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第一师范是一个好学校”

　　毛泽东8岁开始读书，在韶山先后进6所私塾就学6年。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风气闭塞的韶山，去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入学考试时，他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向。校长阅卷后大加赞赏，对同事们说：“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

　　这所学校实行“新法教育”，毛泽东学到很多中外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新鲜知识。

　　他在这里特别爱读康有为谈维新变法的文章、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受到了他们关于君主立宪主张的影响，并出于救国救民的志向和热情，产生了对康、梁的崇拜。1911年春，17岁的毛泽东到长沙考取了汀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很快被革命党人的反清爱国宣传所吸引，他认真研究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变革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赞成君主立宪转变成为反对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

　　他为了表示反抗清王朝的决心，带头剪掉了辫子。

　　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暴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毛泽东退伍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他读了半年后，感到中学课程肤浅，并对陈旧的校规不满，认为在校读书不如自学，就退了学。

　　毛泽东寄宿湘乡会馆，开始了在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

　　他每天早去晚归，贪婪地阅读各种中外名著。

　　他在湖南图书馆自修半年，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使他更加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一步克服了所受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3年春，毛泽东因父亲反对他自修，只好继续报考学校，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师范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但也存在课程繁杂等弊端。

　　毛泽东根据寻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专心研读哲学、史地、文学等社会科学，对其他课程不花过多的精力。

　　他注重自学，并制定了学习计划，读书刻苦用功，十分珍惜时间，有时通宵不眠。他博览群书，但又有阅读重点，而且善于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和分析。

　　他爱看报章杂志，当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后，毛泽东很快成了它的热心读者。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常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力求做到“周知社会。”他曾多次利用寒暑假，深入农村，进行游学、考察，了解农村的弊端和农民的疾苦。

　　他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后，以学友会名义办了工人夜学，结识了穷苦工人，了解了他们的困境和愿望。

　　毛泽东在接触工农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增强了他救国救民的决心。

　　1915年，毛泽东参加组织第五师范进步师生开展了反日、反袁斗争。他在读了一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后，无比义愤，在封面上题词明志：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年从夏至冬，毛泽东和爱国师生一直在做宣传救国的工作，反对袁世凯称帝。

　　在第一师范教师中，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有较大的影响。杨昌济对毛泽东十分钟爱，极为赞赏他的远大抱负和杰出才华，认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曾在日记中写道，“资质俊秀如此，殊为难得。”毛泽东在同学中也倍受推崇，1917年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活动，选举范围包括德、智、体三方面，他得票全校之冠。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一个创举，是他和同学蔡和森等经过反复探讨，决定集合同志，组织团体，共同奋斗。1918年4月他们在长沙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毛泽东当选为干事。

　　后来，学会在毛泽东主持下，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成为当时革命性最强的团体之一，许多会员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后来回忆说：

　　“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第一师范。第一师范是一个好学校，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础。”

　　毛泽东1936年在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学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五分之三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来读报的人大多数不把他当人看待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的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更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一文不名的毛泽东要到上海，却只有买票到天津的钱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天津后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而且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一点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又给贼偷去了。嗳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发现已经有人募集一大笔钱，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提供了一笔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还有过这些游历：

　　我在湖南曾沿着洞庭湖徒步环行。到保定时我沿城墙走了一圈。在渤海湾的冰上散步。《三国》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泰山绝顶，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媲美的成就。”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五四运动以后，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编；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协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组织。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特别是新民学会―都强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坏蛋。我们领导了一次反对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要求撤换他，并且派代表团到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鼓动――当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以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们的反对。”

　　“在这以后我又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并在那里组织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为了推动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贻推翻，在长沙成立了一个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坚持谋求实行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纲领。”

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再次见到了陈独秀

　　“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当时还见过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

　　“谭延贻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鼓吹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掌权，就立即大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的和吹牛的对联、匾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认为是湖南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们。但是，赵桓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还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场升起红旗，但是遭到警察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依靠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我的行动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可以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目光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出席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书记之一

　　“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个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代，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当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书记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同时也是创始人中唯一的妇女。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做得非常少。湖南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斗争频繁。1922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要铨，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活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翼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省总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

