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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客：“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

——读《大碰撞》兼答“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

解题：首先要解释一下“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的含义。这也算是一个典故吧。《大碰撞》一书的第52节《高尚全：建议中央最高领导出来讲话》讲的是“西山会议”的内幕。在其中的264页有这样一段——

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2005年曾因对目前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不满，发表公开信宣布“罢招”而轰动一时，并且登上《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他风趣地讲述了阻止《物权法》的北大法学院“那位哥儿们”。“我们俩是很独特的搭配，搞学生答辩的时候，我们俩的座位是他永远在最左边，我在右边。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往往是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而且提问会提到尖锐的涉及到毛主席评价的问题，他是完全的毛泽东主义者”。故事让与会者都笑了起来，给严肃的会议增添了活跃气氛。

贺卫方先生机智幽默，语含禅机。显然，他把阻止《物权法》的北大法学院的巩献田先生划入了“坐在考官席左边”的队列，而贺卫方先生则自居“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贺卫方先生的发言引起共鸣，说明“西山会议”的参加者也都是“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笔者在本文中就借用这个典故来指称那些反对反思改革、高倡改革的人们，其中既包括“西山会议”的参加者，也包括那些呼吁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改革”、“坚持改革不动摇”、上书中央“不能让否定改革的观点继续泛滥”的大人先生们。

一．大碰撞撞击出了什么共识？

2004年以来，反思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甚至把所谓的“改革年”的2005年变成了“改革反思年”，而且反思改革的浪潮至今仍然没有止息的迹象。期间出来了许多书，包括《郎旋风》、《刘旋风》等。明白地说，这些书都是“坐在考官席左边的人们”搞出来的，而“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则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要么深谙“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箴言，一言不发，旁若无事；要么只言片语，像大街上胆怯的人吵架一样，骂上两句、不待对方反应就匆匆窜入围攻的人群不知所终。当然也要个别人按捺不住，站出来长篇大论，可惜没有什么帮腔的，长篇大论后才发现“拔剑四顾心茫然”。因此，也就没有搞出一本什么有分量的书出来。不久前，在书店发现了马国川先生的《大碰撞》，携回细读，深有所悟。一位好友在我推荐下看完该书，他与我交换意见时说：“‘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终于出手了”。我则答曰：“于我心有戚戚焉”。

《大碰撞》一书看似秉持客观、公正、中立的立场，其实骨子是与“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站在一起，对第三次大争论进行歪曲性的描述。证据可以信手拈来。就以讲述“西山会议”的内幕的第52节《高尚全：建议中央最高领导出来讲话》来说吧。“西山会议”的现场记录全文已经在网上公布出来，有心人都记得其中最露骨的是贺卫方先生的言论。他公然提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鼓吹党应该分成多个派别、忽悠军队国家化，等等。可是，《大碰撞》一书的作者根本就不提这些“真知灼见”，而是以一个笑话来掩盖事实真相——就象有人不谈问题，以一句“今天天气真好”来搪塞一样。难道作者真的不知道贺卫方先生的言论？不可能。既然是自称在总结第三次大争论的历史，就应该详实地搜罗材料，而且“西山会议”的现场记录全文已经在网上公布出来，找起来并不困难。到底是马国川先生不屑、不敢还是不愿把真相告诉读者呢？不管出于那种考虑，都有违做一个真实历史记录者的良知！

那么，为什么马国川先生回避真实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书并非是个人的“成果”，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只要把书中的回目看一看，数一数“坐在考官席左边”的人们提到几人、“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占据多少席位就会明白，这与真实的第三次大争论——“坐在考官席左边”的人们慷慨陈辞、“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谨言慎行——完全不同。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某些人在试图掩盖什么、歪曲什么。至于马先生背后是什么人，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改革”者，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的大人先生，都不重要。

事实上，马先生在书出版后不久，就袒露了他不尊重历史的心迹。10月16日，他在解释《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思想的“大碰撞”不但撞出了“火花”，更撞出了共识。请看他的这篇“自供状”——

记者：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在这场有关改革的大争论当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如吴敬琏、张维迎、刘国光等等都卷入其中，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言论和观点对于改革的走向将起到影响作用。请问，在这场思想的“大碰撞”当中，到底撞击出了什么？这些争论对于中国经济日后的走向起到了哪些作用？

马国川：我认为，改革有争论是好事，这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在我国改革开放开始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曾向我国的学者介绍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乃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在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思想的“大碰撞”不但撞击出了“火花”，更撞击出了两大共识：

