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安德烈·奇卡季洛对此充满着疑惑。在12月的一次审讯当中，他告诉科斯托耶夫：“我越往这方面想，就越倾向于这样的结论——我被某种病症控制住了。它有超自然的力量，并不依靠我而存在，但是它控制着我的行为。在我犯下这些杀人罪行的时候，在我用刀刺人的时候，我完全丧失了自我。为此，我对你们有个请求。请让我和精神病学家或者性病理学家进行一次交流。我已经做好准备，我会详细地告诉他们我的情况，回答他们任何问题。我希望专家们能够知道真相。”

奇卡季洛如此急切地希望接受精神病专家的评估，这表明他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有好处。在他交待了所有犯罪行为之后，能够救他一命的只有精神病医生。除非专家们确认他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精神错乱，否则他难逃一死。

调查者们除了满足奇卡季洛的要求也别无选择。在法庭上，他们无法回避奇卡季洛是否精神错乱的这个问题。检察官们需要精神病医生的评估，在他用精神问题为理由进行辩护的时候可以用来反驳。1991年8月，在完成所有的审讯和现场指认工作之后，奇卡季洛在监护之下被送往位于莫斯科的谢尔比斯基研究所进行为期60天的精神病评估。

谢尔比斯基位于克鲁泡特金镇23号。它紧邻首都，是莫斯科周围最古老的市镇之一。在这一带到处是十月革命前有钱的商人们修建的豪宅。这些建筑相当优雅，有色彩柔和的墙壁和穹顶，帕拉蒂奥式的门廊和多利斯风格的白色廊柱。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了各国驻苏联的大使馆官邸。在它们当中，谢尔比斯基研究所是个异类。它修建于苏联时期，带给人的感觉绝不是温文尔雅。研究所被高高的花岗石墙壁所围绕，墙壁上还安装了铁丝网。墙壁里面是一片令人望而生畏的建筑。建筑墙上的小窗全部上了铁栅栏。通往谢尔比斯基各个部门的道路都由白色的大门封闭起来，需要警卫或者医生拿着一串沉重的钥匙逐个打开。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谢尔比斯基研究所恶名远扬。许多并没有违反刑事法律的持不同政见者被送到了这里。研究所向克格勃提供医疗报告说明此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然后克格勃以此为理由将他们监禁起来。在奇卡季洛被送进谢尔比斯基的时候，研究所已经受到改革风气的影响改变了方向。它仍然是隶属政府的顶级研究机构，专门负责对精神异常的刑事犯罪分子的诊断，但是已不再为拘押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法律依据。

奇卡季洛被送到研究所第三分部。这个部门专门研究俄国科学家称为“精神紊乱行为”的病症，即在环境因素引发下人的性格紊乱行为。其他的部门一般负责大脑组织缺损引发的病症，例如癫痫症。在第三分部，奇卡季洛被拘押在一间四周围绕着暗绿色高墙的号子里。号子里有一张床，床垫很破旧，里面的填充物都露了出来。窗户只有一扇，开在墙壁的上端。窗户玻璃上了颜色，只能透过少量光线。

在研究所，对奇卡季洛的研究全部由安德烈·特卡岑科负责。他是个年轻的精神病医生，长得很瘦。他有一双蓝眼睛，脸上有不少雀斑，满头麦草似蓬乱的金发。特卡岑科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第一年从医学院来到谢尔比斯基研究所。后来谢尔比斯基研究所和其余几个学院的精神病学家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的研究组研究不当性行为，例如恋童癖和露阴癖等。特卡岑科参与了研究和组织工作。大家一块出了一本书。如果说罗斯托夫的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是将苏联体制置之脑后，努力推行现代精神病研究的独行侠，那么安德烈·特卡岑科代表了年轻一代的精神病学家，在整个国家体制变动的时候不断接受西方理念和研究方法并开始付诸实践。

特卡岑科首先给奇卡季洛进行了一系列依照西方精神病理论设计的测试。这里面包括明尼苏达多阶段性格测试（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罗夏墨迹测试（Rorschach tests），脑电波检测和其余身体测试。精神病学家们阅读了科斯托耶夫的讯问笔录以及其余调查者们对奇卡季洛家属的讯问记录。接下来，他们每天都和奇卡季洛本人进行交谈。他们都认为他本人愿意回答他们的问题。

