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 -- 双石

　　彝族头人们得了李德吾的枪，又得了红军抗捐军的枪，也只在手中玩儿了几天。

　　5月30日后，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邓秀廷也回来了。

　　国民党军队一打回来，首先就是搜捕红军掉队人员和抗捐军人员、苏维埃干部，天天设杀场杀人。

　　抗捐军中，仅在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24人之多。

　　冕宁、大桥一带的老百姓都说，这些人，都是汉子，宁死不屈，就义前高呼口号，慷慨赴死。其中有的烈士是红军过境时才发展的新党员，党龄不过几天，还有一些帮红军办过事带过路的群众。

　　当地袍哥佩服这些汉子，卖通行刑人，给他们扎上英雄结，披红挂彩，让他们死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他们都表现得大义凛然，临刑前高呼口号：

　　“红军万岁！”

　　“红军二天要回来的！龟儿子等到起！”

　　“你们不要楞格凶，老子要拉你来作伴！”

　　“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个小伙子，再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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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有“勘乱善后委员会”的头目，硬是被这些人吓得卧病在床，整夜梦见“索命鬼”，最后吓断了气儿。

　　国民党薜岳部队其实没什么可怕，他们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又被红军拖得很苦，打不起什么精神头来。彝民们对他们的散兵游勇照抢不误，对部队也多有骚扰——彝民们把他们也当“刘家军”。说实话，如果不是蒋公严令，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个勇气和力气跟着红军撵。

　　可怕的是邓秀廷，这家伙是个彝人，刘文辉“以彝治彝”的活标本。

　　此公本来也不是什么大角色。刘文辉兵出康巴寻找生存之地之时，曾被由英军顾问指导的西藏藏军阻击于甘孜，相持数年毫无进展。1932年，这邓秀廷指挥一支彝兵参战，他们爬上甘孜城东之鸭盖山，附敌侧背，打开僵局，解决了刘文辉数年未决之问题，是以功耀升，官做到了团长。后来，又被刘委以旅长重任，称“彝务指挥官”。这家伙，对彝家那些东东的根根梢梢，一清二楚，以离间之法打拉之策胡萝卜加大棒整治之，比较奏效而又得心应手。这里的大大小小的家支头人，对其是又恨又怕。

　　邓被薜岳委以冕宁县代县长之职，邓部参谋谢如东代其行事。

　　这谢如东人称“谢屠夫”，杀人不眨眼，冕宁县城牢房都塞满了被俘红军、抗捐军战士和被株连九族的百姓、彝民。

　　谢勒令各彝支将掠去的李德吾部和红军、抗捐军的枪支和财物缴出，否则灭村毁寨，杀无赦。

　　各彝支大多不敢抗拒，交回了枪支和财物。

　　应该说小叶丹还是有几分血性的——也许刘伯承播的那点雨露还滋润着他。

　　沽基家支武装——也就是“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占据着峨瓦山垭，举旗不缴枪。

　　邓部两个连进驻峨瓦村，整日攻击，你来我往打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小叶丹不支投降，缴回了枪支，为保家支平安，还给邓部缴纳了一大堆银元。

　　就是小叶丹本人，还被拉到邓部当了一年多的大头兵。

　　就这么着，“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消亡了。

　　老红军陈靖重走长征路后撰文所说：“如果说彝民生来就和红军有骨肉之情，红军一到，作为奴隶社会的头人小叶丹就晓明大义，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天方夜谭。”（《解放军报》1987年9月12日）

　　的确如此！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的文章《红军长征过彝区探讨》认为：“红军以‘统战政策’‘收编’的这支‘游击队’，就当时红军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隶制度特点而论，这仅是一个封号而已。”

　　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小叶丹没把刘伯承所赠“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那面旗帜交出来。而这面旗帜，当时知道的人很多，沽基家支的人也雄纠纠气昂昂地扛着到处显摆过，邓秀廷没有理由不追这面旗帜的下落——这是邀功请赏的资本。