　　“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四一二”事变后，毛泽东提出拉队伍“上山”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全，他在大会上作农民问题的重要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毛泽东和多数代表一起，批评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届一次执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局成员之一，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三大”后，毛泽东赴广州出席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会后，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在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他因病于同年12月离沪回湘休养。利用养病的机会，他在韶山领导开展了半年的农民运动，办了农民夜校，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中共韶山支部。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毛泽东为这个刊物撰写了许多文章，揭露和反击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

　　1926年5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亲自给学员讲课，引导学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重视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国农民运动。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发言不同意陈独秀反对“耕地农有”的看法，主张进行土地革命。

　　会后，毛泽东带着农运是否过火的问题到湖南5个县进行32天考察。1927年5月，他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真正敌友，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性，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6年3月，当蒋介石制造出中山舰事件时，毛泽东曾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以武力给予坚决回击。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深感保存革命武力以应付反革命事变的紧迫性，他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主张“上山”，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49年后的这一天，毛泽东在北京病逝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会上，毛泽东对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等最迫切的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会议选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临时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同湖南省委多次讨论秋收起义问题，主张秋收起义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随后，他到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边界一些县的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并研究制定了湘赣边界起义的行动计划。

　　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部队5000余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最初攻占了一些城镇，但由于强敌反扑，相继失利。

　　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张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找个歇脚的地方，以保存实力。

　　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秋收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行进途中，遭敌袭击，卢德铭不幸牺牲。

　　29日，起义部队转战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对不足一千人的部队进行整编和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健全部队党的组织，班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随即，他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在部队占领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工农兵政府和地方武装，从而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这是中国革命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伟大转折。

　　在井冈山斗争的初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工农革命军的建设。他向部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接着，他为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些规定，加强了军队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

毛泽东第二次婚姻的结束

　　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告别了第二位妻子杨开慧，不想竟成了永诀。毛泽东的元配叫罗氏。据族谱推算，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卒于1910年2月11日，年仅21岁。

　　据当地老人介绍，罗氏家庭富裕，有兄妹3人，罗氏是18岁到毛家的。毛泽东当时仅14岁。虽然罗氏性情温顺善良，长得丰满，是一把操持家务的好手，但是，毛泽东少年大志，根本就没有想到父母这么早就为自己操办婚事，为此闷闷不乐，他拒绝与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个指头。1910年，就在他离开韶山去湘乡读书之前，这年春节后的一天，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不幸去世。毛泽东虽然不承认这桩婚事，但一直没有忘记罗氏的亲属。

　　解放后，罗氏的胞兄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要求去北京，毛泽东欣然同意。1950年，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到韶山看望父老乡亲。岸英还特意去杨林拜望了外祖罗家，给罗氏之兄罗石泉送去500元钱。

　　杨开慧，湖南长沙人，生于1901年。在她少年时代就认识了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进步校友毛泽东。1918年冬，他们在银装素裹的北国开始了在革命暴风雨中的恋爱生活。1920年10月，毛泽东继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开慧加入了团组织。经过长期了解，两人结了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杨开慧又成为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跟着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先后生育了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

　　1930年，由于叛徒告密，杨开慧被反动派何键逮捕。被捕前，她沉着镇静，首先通知同志们转移，并迅速处理了党的文件。

　　在狱中，她受尽酷刑，遍体鳞伤，仍坚贞不屈。敌人要她交出地下党员名单，她拒绝了；敌人要她登报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关系，以换取所谓的“自由”，她又严词拒绝了。敌人企图以她下有孩子、上有老母动摇她的意志，她大义凛然，不为所动。1930年11月，29岁的杨开慧同志从容就义，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杨开慧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江西苏区，毛泽东非常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全国一解放，毛泽东先后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回湘扫墓。1957年，又写下了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1962年，杨开慧的母亲去世，毛泽东在悼念信中还称烈士为“我的亲爱的夫人杨开慧同志”。

　　李淑一在回忆中说：

　　“我和开慧很早就结成了莫逆之交。1920年，开慧的父亲、毛主席的老师杨怀中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后，开慧就随着她妈妈回到长沙上学。那时开慧剪着短发，被认为是“过激党”，学校不收。后由我父亲李肖聃的介绍，才进入长沙私立福湘女中。在福湘读书时，我和开慧好得形影不离。开慧思想进步，大公无私，待人诚恳，生活朴素。在毛主席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她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经常向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