通过特卡岑科和专家们与奇卡季洛谈话记录，通过此人的供词，通过本书作者对奇卡季洛的家属、有关人员的采访，这位被指控有谋杀罪的嫌疑人的肖像得以清晰地显示出来。

“我出生于索姆斯卡亚州的雅布洛奇诺耶，”奇卡季洛在被捕后头几次接受审讯时说。“家里有两个孩子，我和1943年出生的妹妹，塔季扬娜。在中学毕业之前，我一直和父母住在村里。我父亲在前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时被俘。战后，因为曾为战俘的原因，他受到了连累，被送到楚瓦斯卡亚（位于俄罗斯下伏尔加一带，当地有许多监狱）。我的妈妈是个集体农庄工人，她养大了我和我的妹妹。虽然闹过饥荒，家里也很穷，但我一直是个出色的学生。”

在奇卡季洛对自己童年的这些零星而真实的回忆之后，隐藏着他承受过的巨大痛苦。

索姆斯卡亚州不在俄罗斯，而在乌克兰，位于基辅和哈尔科夫之间。在奇卡季洛出生的1936年，乌克兰正淹没在本世纪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中：约瑟夫·斯大林实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斯大林决定将苏联境内的私人农业全部毁掉。共产党狂热分子来到农村，用刺刀威逼小农户们将他们的土地和家畜全部并入集体农庄之中。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提出了疯狂的工业计划，为了喂饱在城市里大量涌现的新无产阶级，这个国家体制制定了巨大的粮食收购数额。有时候对农户的粮食收购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种子粮，结果导致了严重的饥荒。

乌克兰族是苏联国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斯大林似乎对这个民族施加了更加强大的压力。他们由此产生的对共产党的恐惧迫使民族独立运动完全消散。大约有五十万最能干的乌克兰农民被送到位于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他们大部分没有回来。在随后而来的大饥荒当中，约有六百万人被饿死（对此数字表示怀疑——译者）。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并占领了乌克兰。1943年，苏军又将其夺回。

罗曼·奇卡季洛和安娜·奇卡季洛的具体遭遇无法详细了解。他们的女儿塔季扬娜在1992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她和哥哥安德烈在童年时听说他们家还有过一个孩子，名叫斯捷潘。斯捷潘比奇卡季洛晚出生几年，在斯大林造成的大灾荒当中死去。塔季扬娜回忆道，她的父母曾经说斯捷潘的尸体被他们那些饥饿的邻居分食。无法证明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但是当时有记录的食人事件有几百起，这样的事情是很可能发生的。

谢尔比斯基的医生们发现，安德烈·奇卡季洛出生的时候带有生理缺陷。“他的脑电图（大脑电波活动记录）显示，在大脑早期发育阶段出现过波动，”特卡岑科说。“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在怀孕阶段子宫内部发生异变导致。我们还发现了带有类似特征的症状。他的颅骨内有轻微的脑积水，瞳孔大小不一致。在他伸出舌头的时候，舌头不是从正中伸出，而是偏向右边。”

不幸的是，对奇卡季洛而言，脑部缺陷是通过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表现出来的。特卡岑科得知，在奇卡季洛12岁之前无法控制自己的膀胱。此后，脑部缺陷导致奇卡季洛在性活动中早泄。他常常还未来得及勃起就已经射精。

奇卡季洛的童年时期，尿床给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家庭环境显然加剧了这样的影响。在他的供词里，他说到他的家庭非常贫困，全家住在一间破房子里。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块他们称之为“沙发床”的木头平台。到了冬天，他们一家人唯一可以取暖的方式就是依赖各自的体温。要是奇卡季洛尿床的话，全家人都会知道，而且不得不忍受这样的毛病。

奇卡季洛的母亲安娜不是个能在沉默当中忍受这一切的人。也许正因为她自己遭遇的苦难过于沉重，她变成了一个脾气丑恶而残忍的女人。即使安娜·奇卡季洛已经去世了二十年，塔季扬娜在采访中遇到有关她母亲的问题时仍然无法找到一个好一点的词语来形容她。

