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卢沟桥后日本的“不扩大”方针 -- 电子赵括
7月8日早晨5点54分，陆军中央部收到了有关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份电报。此后又接二连三地受到电报。当时日本军界人士对此的意见，军务课长柴山：“出了麻烦事啦”；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愉快的事件啊。”陆军内部本身就存在不扩大的慎重派，以及以此为契机一举解决中日之间“悬案”的扩大派。因此虽然最后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并不是十分坚决的。石原的第一部内部，石原虽然倾向于不扩大，武藤第三课长强硬地要求扩大，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同样，参谋本部的意见也不能统一，而陆军省内部扩大派占多数。这种情况下7月8日陆军省内部的例行课长会议上虽然讨论了这个问题，相当混乱。外务省倒是在7月8日上午就确定了“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并且由东亚局长在7月8日上午就通过和陆军省，海军省相关官员的会议通告了外务省的决定。这种情况下，石原以第一部长的身份确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并且在7月8日下午6点42分通告了华北方面。但是同时7月8日深夜，杉山陆相下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7月10日到期的应该复员的士兵停止复员，等于比平时增加了4万的兵力。杉山陆相的这个命令是考虑到华北方面日军兵力薄弱，必要时增援。在《日本近代战争史》中，称这是扩大的第一步。
中方对此的反应，8日蒋介石听取了秦德纯的报告后日记中写下“对于日本的挑战，现在应该是应战的时期了”。7月9日，着手准备全面抗战，将还在四川的何应钦调回南京，进行军备建设，并对各地国军下达一系列北上命令。7月10日，向日本提交正式抗议。
东京为扩大与否还在激烈辩论，7月10日得到报告，蒋介石命令石家庄的四个师北上，徐州四个师向河南方向移动，何应钦对陇海，津浦路附近的国军下达了动员令，平汉线方向的中国军队北上等等情报。显然华北方面日军寡不敌众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即使是石原，这时候也在内部认可了由强硬派的武藤章等提出的，必要时派遣朝鲜方面一个师团，内地（日本本土）四个师团增援华北的方案。7月11日的五相会议中，各方都认可了必要时向华北增兵的方案。下午四点，近卫首相上奏后得到天皇批准；6点24分，发表了有关向华北增兵的政府声明，大意如下：
我方尽管进行了不扩大，当地解决的努力，中国方面还在进行武力准备，全面拒绝交涉。我方为了确保中方道歉和将来，今天的阁僚做出重大决议，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向华北方面的增兵。
蒋介石对此的看法，“这是将战火扩大到华北的明确意图。”7月1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通告日本驻华大使馆，7月11日张自忠和松井达成的协议是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协议，无效。
中方的态度日益强硬，日本内部本来就不坚定的“不扩大”方针也随之被改变。为了应付华北的紧张局势，日本任命了香月清司中将为“支那驻屯军”新任司令。离开东京赴任时香月中将本来已经接受“不扩大”的方针，途经朝鲜和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会谈后改为扩大的强硬派。因此到达北平后，日方向中方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
1 彻底镇压共产党策动的活动；
2 罢免排日要人；
3 排日的中央系各机关，从冀察撤走；
4 排日团体，如蓝衣社等从冀察撤走；
5 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
6 取缔学校军队等的排日教育；
7 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队担任，驻军撤离。
如此强硬的要求，简直要把华北当第二个满洲国了。对此连东京都无法坐视，立即派出要员来到华北来进行劝说。香月司令官对此阳奉阴违（平心而论，东京都没有统一的意见，当然难以起作用），7月15日制定了对华北国军的作战方案。第一阶段，将29军驱逐过永定河；第二阶段，进至保定，石家庄等地。16日，中方也相应制定了作战计划。双方大规模冲突一触即发。
7月15日，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提出了事变解决办法，初步得到了陆海军务局长的同意，计划于7月16日的阁僚会议上审议。然而当陆军军务局长将这个方案带回参谋本部讨论时，遭到强硬反对。参谋本部第二部和第一部（部长石原）分别在15日，16日提出自己的方案，大意为，
依然保持不扩大方案，但在这种情况下对冀察以及南京政府要进行迅速的交涉，做出最后的决定。对方没有诚意的场合要保持能够采取断然行动的兵力，对华北采取惩戒，斩草除根。
字面上，还在保持不扩大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却始终是以武力解决为前提的。即使是坚持“不扩大”的石原本人，也认为万一爆发战火，哪怕一次战斗也会引发全面战争，因此在战争前期应该尽量争取给国军以重大打击，对上述的方案并没有表示反对。
在日本越来越强硬的氛围下，16日通过，17日经五相会议批准，将以下要求交付国府。期限为19日。
1 宋哲元正式道歉；
2 作为对责任者的处罚，罢免冯治安；
3 撤走在八宝山附近的部队；
4 7月11日提出的解决方案由宋哲元重新签署。
