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说说卢沟桥后日本的“不扩大”方针 -- 电子赵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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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说说卢沟桥后日本的“不扩大”方针

7月8日早晨5点54分,陆军中央部收到了有关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份电报。此后又接二连三地受到电报。当时日本军界人士对此的意见,军务课长柴山:“出了麻烦事啦”;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愉快的事件啊。”陆军内部本身就存在不扩大的慎重派,以及以此为契机一举解决中日之间“悬案”的扩大派。因此虽然最后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并不是十分坚决的。石原的第一部内部,石原虽然倾向于不扩大,武藤第三课长强硬地要求扩大,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同样,参谋本部的意见也不能统一,而陆军省内部扩大派占多数。这种情况下7月8日陆军省内部的例行课长会议上虽然讨论了这个问题,相当混乱。外务省倒是在7月8日上午就确定了“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并且由东亚局长在7月8日上午就通过和陆军省,海军省相关官员的会议通告了外务省的决定。这种情况下,石原以第一部长的身份确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并且在7月8日下午6点42分通告了华北方面。但是同时7月8日深夜,杉山陆相下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7月10日到期的应该复员的士兵停止复员,等于比平时增加了4万的兵力。杉山陆相的这个命令是考虑到华北方面日军兵力薄弱,必要时增援。在《日本近代战争史》中,称这是扩大的第一步。

中方对此的反应,8日蒋介石听取了秦德纯的报告后日记中写下“对于日本的挑战,现在应该是应战的时期了”。7月9日,着手准备全面抗战,将还在四川的何应钦调回南京,进行军备建设,并对各地国军下达一系列北上命令。7月10日,向日本提交正式抗议。

东京为扩大与否还在激烈辩论,7月10日得到报告,蒋介石命令石家庄的四个师北上,徐州四个师向河南方向移动,何应钦对陇海,津浦路附近的国军下达了动员令,平汉线方向的中国军队北上等等情报。显然华北方面日军寡不敌众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即使是石原,这时候也在内部认可了由强硬派的武藤章等提出的,必要时派遣朝鲜方面一个师团,内地(日本本土)四个师团增援华北的方案。7月11日的五相会议中,各方都认可了必要时向华北增兵的方案。下午四点,近卫首相上奏后得到天皇批准;6点24分,发表了有关向华北增兵的政府声明,大意如下:

我方尽管进行了不扩大,当地解决的努力,中国方面还在进行武力准备,全面拒绝交涉。我方为了确保中方道歉和将来,今天的阁僚做出重大决议,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向华北方面的增兵。

蒋介石对此的看法,“这是将战火扩大到华北的明确意图。”7月1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通告日本驻华大使馆,7月11日张自忠和松井达成的协议是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协议,无效。

中方的态度日益强硬,日本内部本来就不坚定的“不扩大”方针也随之被改变。为了应付华北的紧张局势,日本任命了香月清司中将为“支那驻屯军”新任司令。离开东京赴任时香月中将本来已经接受“不扩大”的方针,途经朝鲜和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会谈后改为扩大的强硬派。因此到达北平后,日方向中方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

1 彻底镇压共产党策动的活动;

2 罢免排日要人;

3 排日的中央系各机关,从冀察撤走;

4 排日团体,如蓝衣社等从冀察撤走;

5 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

6 取缔学校军队等的排日教育;

7 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队担任,驻军撤离。

如此强硬的要求,简直要把华北当第二个满洲国了。对此连东京都无法坐视,立即派出要员来到华北来进行劝说。香月司令官对此阳奉阴违(平心而论,东京都没有统一的意见,当然难以起作用),7月15日制定了对华北国军的作战方案。第一阶段,将29军驱逐过永定河;第二阶段,进至保定,石家庄等地。16日,中方也相应制定了作战计划。双方大规模冲突一触即发。

7月15日,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提出了事变解决办法,初步得到了陆海军务局长的同意,计划于7月16日的阁僚会议上审议。然而当陆军军务局长将这个方案带回参谋本部讨论时,遭到强硬反对。参谋本部第二部和第一部(部长石原)分别在15日,16日提出自己的方案,大意为,

依然保持不扩大方案,但在这种情况下对冀察以及南京政府要进行迅速的交涉,做出最后的决定。对方没有诚意的场合要保持能够采取断然行动的兵力,对华北采取惩戒,斩草除根。

字面上,还在保持不扩大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却始终是以武力解决为前提的。即使是坚持“不扩大”的石原本人,也认为万一爆发战火,哪怕一次战斗也会引发全面战争,因此在战争前期应该尽量争取给国军以重大打击,对上述的方案并没有表示反对。

在日本越来越强硬的氛围下,16日通过,17日经五相会议批准,将以下要求交付国府。期限为19日。

1 宋哲元正式道歉;

