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舌战彭炳文，杨弼卿的队伍姓了共/钟伟想带队伍出走，军政大会受到批评与处分/杨经曲率部起义，刘少卿率部开辟天西予以策应/秋季大捷，李司令和陈大姐的旗帜树起来了/“皖南事变”爆发，刘少卿率部东进接应落难同志/过家乡却进不了家门，堂堂“江司令”原来是个穷司令，没法接济穷困的亲人/ 罗厚福临上阵还掂念着看戏，被刘少卿提着耳朵赶上了路/一战奠定陂安南巩固的基础，李先念刘少卿东西对进恢复大小悟山指挥阵地/“锡联是我们的战友，我们都是你的儿子”，陈老太太至死都念念不忘“江队长”/皖南事变解决了新四军军部，遍地生根的新四军却呼拉拉变出了七个师/“江司令”在陂安南闹腾，鬼子们很不高兴/游击战是“四老板”的拿手戏，鬼子13路合击一无所获败兴而归

　　刘少卿这次带二团队一个大队和部分纵队司政人员来焉家冲，马上就对白兆山方向放出了警戒，作的是打仗的准备。这里因为国民党的安陆县长彭炳文已经将大洪山中的川军部队引入了白兆山龙眼寺，进入了挺纵的根据地。而此前与挺纵有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的国民党安陆县安北二区区长兼第二游击支队支队长杨弼卿部，这次也开始对新四军取敌视态度，破坏这一带的地方工作的开展，切断了京（山）安（陆）应（城）抗日根据地与信（阳）应（山）随（县）抗日根据地的通道。

　　放出警戒不到一个小时，就抓到一个便衣探子。一问，是杨弼卿部的，声称是杨弼卿派来打探情况的。而且还说前一段时期，杨部一位采买到赵家棚赶集，碰到了罗厚福一团队的采买。两位采买不知为什么冲突起来，结果是罗部采买缴了杨部采买的枪。杨部采买说我们是友军为什么要缴我的枪，罗部采买说不但要缴你的枪你们所有的枪老子都要缴。杨部采买回到杨弼卿那里添油加醋一学说，杨弼卿也对新四军起了戒心，这时候彭炳文再一煽乎，杨弼卿对彭炳文将川军引进挺纵根据地，就持赞成态度了，还把队伍拉到了赵家棚附近的福水港。

　　刘少卿问罗厚福有没有这回事儿，罗厚福说不知道。

　　这事儿比较难说清楚，统战政策什么的，不是每一个干部战士都弄得那么清楚明白。“四老板”的名头一响亮起来，下边儿的人难免有趾高气扬找到了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象“不但要缴你的枪你们所有的枪老子都要缴”这样的话，罗厚福下边儿的人跟地头蛇们干架的时候是完全可能讲得出来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那可绝不是无的放矢之言。

　　这事儿也比较好说清楚，杨弼卿要真是一心一意为了抗战大局，修书一封跟罗厚福一说道便能明了，“四老板”也不会财迷到要紧抱着这条枪不放。问题是杨弼卿的小九九主要还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还是怎么个活得快活自在，这又打鬼子又对老百姓讲规矩的“四老板”把一方民心都给抓挠了去，这在杨弼卿来说当然就成了心病。这时候彭炳文的煽乎，当然就比较能扣到他心中那小九九上。

　　刘少卿将队伍交给任质斌，自己和张水泉带了一个班去见杨弼卿。

　　杨弼卿手下的大队长周福安很不客气，要他们把枪放下才能进去。而刘少卿则不卑不亢：我们是抗日友军，要一起团结抗日。现在有了误会，我们来把情况弄清楚，如果属实，我们还要奉还你们那支枪，你们怎么能叫我们放下枪呢？如果杨支队长不见，那我们回去便是。

　　杨弼卿听周福安报告后很客气地出来把刘少卿迎了进去。

　　“杨支队长，那支枪的事情对你们来说是个误会，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所不允许的。你们去年和我们合作，被鬼子包围了，我们李司令还来营救过。这是患难交情嘛！我们怎么可能为了一支枪和你们翻脸呢？如果下面的人违反了政策，我们要纠正，要交还那支枪，还要道歉！如果你们信得过我们，我们还是在一起互相帮助，团结抗战。我们从敌后来，你们是本地部队，你们要回去，我们会一如既往，保证你们的安全……”