“我们非常穷困和饥饿。父母们日夜操劳，却常常一无所得，”她回忆道。“虽然这一切很难熬，我的父亲还是很善良。但是母亲却非常粗鲁和野蛮。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她的生活太困难的缘故。她常常向我们大声叫骂，大声地叫骂，从来没用过一个好听一点的词语。我的女伴们来找我，也被母亲破口大骂，责问她们为什么不在呆在家里干点别的。我十四岁就离开了这个家。”

安德烈从小就和母亲住在一起，很可能多次尿湿了她的被褥。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参军去了前线，到了他七岁的时候回来。在自己的妹妹没有出生之前，他一直和母亲睡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在他那暴躁的母亲面前保护他。他的父亲要到战后，在劳改营里呆够了之后才能够和家人永久相聚，此时安德烈已经十岁了。

这段时间对安德烈·奇卡季洛有怎样影响，特卡岑科只能进行想象。他可以想象夜里奇卡季洛夜里尿湿了母亲的被褥这个场面和随即而来的遭遇——母亲那丑恶的脾气爆发，恶语相向拳脚相加，使得他本来没有被发现的生理缺陷变得更加严重。奇卡季洛在谢尔比斯基从来就没有谈到那段时间的遭遇。他说到了许多次关于自己的谋杀罪行，但是对于童年时期的记忆却被紧紧锁在内心当中，连医生们都无法开启。

“虽然我们问到他的母亲对他尿床一事的反应，他却不提一词。”特卡岑科回忆说。“他并不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只不过他会说他记不清了，或者转移到其它的话题之上。也许他的确记不清了，也许他把一切藏得太深。”

不过，奇卡季洛的确说道了童年时期两件让他一直铭记的事情。这两件事情显然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

“他的妹妹（塔季扬娜）在出生的时候结肠流了出来，”特卡岑科说。这种情况一般是指婴儿的大肠从肛门中露出来，在婴儿出生的时候常有发生。西方国家的医生不通过手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943年在乌克兰，安娜·奇卡季洛当着她七岁儿子的面处理了这一情况。“他看见这个场面，感到非常害怕，觉得鲜血在反射着热乎乎的光芒，”特卡岑科回忆道。“他非常清楚地描述了这一切。这件事情他记得非常清楚。”

奇卡季洛同时也对精神病学家们说到了战争带来的恐怖回忆。他提到了在一次的德军空袭过后，他看到了破碎的尸体和遍地血泊。“这是他的童年当中最震撼的经历，”特卡岑科说。“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感到害怕和兴奋。对于这一类人来说，兴奋是带有性含义的。”

连环杀手阿纳托利·斯里夫克处在1986年被处决前鲍洛科夫、费季索夫和科斯托耶夫曾经与他进行过交谈。特卡岑科从斯里夫克的记忆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内容。“斯里夫克也曾经在德国人统治之下生活过。他记得看见过一个德国人杀狗的场面，对此他也感觉有兴奋的反应。他那时候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性兴奋。但是这种兴奋毕竟开始了。”

安德烈·奇卡季洛的童年没有任何快乐的记忆。他很难交上朋友。实际上他那些童年伙伴们嘲笑他欺负他。比奇卡季洛小七岁的塔季扬娜对哥哥的这段不愉快地时光还有着模糊的记忆。“我只记得他们不断地戏弄他追赶他，”她说。“我有时候会发现他躲在破房子旁的菜地里，不敢走出去。”

“他从来就没有和他的同龄人有过良好的关系，”特卡岑科带着更加专业的口吻说。“他的个人能力妨碍了他做到这一点。他总是觉得自卑，而且极度敏感。他并没有男孩子们所应该有的素质，例如进取心或者良好的体能等。”

特卡岑科发现，这段时间正是奇卡季洛性虐待倾向滋生的时刻。这段时间里，这个男孩和他的母亲以及同龄人的交往当中满是耻辱和深藏不露的愤怒。不仅如此，他还目睹了流血的战争场面并从中感受到兴奋。战后那些无所不在的宣传手段又大大增强了以血还血的残酷信念。

“奇卡季洛非常喜欢小说《青年近卫军》。这本书主要说战争当中地下党组织如何痛打德国人并将他们扔进矿井当中。奇卡季洛脑袋里不断出现的幻想之一就是他不断地拷问德国犯人，以便获得军事秘密，然后再把这个犯人杀掉。在他这一代人当中，这种幻想是非常常见的。幻想的最基本出发点是幻想者本人对另外一个人实施暴力。”特卡岑科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