2 作为对责任者的处罚,罢免冯治安;

3 撤走在八宝山附近的部队;

4 7月11日提出的解决方案由宋哲元重新签署。

外相广田弘毅认为提出最后期限将刺激中方,表示反对,海相,藏相也表示了顾虑,但是最终在(陆)军方的强硬压力下通过。17日,华北张自忠,宋哲元等屈服于日方压力,基本上承认日方上述条件。18日,二十师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天津,但日本侦察机遭到射击;19日,签署了具体协议,但中日双方有小规模冲突。同日南京的代理外长董道宁表示,中方的军事行动完全属于自卫,提议双方都以有诚意的态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并提议向国联申诉。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的演说。

尽管华北方面对日本表示了相当的让步,双方小规模冲突不断,蒋介石的“最后关头”演说对日本也是一种刺激。20日早晨,参谋本部的部长会议决定了为了平津地方的“安定”,原则上通过了武力解决的方针。即使是石原本人,也同意了从日本本土动员三个师团的决定。因为还要等待和国民政府交涉的结果,当天以原则上通过,行动上暂时保留而散会。同日,宋哲元同意将37师向保定方向撤退,22日下达撤退命令。但是当天,国民政府参谋次长熊斌秘密飞往北平会见宋哲元,说服他抗战。22中日在各地再次爆发小规模军事冲突;24日,宋哲元以缺乏运输车辆为由,暂停37师撤出北平。同时132师进驻北平,平汉线各部队也向北平方向集结。

这种态势,很显然,中方已经决心一战,而日本也不准备退缩,并且做好了战事扩大的准备。25日,爆发廊坊事件;26日,广安门事件;28日,通州事件。26日,石原决意从本土动员部队参战;28日晨,日军分多路进攻北平,大战全面爆发。

现在回头看看,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日本的所谓不扩大方针,文字上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方针。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这个方针都没有落实过。就日方而言,日本内部对此的观点非常不统一,即使是石原的参谋本部第一部,内部也有武藤章这样的强硬分子。同时华北日军对中方的一系列强硬要求,无法让人相信日本有“不扩大”的诚意。

作为中方的对应,36年西安事变后政府抗战的决心已下。虽然对华北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对日本作了多少的让步,根本上抗日氛围已经形成。因此当南京确实表示了对华北方面的支援后,对日形成了华北阳奉阴违,南京态度坚决的态势。至于石原本人,虽然有不扩大的意愿,当然更不会退却。在中方决一胜败的大形势下,无论他的初衷是什么,都无法改变事态不断扩大,最终全面抗战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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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沙发花。
家园 哪个时候谁也无法阻止疯狂了
家园 石原选择的是一个次优的结局,仍不失为战略家的眼光

石原无论是战是和,都是基于日本利益基础上的。从后来的结果看起来,应该说“不扩大”确实是日本最优的选择。但是在日本这个疯狂的战争机器面前,石原已经比较充分的表现了他的主张,但根本没有被采纳的可能(或者说采纳也没用)。在这种情况下,出全力给对手致命一击是次优的选择,是正确的。曾记李宗仁言否?从军事角度讲日本最蠢的就是逐次增兵,效果最差。不像德军那样全力给予打击,造成最大战果。

所以石原即使主张增兵也是违背你内心意愿的,至少不是他的最佳设想。即使双方最终在行动上同流合污,但这与那些愚蠢的“扩大派”的眼光真是有天壤之别。

家园 石原这个人有点先见之明,这不假

但是战局的发展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这件事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日本愿意扩大与否,显然国民政府已经有了一战的勇气和具体打算。这种情况下不扩大等于认输,这显然是日方更不能接受的。这种情况下主张“不扩大”,注定是不可能被采纳的。

李宗仁的回忆录我看过,细节我记不清楚了。至于他认为日本在战争开始就应该集中全力,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卢沟桥事变前日本陆军一共只有17个常备师团,关东军不(能)少于四个(日俄战争后日本对外的政策,根本上就是确保满蒙,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朝鲜好像是两个,至少要确保一个;本土怎么也要留一个吧,一开始能够投入中国战场的最多也就是11个。日本最初就做好了最多5个师团增援华北的决定,这个决心并不算小了。即使如此,当时平均一个日本师团2.5万人,30万兵力是不是能够顺利达到李宗仁回忆录中的战略目的,值得怀疑。半年后的徐州会战,日军就集结了30万,冷不防还被咬了一个台儿庄出来。卢沟桥虽然是个意外,此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应对,很显然是带有主动攻击意图的。这其实就是这件事上中方的得分之处,主动出击打了日本一个措手不及。套用韦公爵的话,“哪能让日本人天天坐庄,咱们也要掷几把色子”。李宗仁考虑的是他认为日本最危险的方案,但是话说回来,一旦日本照这个方案实施,作为对手的国军怎么会不尽一切力量去破坏呢。套用《亮剑》里面的台词,日本人就是去拜寿咱也不能让他过去。

