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缉凶分部第八章 死结（四）

资料汇编工作立刻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调查者们手上有几百个嫌疑人的资料，这个数字到了最后发展成为上千人。位于恩格斯大街的民警局大楼里充斥着这些资料。因为苏联整个国家的电脑化程度很低，民警们也没有电脑对它们进行处理，只好通过归档工作，将它们分门别类放入用吕宋麻纸制成的文件夹当中，然后放进保险柜。不断涌来的情况分析很快让归档工作不堪重负。为了对资料汇编当中的数据进行对比，鲍洛科夫不得不向莫斯科求援。于是上面派来了几个归档专家协助整理资料。

他们像在图书馆里做目录汇编一样，做出了许多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卡片。每一个被卷入“窄林”谋杀案的人都有一张卡片。血型为AB型的嫌疑人的卡片上有一条红边，其余嫌疑人的卡片上有一条黄边。那些发现尸体的人或者提供线索的人的卡片上则有一条蓝边。遇害者的亲属和朋友的卡片上面是一条绿边。有些卡片上没有这种特别的标志，例如，要是一个侦查员得到消息说一个无法确认身份的人被发现在沙赫提公园里和孩子们套近乎，那么这个侦查员的卡片上就不会用颜色作出标记。

每个嫌疑人的卡片上都要记录其个人姓名、地址、血型和出生年月，并注明此人是否有车。有车者还要注明车牌号码。卡片上有一栏用于标注此人为什么成为嫌疑人，另有一栏用于标注谋杀案发生时此人所在。这样的卡片很快就积累了几千张。

事实上，这一切只不过是调查人员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要开个会，决定下一步行动计划并不难，例如决定调查有AB血型的司机，确认所有有过性犯罪记录或者是有过精神病史的人员等等。困难的事情是按照某一种思路对每一个嫌疑人进行排查。这是一项单调乏味的工作。能够形成某种破案思路对嫌疑人进行调查固然可以成功，在破案过程中彻底贯彻这一思路却不是那么容易。

在某种程度上，调查人员的困境也反映出苏联整个社会主要问题。克里姆林宫里端坐着的政治局委员们下个指令，1986年中央经济计划当中鞋子的产量需要增加20%。这个指令很好下，可是它并没有给罗斯托夫制鞋工人们以保证，让他们在昏暗狭小、拥挤不堪的工厂当中可以获得制鞋所需要的丝线和皮革。这项指令也没有保证工人们工作时的态度，没有保证他们是否按照要求制出合格的鞋子。任何一个苏联消费者都会证明，在政治局会议和制鞋工厂之间的某个系统环节出了问题。

同样，鲍洛科夫也明白，“窄林”谋杀案的侦破工作大部分花在了调查嫌疑人身上。本来不该有这么多嫌疑人的资料卡片，而现在这些卡片当中也有他自己的一份。在他更换国内通行证的时候，他的血型检测显示为AB型。结果他被可笑地列入了嫌疑人名单当中，有人在一张带着红边的卡片上填上了他的名字。这样，如果调查工作真的按照规则进行下去，就会有侦查员花费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来确认谋杀案发生的时候鲍洛科夫的具体情况。

鲍洛科夫知道，侦查员们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时常疏忽大意，或者根本就无心工作。例如，他们常常会根据某人在某个工厂工作的情况直接推测到此人在案发当天就呆在工厂里。他们根本不会亲自去到工厂里，找到车间负责人进行核验。很多调查任务被刻意拖延，接着又会被新的任务所取代。至少，罗斯托夫州每年发生的谋杀案超过四百起。莫斯科的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谋杀案发生一年之后，调查人员依旧无法从与莫斯科有业务往来的342家罗斯托夫企业单位当中完全确认案发时候到莫斯科出差的人员。调查人员还有很多任务都没有完成。

几乎每份内部通报都对“窄林”谋杀案的调查提出了批评，这对于费季索夫、科斯托耶夫和任何一个负责监督破案工作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个秘密。1986年9月的一份典型的内部通报批评文件上写道：“在不同城市和地方民警机构的工作当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组织上的疏忽，无法胜任工作，无法完成任务的例子屡屡出现。”

莫斯科的民警总部对此案的侦破一直感到不满。但是此时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正在全力控制全国范围内的犯罪和腐败蔓延。他不断地更换内务部长。来自高层的动荡有助于费季索夫以及在他的之下的各个级别人员，包括鲍洛科夫，维持着稳定的工作。

科斯托耶夫在俄罗斯总检察署的上级对他的表现也不满意。1987年四月，俄罗斯总检查署的副检察长I.S.扎利亚纽欣专程来到罗斯托夫，和科斯托耶夫一同参加了调查人员的一个会议。扎利亚纽欣说，莫斯科对此案无法侦破感到关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监控整个破案过程。扎利亚纽欣本人则相应地指导科斯托耶夫本人的工作。