　　那时候，毛主席和开慧生活很艰苦。为了支援毛主席进行建党工作，开慧动员妈妈拿出北京大学同事给她父亲奠仪的一部分款，给毛主席做经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开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是建党初期毛主席亲自培育的优秀共产党员之一。不久，她就离开学校，随毛主席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工作，并和毛主席结了婚。毛主席和开慧住在长沙韭菜园附近的清水塘一栋破旧的房子里，进行党的工作，直荀和我曾到清水塘去看过他们。1923年，开慧跟随毛主席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韶山党支部就是开慧协助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当时毛主席和开慧工作很紧张，开慧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因孩子和家庭困难影响革命工作。毛主席对她一直很敬佩。1927年秋，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慧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在长沙竹山铺下板仓一带开展地下工作。因叛徒告密，1930年10月，她和岸英被捕入狱。敌人多次强迫她与毛主席脱离夫妻关系，都被她严词拒绝。敌人无法使她屈服，惨无人道地枪杀了她。临刑前，开慧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显示了共产党员坚如钢铁，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开慧一生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帮助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生活上对毛主席十分关心和体贴。她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

朱、毛会师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毛泽东受到“左”倾领导人的排挤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部赴湘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宁冈砻市会师，史称“井冈山会师”。

　　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按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中共军委书记。

　　5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初步地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明确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统一领导军队和根据地的斗争。

　　6月到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

　　11月上旬，依中共中央的指定，重新组织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1929年1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即将遭到湘赣两省敌军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红军面临敌军封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后出击闽西。在转战中，他和朱德等作出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

　　3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阀即将进行混战的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20余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民武装，并与汀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

　　红四军于3月6至月间，在赣南、闽西边境东征西战，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地方武装，相继成立10多个县的红色政权，在当地中共组织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初步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6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建军问题上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代表接受，未能统一思想认识。

　　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养病兼做地方工作。

　　新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后，带着中央9月来信于10月下旬回到部队。

　　他在11月下旬到上杭蛟洋向毛泽东传达中央指示，并陪同毛泽东一起到长汀，同朱德会合，准备召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和领导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并在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大会决定由毛泽东复任前委书记，并通过了他起草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规定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强调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原则，指明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要求对红军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纠正红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四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后来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长时期的指导作用。1930年1月，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6月，毛泽东任红军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和中共前委书记。8月，他任红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委书记。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0月底，当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主张东渡赣江，在根据地中心地区与敌作战，随即他和朱德等领导红军完成长期以来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变。

　　同年12月至次年9月，他同朱德指挥红军实行在战略上以弱胜强、在战术上以多击少的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重大发展。

　　这个时期毛泽东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受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

　　1931年11月上旬，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上旬，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严厉的不公正的批评，把他的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人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接着又撤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是年秋，毛泽东因积劳成疾，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1933年，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中央政府工作。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下旬至2月初，他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月至7月，他在中共粤赣省委驻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他亲临南线前沿进行军事调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使南线出现了新局面。

毛泽东的第三次婚姻

　　1927年10月，在江西井冈山的步云山上，贺子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大家一样，脖子上结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他的脚步走起来有点不对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脚，化脓了。几个人沿一条山间小路排着单行朝山上走，毛泽东走在最前面。他看见迎候他的人群，快步走了过去，首先同袁文才、王佐握手。然后，转过身来，把同他一起上山的战友，逐个介绍给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和王佐也把山上的同志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见面的每一个人握手问好。

　　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的疑团顿释，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他握住贺子珍的手说：

　　“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接着，大家坐下来商谈事情。

　　从毛泽东的介绍中，贺子珍才知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为什么带着队伍不去别的地方，却来到井冈山，原来是王新亚起的作用。王新亚离开永新后，带着安福的农民自卫军活动到湖南浏阳一带，在那里同毛泽东会合了。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大革命时期井冈山附近的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革命斗争的情况，讲了几个县党组织的力量和工农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自卫军至今仍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况。王新亚还介绍了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地理条件。这一切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同安源的矿工组成了起义的第二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失利，第二团被打散，王新亚牺牲了。秋收起义的余部向何处去？毛泽东觉得，王新亚讲述过的井冈山，从党的力量、群众的基础到地理条件，都是革命军落脚的理想地方。于是带着起义队伍的余部，向井冈山方向前进。途中，队伍经过三湾时，对队伍进行了整顿和改编，打出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师第一团的番号，向砻市开来。