家园 鬼子灭我之心不死。

鬼子本来就是侵略我们。

即使他有不扩大事件的愿望,即:文中所说的战略眼光。

再当时鬼子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与其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温开水煮死青蛙,倒不如拼死一搏。

与日军的全面撕破脸。日军历史上由于国土狭小,没有广阔的地域,军事的战略思维始终不够深远,从后来的发动珍珠港袭击就能看书。

上海古籍书店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日本军事考察记》应该对大家了解日本军事地理有所帮助。

下面是我敲出来的。《八十杂忆》钱穆 十一 西南联大(六)

余在昆明时,有联大学生赴湖南江西前线者, 临行前来求赠言。 余告以诸生赴前线,首当略知军事地理,随身盼携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即就湖南江西两章细加阅读。 余观日军来犯,军中必有熟此书者。 如其在天津,不沿京津铁路进军,而改道破涿州,切断平汉铁路,则北平乃在包围中。又其在上海不迳沿京沪铁路西侵,而广备船筏,直渡太湖迳犯广德,则已至南京之肘腋间。此皆攻我军之不备,而实为历史上军事相争一必攻必备之地。能读顾氏《方舆纪要》,则可知相争要害之所在矣。闻者赴书肆购此书,乃不易得。告之校方,设法从重庆成都觅之。校方因此盼余能在下学年开军事地理一课,为后方诸生讲授大要,余亦允之。后余决意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此事遂已。余去成都后,亦从未为学生讲授此课,亦以主学校行政者,皆知常,不知变,故不知有讲此新课之必要也。

余之知日军中知重顾氏此书,乃自抗战钱在北平读日人泷川氏之《史记会注考证》一书而知之。此书考证实疏,而凡遇一地名必详引顾氏书。既于古今地名沿革未能详加考证,而独引顾氏书不厌其详,故知日人于此书必有特加重视者。泷川未能免俗,乃备引不厌。而日人之重视此书,则必为其入侵吾国之野心者所发起。余在北平时亦尝以告人,而不谓今余语之竟验也。后余又读日人又为顾氏此书作索引者,乃益信余初料之不误

家园 是的,9.18得手太易,获利巨丰

del

家园 李宗仁回忆录

对日本对华战略有一个很好的分析,指出其“添油战术”导致逐步增兵,没有集中兵力在华北果断南下和西进,又没有在华东深入腹地,犯了兵家大忌。

日本军部和政府的争执,中下级军官与统帅部的不一致,内阁更换后的战略变化,贯穿战争始终。很奇怪日本这样一个讲究团队和服从的国家,居然在这种关系民族兴亡的事情上有这么多内耗。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观察还要更深入才行。毕竟这个邻居是选择不了的,了解透才好知道如何相处。

从技术角度分析,日本二战犯了一系列错误。比如不发动七七,满洲国就被其控制了。不发动太平洋,结果不会那么惨。不与德国结盟,说不定有机会联苏制美。

但有关技术和战略的探讨,不涉及战争本身的定性。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一个普通日本士兵与天皇是等同的,都是侵略者。

家园 有理有理

不管怎么说我国能够挺过仅次于蒙古人这个第二凶猛的敌人,真是我华夏命不该绝。

家园 这话不假

日本人所谓的不扩大,也不过是找到合适的机会再扩大而已。

家园 哪位能再把德公的回忆录贴一次

很久以前看过,记不清楚了。现在倒是想再看看了。

家园 内耗与服从,看在哪个规模上

日本人的服从,最大规模只到藩主一级,也就是到县知事一级。在国家层次,日本侵华时,还没有整合好。“内耗”是藩主之间勾心斗角的延续。

中国相反,早就消灭了封建主,所以平民之间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就是平常所说的“内耗”了。但大家都认“皇帝”,或者国家的层次是早就整合好了的。

中国传统的问题是基层的、中间层次的政权力量不堪大用,所以国家动员能力不行。蒋介石继承的是传统的基层的、中间层次的政权力量,同样不行。依靠地方土豪劣绅,贫民都活不下去了,土豪劣绅骄奢淫逸,而国家层次仍然集中不起多少资源。

GCD的优势在于建立了强有力的基层的、中间层次的政权力量,国家动员能力超强。

家园 土肥原开始谋略工作时,官阶很低,完全是自作主张。
家园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作者:李宗仁)1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作者:李宗仁

 

  一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

  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

  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

  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

  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家园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作者:李宗仁)2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

  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象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荆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

  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材,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剩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斑。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共产党无法生根。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作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浚、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而红军仍肆意流窜,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据。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浚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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