外相广田弘毅认为提出最后期限将刺激中方，表示反对，海相，藏相也表示了顾虑，但是最终在（陆）军方的强硬压力下通过。17日，华北张自忠，宋哲元等屈服于日方压力，基本上承认日方上述条件。18日，二十师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天津，但日本侦察机遭到射击；19日，签署了具体协议，但中日双方有小规模冲突。同日南京的代理外长董道宁表示，中方的军事行动完全属于自卫，提议双方都以有诚意的态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并提议向国联申诉。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的演说。
尽管华北方面对日本表示了相当的让步，双方小规模冲突不断，蒋介石的“最后关头”演说对日本也是一种刺激。20日早晨，参谋本部的部长会议决定了为了平津地方的“安定”，原则上通过了武力解决的方针。即使是石原本人，也同意了从日本本土动员三个师团的决定。因为还要等待和国民政府交涉的结果，当天以原则上通过，行动上暂时保留而散会。同日，宋哲元同意将37师向保定方向撤退，22日下达撤退命令。但是当天，国民政府参谋次长熊斌秘密飞往北平会见宋哲元，说服他抗战。22中日在各地再次爆发小规模军事冲突；24日，宋哲元以缺乏运输车辆为由，暂停37师撤出北平。同时132师进驻北平，平汉线各部队也向北平方向集结。
这种态势，很显然，中方已经决心一战，而日本也不准备退缩，并且做好了战事扩大的准备。25日，爆发廊坊事件；26日，广安门事件；28日，通州事件。26日，石原决意从本土动员部队参战；28日晨，日军分多路进攻北平，大战全面爆发。
现在回头看看，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日本的所谓不扩大方针，文字上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方针。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这个方针都没有落实过。就日方而言，日本内部对此的观点非常不统一，即使是石原的参谋本部第一部，内部也有武藤章这样的强硬分子。同时华北日军对中方的一系列强硬要求，无法让人相信日本有“不扩大”的诚意。
作为中方的对应，36年西安事变后政府抗战的决心已下。虽然对华北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对日本作了多少的让步，根本上抗日氛围已经形成。因此当南京确实表示了对华北方面的支援后，对日形成了华北阳奉阴违，南京态度坚决的态势。至于石原本人，虽然有不扩大的意愿，当然更不会退却。在中方决一胜败的大形势下，无论他的初衷是什么，都无法改变事态不断扩大，最终全面抗战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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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无论是战是和，都是基于日本利益基础上的。从后来的结果看起来，应该说“不扩大”确实是日本最优的选择。但是在日本这个疯狂的战争机器面前，石原已经比较充分的表现了他的主张，但根本没有被采纳的可能（或者说采纳也没用）。在这种情况下，出全力给对手致命一击是次优的选择，是正确的。曾记李宗仁言否？从军事角度讲日本最蠢的就是逐次增兵，效果最差。不像德军那样全力给予打击，造成最大战果。
所以石原即使主张增兵也是违背你内心意愿的，至少不是他的最佳设想。即使双方最终在行动上同流合污，但这与那些愚蠢的“扩大派”的眼光真是有天壤之别。
但是战局的发展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这件事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日本愿意扩大与否，显然国民政府已经有了一战的勇气和具体打算。这种情况下不扩大等于认输，这显然是日方更不能接受的。这种情况下主张“不扩大”，注定是不可能被采纳的。
李宗仁的回忆录我看过，细节我记不清楚了。至于他认为日本在战争开始就应该集中全力，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卢沟桥事变前日本陆军一共只有17个常备师团，关东军不（能）少于四个（日俄战争后日本对外的政策，根本上就是确保满蒙，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朝鲜好像是两个，至少要确保一个；本土怎么也要留一个吧，一开始能够投入中国战场的最多也就是11个。日本最初就做好了最多5个师团增援华北的决定，这个决心并不算小了。即使如此，当时平均一个日本师团2.5万人，30万兵力是不是能够顺利达到李宗仁回忆录中的战略目的，值得怀疑。半年后的徐州会战，日军就集结了30万，冷不防还被咬了一个台儿庄出来。卢沟桥虽然是个意外，此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应对，很显然是带有主动攻击意图的。这其实就是这件事上中方的得分之处，主动出击打了日本一个措手不及。套用韦公爵的话，“哪能让日本人天天坐庄，咱们也要掷几把色子”。李宗仁考虑的是他认为日本最危险的方案，但是话说回来，一旦日本照这个方案实施，作为对手的国军怎么会不尽一切力量去破坏呢。套用《亮剑》里面的台词，日本人就是去拜寿咱也不能让他过去。
鬼子本来就是侵略我们。
即使他有不扩大事件的愿望，即：文中所说的战略眼光。
再当时鬼子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与其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温开水煮死青蛙，倒不如拼死一搏。
与日军的全面撕破脸。日军历史上由于国土狭小，没有广阔的地域，军事的战略思维始终不够深远，从后来的发动珍珠港袭击就能看书。
上海古籍书店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日本军事考察记》应该对大家了解日本军事地理有所帮助。