第一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28年的实践告诉人们，没有改革，就不可能有繁荣、富裕的今天。但是改革尚未完成，某些方面的改革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和不足。发轫于国企产权改革，演变至“改革去向何方”的这场大讨论可说是中国改革进入“爬陡坡”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个阶段的中国改革无疑触及了普通大众的敏感神经，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被学者视为新民生的三大问题，贫富、城乡差距的拉大亦令“改革的普惠性”打折扣。然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更加彻底的改革来解决。

第二．让人们共享改革成果。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问题警示我们，浪漫主义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应该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纠偏，改革模式应该由“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只有这样才能让改革获得人们的支持，才能确保人民能从改革中分享改革的成果。

思想的“大碰撞”真的撞出了共识吗？眼前就有一个例子，说明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共识。

《大碰撞》一书出版后虽然在书店里摆在显眼的位置（耐人寻味的是，在河北图书大厦甚至《大碰撞》和某公的三卷〈文选〉并列），但是在舆论界并没有什么回响。倒是昨天的〈中国保险报〉上登出了一篇文章〈别无选择“大碰撞”〉，作者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鲁宁”先生。这位“鲁宁”先生自陈“也是‘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一个主动参与者”，“受社会责任心驱使，也是对改革命运的担忧先后发表系列评论，义无反顾地力挺改革，为之鼓劲加油”，他不无得意地说——

在这组文章中，我从多个角度阐述和求证下述观点和看法：包括中国为何在“十年动乱”后不得不选择改革开放；改革推进力量的“内生性”决定着改革的渐进性；改革带来的利益冲突失控集中暴露出“伪市场化改革”必然遭致的报应；改革必须尽快补课政改、社改、文改的“短板”；硬着头皮深化改革是改革纠偏惟一的路径依赖；搬掉压在低层社会和大都数民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作修修补补式的“利益补偿”只治标不治本，惟有通过制度重构施以标本兼治方收实效；改革的前途关乎执政党的前途命运等等。决非巧合的是，《大碰撞》之作者与我，居然在上述事关改革的宏大叙事中观点相通，价值判断相近。

基于上述观点和立场，我在上述文章中提练出一个带根本性的价值判断：改革不能停，改革不进则退，改革必须继续推进！

看来，这位“鲁宁”先生与马国川先生有高度共识，可是却与本人没有任何共识可言。在他们看来，“改革必须继续推进”，其论调无非是拾人牙慧，与周瑞金先生“改革不可改革”如出一辙。笔者观点与他们相反，改革必须停下来，改革必须反思！我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共识，与我有同样观点的人们还有很多。马先生所说“思想的大碰撞撞出了共识”不是自欺欺人之谈吗？

二．“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

在今天，再空言什么“改革必须继续推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改革”本身发生了认识上的歧义。

在八十年代，基于普遍贫苦的社会现实，全社会都有变法图强的愿望、因此在改革上有高度“共识”。改革是为所有人而生的。从极其匮乏、极其禁锢的历史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改革所带来的精神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边际满足。也正是因为这种共赢的性质，改革不仅受到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拥戴，也同时成为凝聚社会团结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无疑，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动力。其强大之处，也正在于此。于此，改革也作为一种不容亵渎的意识形态被奉上的神坛。

然而，九十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改革”开始脱离它原来的精神指向，而逐渐沦为特殊分利集团的专利。从表象上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比之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改革的真实内容却偷偷地被垄断，被劫持，成为仅仅服务于强势利益集团的独家秘笈。这种改革路径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垄断工程。改革不再是有确定内容、确定目标的一种自我生长、自我维护的机制，而彻底变成了经济增长的一种附属、一种工具。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蜕变。从服务于全民的改革，变成了服务于短期经济增长（GDP）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开始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改革为例，这些“改革”虽然有利于赎买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有利于推动在广阔范围内的货币化进程（这极大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其结果，却是将更多的人抛到了改革之外。改革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以及历史动力。

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困惑地问道：“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不过，吴敬琏先生言轻了。改革不止是已经失去了动力，而是陷入了重围。因为在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的今天，曾有过的改革“共识”已经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官员心中的改革是自肥的改革。易中天先生在谈论王安石变法时沉痛地说：“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扫黄，他们就收扫黄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今天的官员怕改革吗？当然不怕。医疗制度改革不触动官员利益、公车改革蜕变成“自我加薪”、教育改革让官员子弟更有机会进入名校读书，他们怎么能够反对改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