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凹造型 -- 自以为是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响应号召去到农村生活。但是实际遭遇远非政府号召的那样简单。李庆霖在向多处各级政府反映无果后，1972年12月20日斗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幸运的是，这封信来到毛主席的手中。毛主席阅后给他回信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1973年4月，受毛主席委托，周总理主持了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会议，做出改善落实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状况的决定和相应的政策。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 ，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 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李庆霖的信反应了城市青年下乡的诸多直接问题，暴露出政府对于“知识青年下乡”这个国家级政策未作通盘考虑。

在相对贫困的农村，最简单的衣食住行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这也是中国当时农村的整体状况所决定。农民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被人为压低（剪刀差的经济意义不能否认），城市青年因此也难于吃饱饭。农村的住房条件因为建国后人口增长，也不能提供额外的房屋给下乡城市青年，而城市青年只能与农民挤住在一起。当农民需要房屋他用的时候，如李庆霖的信所提到，城市青年的居住就成为问题。

乌有之乡上面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于1973年8月11日至9月11日召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讨论贯彻执行中央（1973）21号、30号文件的意见。这篇文章从知青生活的各个侧面给与帮助，让读者不由得想到在李庆霖的信之前，政府在此方面是否失责。

四川省和成都军区在知青生活的物质生活方面提供了帮助，主要是知青食粮的城市居民配给标准和居住房屋建设，还有生活的现金化补贴（尽管金额不大）。四川省政府在1974年底已经出资超过5千3百万元人民币。

这些做法实际上还是表明了城乡以及工农差别的鲜明存在，是从毛主席最早号召知识青年主动上山下乡（吃苦+创业）的认识高度的倒退。但是在当时的物质经济情况下，这也是政府阶段性解决问题的一个表现。

直到文革结束后，城市青年终于可以返城，从而彻底否定了毛当年的理想主义的号召。而就业问题还是直到邓氏新政容许个体经济存在之后才能有比较妥善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