　　再者说啦，对小叶丹们来说，那年头，这沾“红”的东西，就是杀头灭九族的罪。

　　个中缘由，既有前川军名将刘伯承个人声威的作用——川人呼之为“神龙”，也有彝家“歃血习俗留下的信物必须保存”的传统习俗的作用，当然是不是也有在事过境迁祸事落在自己身上之时所产生的对那支真正平等对待彝民的队伍的感念和愧疚之情，也未可知。向邓秀廷认输缴枪之际，小叶丹未必在心中就没有如此思衬或推理过：如果几百人枪的红军游击队和抗捐军存在且自己能够与之联手，互为犄角，彼此呼应，邓秀廷两个连就能缴我的枪？

　　彝族头人小叶丹与后来那位为汉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牺牲在昌都的格达活佛还不太一样，格达在藏民族中算“高级知识分子”，出家人又没有头人领主那么多的利益牵挂，在与朱总司令等亲密相处的好几个月中，耳濡目染，不能不为这些盖世英杰的磊落风范以及他们那支队伍奉行的“民族政策”和对藏民族平等相待的真诚所熔化。而且，格达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种感性认识，后来已经升华到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种理性的投入——十多年后为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活佛甘冒斧钺而慨然请命赴昌都为使，不正是这种由“士为知已者死”的心态和“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完成祖国统一是藏族人民的福祉”的认识驱使下所产生的当然行为么？

　　而小叶丹作为一个奴隶主，能象他已经表现出来的这么着一把，好象那意思也就算差不离儿了——我们总不能用“革命战士”的要求，去苛求一个与红军领袖接触不过几小时的奴隶主吧？同理，我们当然也不能随随便便潇潇洒洒地就赋予这位奴隶主以“革命战士”的身份、地位和荣誉吧？

　　参照后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会师后“北上”与“南下”之争，除了政治军事战略方面的高下优劣之分外（这是最重要的），不能不说，毛泽东等之所以坚持北上方针，反对南下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还含有从这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辟根据地的切身经验教训中得出的警示！“民族政策”，必须在有彻底贯彻实施并使各方充分认识和理解的时间和空间的前提下，才具有真正解决历史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之可能性。笔者曾在大凉山区插队落户数年，据老人们讲，这里的真正“解放”，是在1959年，而不是1949年，解放后，这里还整整打了10年仗。头二年稳定局势，然后三年进剿国民党残匪、然后五年民主改革剿灭叛乱奴隶主，完成彝区土改，人民公社化，调整和解决汉彝关系……

　　笔者乡里许多彝族群众，改革开放以后，就长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对毛泽东“一分为二”——没有毛主席，哪儿来娃子们的今天？娃子们哪有地种有衣穿？哪儿来彝汉团结和眭相处的太平盛世（汉族群众说，没有毛主席，谁敢大摇大摆在大路上走而不怕被“倮倮们”抢？——笔者乡里有老人逾60而未到过20里外的县城）？县里那位“娃子县太爷”每逢节日，就要穿上当年参加“西南少数民族进京致敬团”时毛主席亲手相赠的一套毛料人民装（他也亲手献给毛泽东一件“察耳瓦”），进京拜谒“毛主席纪念堂”，见着毛泽东的遗体就下跪，谁也拦不住——有一次，“娃子县太爷”与人喝酒吵架，喝着喝着俩老头就摔酒杯，为的就是能不能对毛泽东“一分为二”。

　　既或是抽去“毛泽东”这个符号的“个人崇拜”部分，这个符号的本质内涵会有什么改变么？

　　不会的，因为至少在这个符号存活的时代，它代表着中华民族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新国家！

　　这一切，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是不能想象的——这不正是从“彝海结盟”这种粗浅形式的雏形发祥，从而逐步完整完善的么？

　　而在红军自己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和空间来耐心细致地解决“民族问题”。再好的“民族政策”，不也要给人以认识和理解的时间和空间么？

　　然而，“彝海结盟”仍然不失为民族团结的一面旗帜。在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这毕竟是真正实现彝汉民族和解民族团结的一个范例和始端。而且，也的确是中国工农红军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一大胜利。我们以多视角去观察历史现象的多元性的目的之一，不也正是为了深化对多元历史现象的最本质属性和特征的把握，从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么？

　　小叶丹本人于1942年5月18日死于一次家支间的械斗，时年49岁。

　　1950年3月冕宁解放之时，“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的旗帜，由其夫人交给了解放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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