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讲物，不要讲钱。 -- 审度

怪不到人性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带头开始撒谎的话，能怪得到下面哪一个啊？

中苏只有二战前的苏联，采用国家军事制度，山寨欧洲科技和暴兵才是真的逼不得已，其他并不是你宣传逼不得已就是逼不得已。

二战之后仍然采取这种制度的苏联，建国后一五计划和大社制采取这种制度的中国，面临的局面比二战前的苏联好太多，不足以让全国采取这种制度。

当中国和二战后苏联采用夸大外部危机，增加内部压迫的剥削的法理型的时候，中国和苏联本身的性质就已经变了。

中国和二战后的苏联唯一区别是，苏联还有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苏联才会解体。

而中国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早在历次逆淘汰中被边缘化了，根据地的军干民体系都靠边站，那么，剩下的要么是伪诈之徒，要么是邓这样的现实主义者。

中国和二战后的苏联，所有的道路问题都是最高权力机构选出来的，所有的性质问题也是最高权力机构选出来的。

--

但另一个方面，我最近也在考虑一点，把多少财富留在底层是合理的，把多少财富留在社会上是合理的，把多少财富留在国营企业是合理的。

我们反对已有制度的时候，经常会由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但理性地讲，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分析，制度背后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

这一点我是从比较朝鲜和古巴得到的灵感，虽然古巴的集体农庄农业是一坨，但医疗做得不错，所以也算生存权的巅峰；朝鲜则是发展权的典范。

我思考的最后结论是，在农业社会，你可以无脑站生存权一边，发展权只要别闭关锁国就行了，不要强行限制民间，让民间自己搞就行了。

但在工业社会，发展权更重要，工业社会的国家必然需要在发展权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是最重要、投资最大的、失败概率也也大的一席之地。

这跟我之前的小工商和大工商划分有联系，所有重投入、重工业、重要的基础研究，需要国家牵头，经过很多轮专家论证，既要敢于投入，一旦失败，也让失败的证否价值最大。

我的结论是，就像斯大林利用垄断资本主义的逆经济规律特性，给工人发更高的基本工资一样，在工业社会的发展权方面，也需要发挥国家的逆经济规律的特性，敢于投重投资、多轮专家论证保证投资至少能够发挥证否的作用。

至于所有市场经济相关、正经济规律相关，国家既要能够保证到税，又不能真正参与这些行业，破坏经济规律、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

以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国家的正确用法，只有当国家深度参与各种逆经济规律的重投资，既掌握了重工业等上游行业，又掌握了高新科技等未来行业，国家才能真正从上游和未来出发，真正掌握其他行业的利润率和全覆盖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