下面是我敲出来的。《八十杂忆》钱穆 十一 西南联大（六）
余在昆明时，有联大学生赴湖南江西前线者, 临行前来求赠言。 余告以诸生赴前线，首当略知军事地理，随身盼携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即就湖南江西两章细加阅读。 余观日军来犯，军中必有熟此书者。 如其在天津，不沿京津铁路进军，而改道破涿州，切断平汉铁路，则北平乃在包围中。又其在上海不迳沿京沪铁路西侵，而广备船筏，直渡太湖迳犯广德，则已至南京之肘腋间。此皆攻我军之不备，而实为历史上军事相争一必攻必备之地。能读顾氏《方舆纪要》，则可知相争要害之所在矣。闻者赴书肆购此书，乃不易得。告之校方，设法从重庆成都觅之。校方因此盼余能在下学年开军事地理一课，为后方诸生讲授大要，余亦允之。后余决意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此事遂已。余去成都后，亦从未为学生讲授此课，亦以主学校行政者，皆知常，不知变，故不知有讲此新课之必要也。
余之知日军中知重顾氏此书，乃自抗战钱在北平读日人泷川氏之《史记会注考证》一书而知之。此书考证实疏，而凡遇一地名必详引顾氏书。既于古今地名沿革未能详加考证，而独引顾氏书不厌其详，故知日人于此书必有特加重视者。泷川未能免俗，乃备引不厌。而日人之重视此书，则必为其入侵吾国之野心者所发起。余在北平时亦尝以告人，而不谓今余语之竟验也。后余又读日人又为顾氏此书作索引者，乃益信余初料之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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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对华战略有一个很好的分析，指出其“添油战术”导致逐步增兵，没有集中兵力在华北果断南下和西进，又没有在华东深入腹地，犯了兵家大忌。
日本军部和政府的争执，中下级军官与统帅部的不一致，内阁更换后的战略变化，贯穿战争始终。很奇怪日本这样一个讲究团队和服从的国家，居然在这种关系民族兴亡的事情上有这么多内耗。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观察还要更深入才行。毕竟这个邻居是选择不了的，了解透才好知道如何相处。
从技术角度分析，日本二战犯了一系列错误。比如不发动七七，满洲国就被其控制了。不发动太平洋，结果不会那么惨。不与德国结盟，说不定有机会联苏制美。
但有关技术和战略的探讨，不涉及战争本身的定性。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一个普通日本士兵与天皇是等同的，都是侵略者。
不管怎么说我国能够挺过仅次于蒙古人这个第二凶猛的敌人，真是我华夏命不该绝。
日本人所谓的不扩大，也不过是找到合适的机会再扩大而已。
很久以前看过，记不清楚了。现在倒是想再看看了。
日本人的服从，最大规模只到藩主一级，也就是到县知事一级。在国家层次，日本侵华时，还没有整合好。“内耗”是藩主之间勾心斗角的延续。
中国相反，早就消灭了封建主，所以平民之间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就是平常所说的“内耗”了。但大家都认“皇帝”，或者国家的层次是早就整合好了的。
中国传统的问题是基层的、中间层次的政权力量不堪大用，所以国家动员能力不行。蒋介石继承的是传统的基层的、中间层次的政权力量，同样不行。依靠地方土豪劣绅，贫民都活不下去了，土豪劣绅骄奢淫逸，而国家层次仍然集中不起多少资源。
ＧＣＤ的优势在于建立了强有力的基层的、中间层次的政权力量，国家动员能力超强。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作者：李宗仁
一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
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
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
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
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二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
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象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荆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
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材，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剩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斑。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共产党无法生根。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作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浚、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而红军仍肆意流窜，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据。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浚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