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说说卢沟桥后日本的“不扩大”方针 -- 电子赵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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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作者:李宗仁)2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

  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象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荆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

  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材,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剩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斑。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共产党无法生根。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作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浚、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而红军仍肆意流窜,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据。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浚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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