　　交谈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王佐的自卫军，在革命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他提出，以后革命军要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协同作战，共同在井冈山立住脚跟。

　　这一次商谈，气氛融洽，双方都没有什么保留和顾虑。袁文才和王佐都很高兴。袁文才早就盼望能同上级党取得联系，为革命做点工作。因此，在这次会上，他当场表示，欢迎毛委员的队伍上井冈山领导他们干革命。安置伤病员和队伍驻扎问题，他都答应安排。他知道毛委员的队伍需要用钱，事先把埋在地下的银元挖了出来，约有一千块，装了12个竹筒，带到步云山来。在这次会面中，袁文才亲自把银元交给毛泽东。这次会面后，袁文才同贺子珍一起回到茅坪。他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这天回到家里后，异常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用客家话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形，一面讲一面笑。接着，他又对贺子珍说：

　　“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事干了。”

　　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以后，井冈山变样了！沸腾了！

　　革命军第一团的伤病员首先上山。开始时，还没有红军医院，袁文才和王佐把伤病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第一团的官兵并没有立即上山。他们先来到莲花、湖南的攸县和茶陵去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出发，留在茅坪养伤了。脚伤痊愈以后，他才下山追赶部队。

　　在养脚伤的这段日子，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熟悉这里的地形、环境和人员的情况。他同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经常同他们促膝倾谈。对他们的身世、为人和思想，了解得比较透彻。他还与井冈山上避难的永新的共产党员刘珍、王怀、贺敏学等人多次详谈，了解永新党建立的经过和斗争情况。连生病刚愈的贺子珍，他也找过几次，听取她对怎样开展井冈山地区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还由袁文才、王佐和永新党的同志陪同，察看了井冈山的山势地形。

　　毛泽东开始住在步云山。步云山离茅坪不远，步行半小时就到了。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非常敬佩他，觉得毛泽东住得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主动请毛委员住到茅坪来。永新和莲花的共产党员，原来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为了迎接毛泽东到茅坪居住，他们把房子腾了出来。后来毛泽东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原先贺敏学住过的。

　　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晚上到平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子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见到了，都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有一次，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井冈山的地理环境好得很。可以讲，现在我们搞革命有了落脚点，井冈山就是我们的落脚点。这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回旋余地大得很哩！”

　　贺子珍告诉他，井冈山附近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群众发动比较深入广泛。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

　　“井冈山这几个县都是好的，你们永新更好。永新的地理条件很重要，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你们永新的同志应该回永新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贺子珍还同毛泽东谈起了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兴奋地肯定地说：“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王佐也是好的，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也是革命的队伍嘛！”

　　的确，毛泽东上山以后，王佐参加革命的思想稳定了，一条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半年后的1928年4月，红军第二次去湖南作战前，王佐在茅坪的一个庙里入了党。他入党后，非常高兴，逢人就爱说：“我现在也成了挂牌子（取得党员称号）的了。”对王佐的入党，毛泽东也很高兴。有一回他对王佐说：“我们现在更加是同志了。”当时国民党有的书刊把袁文才、王佐写成土匪，把他们领导的、已经改编为自卫军的队伍仍然称作土匪队伍，这完全是有意歪曲的。怎么能把共产党员说成是土匪，把有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说成土匪队伍呢？在毛泽东没有上山之前，山上就有党的组织，支部书记是贺敏学。

　　以后，毛泽东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改编为红二团，团长是袁文才，副团长是王佐，团党委书记是贺敏学，党代表是何长工。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一样，要服从党委集体领导，但行政上团党委书记要服从党代表领导。当时为了搞好团结，多安排几个职务。

　　不久，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也到了塘边村。工作队安排他住到老婆婆的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毛泽东一住下来，立刻听取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汇报。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比如：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都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份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起来，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是怎么说的。看看自己没能够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贺子珍感到羞愧，白皙的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说：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于是，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用不同方法。对有的人，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作调查，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