此时科斯托耶夫参与案件侦破工作已经有18个月，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罗斯托夫度过的。他在会议上发了言，试图将整个工作的过失都推到自己前任身上。他说，1983年犯下的错误严重地拖延了破案进程，并导致了追踪凶手工作的复杂化，例如将注意力锁定在卡列尼克，捷普金和他们的所谓的智障青年组成的“匪帮”处。

科斯托耶夫保证，调查人员将通过对五个假定进行追踪调查最终抓获凶手。他预测凶手应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曾经有过性犯罪记录；是一个同性恋者；是带有性变态的特征的精神病人；曾经是，或者现在仍是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是一个铁路工作人员。

科斯托耶夫说，在他的命令之下，调查工作将致力于确认带有AB血型的司机和确认波赫立斯托娃案件发生时从罗斯科夫到莫斯科出差的人员。科斯托耶夫也抱怨道，民警局常常派出不合格的人员进行调查，阻碍了破案工作的进展，他们对此案也负有责任。在波戈里亚洛娃案件现场调查的时候，民警人员四处走动，没有保护现场，可能踩掉了凶手留下的脚印。他继续抱怨说，要对案件调查时时注意很难办到，因为他还有其余工作，不能总是呆在罗斯托夫。

挫折、中伤和揭短行为使米哈依尔·费季索夫和维克托·鲍洛科夫的精神状态变得不稳定起来。随着遇害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尤里·卡列尼克和他那所谓的智障“匪帮”的作案嫌疑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民警们在此事上产生的分歧得到弥合。也正因为弥合了分歧，大家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担心，认为此案可能永远无法侦破，并为参加破案的人们带来长久的耻辱。

不断有新的人参与破案工作。有人退休了，有人调走了。有人因为无法承受案件的压力退出了。费季索夫原来的副手，弗拉基米尔·克列伊什尼科夫已经调到莫斯科的内务部学院接受进一步培训。

费季索夫成为自1982年该案发现以来唯一一个一直参与破案的人员。但是他也还有其他工作需要做。鲍洛科夫在1983年被指定负责案件工作之后，他几乎将全部工作时间都用在破案当中。他负责指挥一支特别的队伍，一支他的缉凶分队，用来专门处理案件侦破工作。每时每刻，他对这项工作都负有全部责任。

费季索夫发觉，他在夜间无法安睡。他常常会在半夜醒来，不由自主地踮着脚尖走到他那八岁的儿子的卧室。直到确认了孩子还在之后，他才能回到床上继续睡觉。他的梦中老是出现鲜血和尸体。

偶尔之间，费季索夫似乎觉得自己生活在噩梦当中。他时常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他会在半夜里起来走到户外，在杀死某个人之后，回到家里继续睡觉。天亮的时候他就什么也记不起了。

费季索夫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鲍洛科夫。

“听着，维克托，”一天，费季索夫平静地说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我们是在犯罪，你和我？”

“我这么想过。”鲍洛科夫回答。

鲍洛科夫实际上无法不对此案停止思考。夜里，在回家后他试着放松自己。但是他睡不着。他想读一读书，但是随后又把书扔到了一边。他一直看着电视，想转移注意力。这样看到午夜之后不再有电视节目为止。然后他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不断地想着凶手至今仍然逍遥法外。有时候情况会更糟，他可能会想到那些尸体。

最后，在1986年末，鲍洛科夫患上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神经衰弱的疾病。他从自己的生理状况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感到极度的疲乏。在走上位于民警局二楼的办公室时，如果他不抓住扶手就差不多爬不上楼梯。最后，他几乎是把自己拖上去的。

鲍洛科夫到医院进行了检查。医生告诉他，由于精神压力和神经疲惫，他的心脏已经变得很衰弱。他在特别监护病房里住了三天，打了几针。医生们没有告诉他注射的是什么药品。但是这药最后让他睡着了，而且在半个多星期里一直在沉睡当中。在他醒过来之后，他感觉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正常。他继续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星期，随后被送往黑海沿岸的民警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疗养院位于塞尔尤特，离度假胜地索契不远。

斯维特兰娜·鲍洛科夫请求她的丈夫让其他人接手“窄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他没有答应。他已经将他的生命中的四年用于追查“窄林”案的凶手，他不能在工作没有完成之前就放弃。否则就会像在“桑勃”拳击赛当中那样，仅仅由于膝盖受到打击就一下倒在地上，然后输掉了比赛。

怎样抓住这个凶手，他还没有新的办法。事实上他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一种调查工作已经形成死结的感觉。但是现在破案工作已经成为他和那个叫做X的人之间的事情。这个家伙，正如布哈诺夫斯基所言，对调查者们怀有一种优越感。

他一定要抓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