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非文摘】从西伯利亚归来 -- njyd

　　那年整个一月里，我们躺在那个小房间的地板上，揣测着我们的命运。苏军尚未决定照顾我们。不过许多苏联老百姓已经返回谢科沃。其中有些妇女在她们的棉袄里揣着黄瓜、半颗卷心菜或者一条灰尘多过面粉的黑面包送给我们，使我们也不至干饿死。

　　她们都是些老太太。头发往后梳，罩着头巾。她们从不开口，只是递出礼物送给我们，同时频频点头，鼓励我们收下来。她们是有子女的母亲。这从她们凝视我们伤口而了无恐惧或反感的神情可以看出。她们完成特地跑来一趟的任务后，就缩在满是补丁、油渍斑斑的棉袄里默默地离开。她们走到门口时稍停片刻，回头用俄语对我们说：“再见”。

　　一月底的一个傍晚，我们的房门打开，出现了一名苏联军官。他下令把我们用担架抬到一个卫生中心。在那里我们洗了澡，灭了虱，也刮了胡子。然后被送到了部队医院。

　　那是一座阴暗的木建营房。苏联人在隔壁的一栋建筑物中设立了一个外科手术室，不断有担架抬进抬出。在那里，苏联伤兵和德国战俘的足趾、手和脚以骇人听闻的速度从伤患的身上切割下来，我们不久就称之为“肉类冷藏室”。但是别人的惨痛已经不再使我们动心。我们只有冷漠的好奇心。

　　苏联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医院。他们往往在腋下夹了一条半公斤重的黑面包进来，有所图谋地慢慢走过走廊，向我们挤眉弄眼，故意显露他们的珍贵私货。我们先仔细地上下打量他们，然后试探道：

　　“嗨，同志，你喜欢这支自来水笔吗？”

　　交易就此开始。苏联人什么都要：自来水笔，手表，手镯，钱夹，戒指，打火机，铅笔刀，皮鞋。他们提出交换的千篇一律是那条面包。只此一条，重半公斤。对他们来说，这是好生意。

　　最后，命令来了。要我们转移到一个战俘营。2月26日凛冽的黎明，天空灰蒙蒙的，我们一瘸一拐地走到或躺在担架上被抬到附近的火车站。月台上响起俄语命令：“快点！跳上去！再快点！上火车！”

　　大约半小时内，我们把那些牲畜车挤得满满的。每节车厢大约有七八十人。我很幸运，爬上一节人比较少的车厢。这一节车厢里一共约有五十张没有血色的脸。我们一上了车，车门就沿着生锈的沟槽咯吱咯吱地拉拢，只听到“嘭”的一声，咔嚓落锁，一个苏联兵的声音：“关好了！”

　　我们头顶上四个加铁栅的窗缝透进拂晓的微光。五十双眼睛彼此默默打量。没有一个人转动。不久，托尼诺开始坐立不安，挣扎着凭借独脚站直身子，越过两个人，爬到一个窗缝边，把脸塞在两根铁条之间，向最近的一个哨兵高喊：

　　“同志！我们要去哪儿？”

　　一个冷漠的回答，从外面月台上升起：“西伯利亚！”

　　托尼诺攀在那里，脸夹在铁条中间，直到这列牲畜车最后蹒跚开动。

　　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