　　贺子珍睁大眼睛听着。她从没有想到过调查研究还有这么多的研究。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接着，毛泽东不仅在塘边村深入调查，还到附近的村庄去作调查。他了解的内容，有农村土地分配情况。以后，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后来他十分惋惜被丢失了的《永新调查》。

　　《永新调查》，贺子珍曾经看过。几十年后，她还记忆犹新地说：“里面主要谈了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有关于土地革命方面的情况，也有对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当时，有的人实行过左的政策，对工商业者的财产，采取没收的政策。毛泽东实地作了调查后，纠正了这个错误。《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宁冈写的，写好以后曾经油印出来，发到井冈山各个团。”

　　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对毛泽东的印象也越深。

　　这时，在塘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有一天，一支地主保安队突然向塘边村袭来。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敌人，以密集的枪弹向在要道上的塘边暴动队发起进攻。塘边地处在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的交界。虽然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塘边附近几个县仍是敌人的天下。从塘边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作悬赏，捉拿毛泽东呢！保安队一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发起突然袭击。

　　正在堂屋同毛泽东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和暴动队员的报告，不禁大吃一惊。她知道，塘边附近有一个连的红军，还有毛泽东的一个警卫班。但是，因为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意外，队伍全部分散到各个庄子去做群众工作，一时无法集中。暴动队员大部分没有枪，只有梭镖，光靠他们能不能顶住保安队的火力，实在是个问题，万一顶不住，毛泽东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要是毛泽东出了什么事……贺子珍越想越紧张，脑子全乱了。

　　她抬眼看看毛泽东，他却非常沉着冷静，仍然慢条斯理地抽他的烟，稳稳地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事实上，毛泽东正在分析眼前的局势。贺子珍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他觉得，来者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是一小股保安队，尚未搞清楚，这一仗如果冒险去打，有可能陷入被动，危及塘边人民的安全。于是他果断地作出决定：“通知村里群众，马上撤出村子！”

　　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百姓已经有了准备。他们人数不多，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久留，在村子里抢掠一阵子就走掉了。

　　一小队民团，小小的一次骚扰，这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同多少重大的战役相比，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一书。但是，它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怎样镇定自若，沉着应付。这种冷静、自信和力量，正是她所缺少的。同毛泽东的接触中，贺子珍常常拿自己同毛泽东相比，都感到自己年轻幼稚，同时感到在毛泽东的身上，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有无穷的力量。毛泽东这种优异的、革命者的素质，是这样强烈的吸引着她。每当她来到他的身边，就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有他的帮助和指点，自己也变得聪明和成熟多了。

　　她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能够永远在他的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该有多好！”

　　年轻姑娘的心事是从来不会轻易吐露的。贺子珍虽说是反封建的先锋战士，但一想到自己悄悄爱上一个人，就感到那样不好意思，胸口怦怦直跳，平时的勇敢、大胆、泼辣的作风也变得无影无踪了。毛泽东从她的神态和表情中，懂得了她的心思，仿佛看到这个年轻、质朴的姑娘那颗火热的心。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和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看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光，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土布上衣的衣角。

　　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接着，他动情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和身世。

　　贺子珍从毛泽东谈话中，知道了他追求革命、献身革命的经过。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很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信，路途又这么遥远，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听到毛泽东这些坦诚之言，贺子珍被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为了革命，抛妻别子，孑然一身。他身上的担子那么重，工作那么忙，自己的生活无暇料理，是多么困难啊！她看看毛泽东那身好久没洗过的旧军装，在敬佩、同情的目光中，又加上更多的怜爱之情。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谈得那样投机。两颗赤诚的心不知不觉地融汇在一起了。

　　他们继续在塘边进行工作。塘边的山间、田野、农家小屋，处处留下他们双双的脚印。

　　贺子珍和毛泽东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祝贺，在那样艰苦的年月，只能一切从简。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一下，就完了。

她不会被历史勾销

　　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婚10年，长征到达陕北。有着强烈事业心的贺子珍不满足于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此时，夫妻间也出现裂痕。1937年，贺子珍到了西安，为了取出身体中的弹片，转道新疆去了苏联，一住就是9年。而此间，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

　　在贺子珍家庭发生变故以后，在苏联的同学中，有人对她表示过倾慕之情。回祖国后，仍然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是，贺子珍都婉言拒绝了。许多人关心她今后的生活道路怎么走？她说：“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上海哥哥的家里休息，收音机里播送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呀！她已经有10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

