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是客：“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 -- simplyred

商人期盼的改革是分肥的改革。商人是没有立场的，他们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旨归。在官员主导改革的时候，他们就期盼着与官员分肥。事实上，在改革中涌现出的大批富豪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年间就能够聚敛在西方国家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才能聚集的财富，就是他们与官员私下勾结、瓜分公民财富的结果。所以，他们拥护自肥的改革，一方面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期望分得更多的“羹汤”。

老百姓希望的改革是分享成果的改革。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这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其私有化进程上。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老百姓希望——这也是他们的权利——改革不要再以他们的利益一再受损为代价，而是让他们同样分享改革的成果。

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

但是，在官员主导的改革中，老百姓的利益够得到保障吗？假如得不到保障，老百姓当然有权利大声地说——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

三．“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的道德号召力已经丧失

我们承认，“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曾经是人们心中的改革勇士，同时他们的道德力量也让他们自信。例如，在第二次改革大争论（1989—1992）中，吴敬琏就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

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再起。而且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变成了“姓‘社’姓‘资”’的问题。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邀请了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位经济学家出席。有林、袁木、许毅等人说改革出了方向性的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所以出了问题。吴敬琏发言针锋相对，说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提醒他，邓小平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

吴敬琏以一介学者身份，敢于与权高位重的人当面“碰撞”，其道德勇气殊为可嘉。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改革成败与道德无关。凭心而论，王安石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得硬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的作为？而且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头脑的改革者之一。为了改革，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性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何况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虑且利国利民的。可是最后的结果呢？王安石辞官回家，最后忧病而死，新法也被废。

所以，道德是无力的。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改革者的道德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他们不能做到清白自守，那么他们就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感召力，让别人认为他们的改革是出诸私心而不是为了公义。问题是，当改革走到今天的时候，那些“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在无力唤起人们的热情的时候，他们曾经赖以自恃的道德优越感也岌岌可危。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暴富家族，总资产已经超过1亿元。2000年香港一家杂志发表《大陆学术腐败成改革的绊脚石》的文章,其中有一节题为“传厉以宁家族暴富”,并配以厉家的全家福照片。厉以宁之子厉伟于2000年5月向香港法庭起诉香港这家杂志的“出版公司”及该杂志的“出版人”刘达文和印刷人。在厉伟和刘达文双方争执不下、刘达文奋而反抗的过程中，厉伟起诉香港这家杂志案却逐渐不了了之。由于内地有经济学家上书全国人大，要求调查厉以宁家族，所以厉伟不希望把事情搞大,也就不了了之。

事实二，2000年夏天，《财经》杂志发文揭露了某些基金的炒作黑幕,结果受到了证券界强大势力的压制。随后,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了一系列批评中国股市的言论。于是，厉以宁与董辅礻乃、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五位经济学家认为,“股市到了危急关头”。时任职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杨帆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教授和社科院的左大培发表了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开信称：“大批经济学家投身股市，与庄共舞，成为庄家的代言人，为这个过度投机的股市喝彩叫好，造势做市。如不制止，中国将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寡头集团，他们将肆无忌惮地掠夺社会财富，加速两极分化，败坏社会风气，甚至左右中国政局的发展，出卖中国利益。”公开信在对策中称：“凡参与制定证券立法的两会代表,其本人和直系亲属不得参与证券业的经营;根据揭发,个别人大常委、经济学家,其子女在深圳从事证券活动有上亿元资产,社会影响极坏,应该作出解释并接受调查。”杨帆在接受《嘹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公开信发表后他在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朋友告诉他,厉以宁的压力很大。“厉私下称,我也没得罪他们,他们干吧跟我过不去?”

事实三，不久前，国家审计暑对国家发改委的审计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发展改革委所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全额财政补助社团）用结余资金和下属单位上缴款共计220.99万元为12名职工购买了某保险公司“员工福利团体退休金保险分红型A”商业保险。上述做法，不符合财政部、监察部《关于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用公款为干部职工购买商业保险的险种“限于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意外伤害险，以及与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相关的险种”的规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尚全先生。一个是一向以聚集了改革精英自居的单位、一个是一向以改革领军人物自诩的高官，我们一直认为他们是学识渊博、德为世范的伟大人物，一定是我们这些草民苍生万分景仰的长者师者甚至是精神领袖了，可恰恰是这些人挪用纳税人的220万公款为自己购买商业保险，再有“理性”的人们也只能目瞪口呆，然后说一声：呸！

事实四，高尚全先生的子女都在美国，吴敬琏两个千金（只有这两个）也早已移居美国。父母当然不能做儿女的主，但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些号称“我的命运与改革联在一起”的人们的孩子纷纷远走他乡？张维迎先生是否有美国绿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改革导致天下大乱，他也可以远走高飞，仍然可以在英美大学做教授。我常常记得鲁迅先生的话：“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谨遵先生的教导，现在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自称改革者的人们”。因为一旦天下不宁，他们可以“飞鸟各投林”，而我们这些小民只有听天由命！

可是，就是这些人们，一再呼吁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改革”、要“理性对待改革”。听着这样冠冕堂皇的话，我们就感到齿冷。假如我们也有儿女在美国安家、假如我们也有英国的导师，我们也可以大声疾呼“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改革”、要“理性对待改革”。

“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请你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吧。在27年的改革中，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从一开始就面对着高企的房价、严峻的失业压力和昂贵的教育，从一开始就目睹四处蔓延的不公、不义等种种改革后遗症。新一代人将不可能对改革感恩戴德，也没有任何理由宽恕改革。这种态度，很可能在未来某一个不起眼的时机上对改革形成致命一击！

四．谁来改革？改革什么？怎样改革？

改革尚未完成，但是已经走到尽头。改革自身已经成为烂尾楼，豆腐渣工程。因为中国的改革被迫在必须在扭曲的改革和全面叫停改革之间作出选择——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改革的现状。

目前，各种矛盾，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都非常尖锐。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渴望通过变革改变不满意的现实。人们对现实不满，对“改革”不满，不见得表征他不支持改革，只能表征他内心深处渴望着“另一种改革”。比如说，农民兄弟可能正盼望着真正的土地改革。他们上访、保卫土地、爬上塔吊，其实是在表达“另一种改革”的渴望。只不过没有人听得懂，或者听懂了故意装作不懂而已。所以，再空喊“坚持改革不动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徒然惹人耻笑而已。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谁来改革，改革什么，怎样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