义主要是由于明朝廷财政困难和军官长期克扣军饷所致，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军饷竟积欠了三十六个月，士兵无衣无食，忍无可忍，纷纷逃散，并与饥民联合起义反抗。而在边兵当中，不仅有汉族，也有回族、蒙古族的成员，所以高迎祥、马守应的这支队伍，就是由所谓“夷汉降丁”组成的“坚甲铁骑，兵有纪律”①的汉、回各族联合的流民武装，开始时他们转战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崇祯三年（1630）三月，马守应与八金刚、王子顺（据说就是白水举义的王二）等几支义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破襄陵、吉州、太平。崇祯四年，马守应与高迎祥都成为以紫金梁（王自用）为首的三十六营农民起义军中的著名首领。崇祯五年，马守应与紫金梁等一度进军河南，活动于清化、修武，不久转入太行山。崇祯六年五月，马守应又与混天王等率军数万出太行山东进河北，逼邯郸、沙河诸县。这一年紫金梁不幸牺牲，三十六营起义军由高迎祥率领，他们又由黄河北岸渡渑池，突出豫西，开辟新的反明战场。

崇祯七年（1634）三月，马守应的一支武装连同过天星、满天星等共五营，以疾风般的速度由豫西进入湖北，经枣阳、巴东，西入四川，攻破川东重镇夔州，远近震动，这是明末农民军最早进入四川的一支武装。马守应与过天星等三万人马在川东停留的时间很短。

不久，他们又返回湖广，在郧阳的黄龙滩作短暂屯聚后，又转入陕南商雒山区，同混世王等几支农民军数万人一道，面对强大明军的包围，展开了艰苦的反围剿战斗。他们曾突入关中，连营五十里，猛扑西安，使明皇朝在西北的政治中心受到威胁。崇祯八年八月，马守应等营由陕南商雒东进河南，开辟了淅川山区作为据点，在豫西卢氏、永宁、陕州、灵宝、南阳一带坚持抗明斗争。

马守应率领所部，转战各地，飘忽不定，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击敌人，常常以智诱敌或者反败为胜。崇祯八年（1635）十月夺取陕州之役，马守应让部下打扮成明军模样，到陕州诈称换马，乘机突入关厢，出敌不意一举夺取了这座豫西北的重镇。崇祯九年七月，农民军领袖高迎祥在陕西作战中不幸被俘牺牲，八月，马守应率军进攻河南省开封府城，火焚西关，明廷深为震恐。在河南鄢陵、扶沟，明军左良玉率部紧追马守应不舍。左良玉是颇为凶悍狡猾的，马守应沉着应战，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向郑州方向转移，并避入深山派人骂阵诱敌。被激怒了的左良玉率军追入夹山，被马守应义军团团围住，不久粮尽援绝，左良玉自杀未遂，后来才率残部突围狼狈逃窜，这是马守应以智胜敌的一个典型战例。正由于马守应在流动作战中的胜利和不断给官军以打击，他在明封建统治者眼里被认为是属于农民军里“反复狙诈，怙恶不悛”①的一个。也正由于马守应在农民军中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和作战经验的“多权谲”①的英雄人物，他受到各支义军的信赖，并被奉为“谋主”。②崇祯九年七月，闯王高迎祥的牺牲，使农民军遭到严重损失，农民战争一时陷入了低潮，就在这时，马守应不仅耀威开封，痛击左良玉，而且抓住战机，开辟新战场。他乘秋高足食和官军不备，联合罗汝才、张献忠等营共二十万人马，马守应被推举为盟主、总掌盘子，这说明他一度在各支农民军中处于相当高的地位。这支大军由豫西南经湖北襄、樊，浩浩荡荡沿江长驱而下，进军至湖北东部，与久据大别山区的英山、霍山地区的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营会合，从崇祯十年（1637）到十五年（1642）间，回、革、左等营农民军主要活动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带，开辟和坚持了大别山区的斗争。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善于利用山区的险阻，盛夏时在深山休整，秋高马肥再主动出击，又能避开官军的围攻和追击。他们还善于侦察敌情，掌握主动，各地老百姓包括“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③，官军的虚实动静，农民军了如指掌。他们可以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采用“兵多则窜，少则迎敌”，“官兵未至，旋即奔逸”④的灵活战术，主动攻击。所以，镇压农民起义的明朝将官们在屡败之余也一再哀叹。由于回、革、左诸营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在江淮一带竟然出现了“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的“民贼莫辨”⑤的局面。就这样马守应与革、左诸营的铁骑纵横驰骋在大别山区和江淮平原，他们曾占据过和州、含江、江浦，明统治者的陪都金陵也暴露在农民军面前，以致沿江戒严，所在告警。农民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明皇朝在这一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有的地方官吏慑于农民军的威势，不得不“洁印视事于濒江洲渚”，在安庆竟出现了明朝守将与农民军之间“有无贸易，酒食交欢”①的情况，明皇朝的威严扫地以尽，以致凤阳总督朱大典受到罢官的处分。在农民战争处于低潮的几年中，回、革、左诸营在江淮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各支农民武装的活动，为不久李自成、张献忠的东山再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守应不仅足智多谋能征惯战，而且如同许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他也是一位具有革命气节的英雄。明统治者曾经多次向他诱降，都被拒绝。崇祯九年马守应在河南淅川军营里还杀死了前来劝降的明朝总兵王进忠，然后移营而去②。这也是明统治者把马守应视为“反复狙诈，怙恶不悛”者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