　　“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她的嫂子李立英赞了一句。

　　“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贺子珍回答说。

　　收音机把毛泽东的讲话录音播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忘了睡觉。

　　第二天早上，李立英起床，发现贺子珍还坐在那里，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凝神听什么。

　　她问李立英：“怎么收音机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来一看，原来收音机一夜没关，已烧坏了。

　　从此，贺子珍病了。

　　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知道贺子珍是为什么病的以后，流下了眼泪。他提笔写了第二封信。听说贺子珍不肯吃药，也不肯看病，就在信中嘱咐她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要听医生的话。他听说贺子珍抽烟抽得很历害，就在信上劝她说，不要抽那么多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

　　贺子珍看了这封信后，病情竟然慢慢地好起来。她也肯吃药，也肯看病，还把烟戒了。

　　毛泽东不时给贺子珍捎点东西来，有吃的，有用的。他知道贺子珍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毛泽东还捎来一千元钱。贺子珍用这些钱买了许多日用品，送给井冈山时期掩护过她的乡亲。毛泽东劝贺子珍戒烟，可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名牌香烟，他打开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那九包没开封的烟，连同抽过的那半包烟一起包好，托人送给贺子珍。贺子珍收到烟后，原来已经戒了烟，又抽了起来。

　　在毛泽东送给贺子珍的东西中，还有一块淡黄色的大手帕，是毛泽东用过的。贺子珍看到这块手帕，思念之情不能自已。她写了第四封信。她在信里写到自己对他的怀念。并写道：你一定要注意王明这样的人对你的迫害。她深受王明的迫害。在她的观念中，王明成了一切坏人的代名词。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给贺子珍写了第三封信。信上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贺子珍也常常通过李敏给毛泽东捎东西。毛泽东爱吃南方的青菜，像芥菜、边笋这些东西。贺子珍就把鲜嫩的青菜捎给他。一次贺子珍还给他捎去一个很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1959年，她正闲居南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到达宾馆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她被领进一间屋子，不觉一惊，里面坐的竟是毛泽东。他微笑地站起来同她打招呼，然后倒了两杯茶。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他，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再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她一一都说了。他听了后，轻轻地叹了口气，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谈起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说他实在太忙，想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他又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说。

　　毛泽东还告诉她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他们举行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了起来：“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谁料到，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原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见贺子珍的时候，江青正在杭州，那天夜里，她突然来了长途电话，说她第二天要来庐山。毛泽东连忙让贺子珍下山了。在批判林彪、陈伯达的时候，毛主席批评陈伯达1959年，你在庐山，没有任务，你为何下山动员了？你下山干什么去了？贺怀疑，陈可能是下山把毛泽东同贺会见的事，告诉江青了。他不敢在山上打电话，山下有个通讯连，就到那里打电话去了。所以江青突然来到山上。

　　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人们才发现，贺子珍这个从1929年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竟是一个“黑人”。中央组织部、上海市委都没有一份有关她的档案。正式档案没有，文书档案没有，连人头档案也没有。那伙野心家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一笔勾销。

　　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她！历史将永远记住她！

毛泽东主导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执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在10月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红军惨遭损失和敌军封锁围堵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支持。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

　　1935年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宣告解放。

　　1月9日下午，当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与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山人海、夹道欢迎红军的极为热烈的场面。毛泽东等在丰乐桥头下了马，与前来欢迎的群众一一握手。他们一齐走向旧府衙前。

　　在遵义，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述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

　　1月12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下午一时，大会开始，朱德、毛泽东、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接着，毛泽东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他又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随后李富春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通俗生动，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使大家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一些人过去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偏见，听了他们的讲话也改变了认识。

　　就在这个会上，成立了黔北高原上从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纷纷成立。各族贫苦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使红军扩大了五千名新战士。

　　黎平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从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伟大的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

　　从长征开始，他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战线展开斗争。对长征中的每项重大行动，他都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反对错误的意见。他反对把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积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数人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认识，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他们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正合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泽东，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当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王稼祥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杨尚昆说：“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泽东同志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来。”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北，智取遵义，前出松坎之后，取得了进行休整的有利条件。为召开会议保证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作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