　　刘少卿这番话说得很诚恳，那位县长彭炳文却在旁边给刘少卿上眼药：“我们不愿回去，你们太狠了，说是团结抗战，却缴我们的枪。……”

　　“彭先生这话太不友好嘛！我们和杨支队长有过合作抗战的经历，你这样讲话，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大局嘛！我们是要抗战到底的，要抗战到底，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也包括彭先生你嘛！……”刘少卿还是不卑不亢，话语间却透着一股震慑，彭炳文被噎得吭不了声儿。

　　旁边站着的两位川军军官却在一旁横眉瞪眼，冷言冷语：

　　“听说新四军的防地，好象没在这一块嘛……”

　　刘少卿顿时拉下了脸：“两位何许人也？我们和杨支队长合作抗日已有一年之久，要不是我们打下这块土地，你们能站在这儿说话？再说，我们和杨支队长谈话，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二位要是懂礼貌的话，是不是应该知道回避一下？”

　　两个川军军官灰溜溜地退下了。

　　看到杨弼卿当着彭炳文的面不好表态，刘少卿也不再多说，起身告辞了。

　　大概过了十天半月，川军部队撤走了。

　　这下，彭炳文也好杨弼卿也好，全都抓了瞎，杨弼卿不愿离开自己的老地盘儿，彭炳文也没法要挟杨弼卿把队伍带到随县环滩沦陷区去。彭炳文可以抬腿一走了之，杨弼卿手下一大堆吃粮当兵的人没处可去，住在西将山阴泉寨，在敌伪、顽固派和新四军之间徘徊不定，成了没粮的孩子。没有粮，没有饷，日子也难以为继，处境很是窘迫。

　　李先念和刘少卿一起商量怎么处理杨部。刘少卿认为杨弼卿目前处境困难，应该写信派人尽可能地团结他。李先念说万一把他拉不回来呢？刘少卿说那也不能让他到彭炳文那里去，给顽固派凑了本钱，现在他靠不上彭炳文，正是我们做工作的好时机。

　　于是决定先派人去联系做工作，希望杨弼卿率部回福水港。但杨弼卿也不愿意回福水港，说是回去了没有出路。这样一来李先念刘少卿也就没有了别的选择，即率平汉支队包围了杨部，喊话做工作：希望杨部回福水港和新四军合作抗战，被罗厚福部缴的那支枪也可以奉还；如果一定要跟彭炳文一起依附川军，则必遭歼灭。

　　杨弼卿传话说是要和李司令说话，但又不愿出来怕挨黑枪。

　　李先念说那干脆我就进去跟谈谈。

　　刘少卿连忙拦住：你是主帅怎么能擅入险境，要是他们开枪那怎么得了？还是我先进去。

　　刘少卿进去和杨弼卿见了面，杨弼卿还是不愿回福水港。刘少卿则称那你们就必须受编，杨弼卿答应让周福安率队伍接受新四军改编，至于他本人的去处，则不劳新四军操心。

　　这件事儿就这么了结了，杨部没什么战斗力，挺纵没动枪动炮就把问题解决了。

　　为了有理有节地做好杨弼卿的工作，李先念和杨弼卿一起吃了晚饭，希望能够抛弃前嫌共同对敌。而杨弼卿那时听不进去，还是跑到了环滩。在那里估计他也没落到什么好，成天价穿着双草鞋到处跑，好象是跑买卖。后来“抗日十人团”团长汪心波到随县二区当区委书记，瞅着这位不怎么顺眼，政策把握上也有些狭隘，报到李先念处由李先念批准将他杀了头。后来刘少卿知道了这事儿，认为这么着处理不当。因为这杨弼卿没有了队伍已经没啥能量，还不如给他一个士绅名义纳入统战圈子，这样政治影响也要积极得多。

　　解决了杨弼卿，顺带还办了一件事儿，迫使安陆自卫队严叔端部主动要求参加新四军。

　　说是主动，其实也是刘少卿施加的压力。三月间大山头战斗击退川军之后，那些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们很是高兴，都来找参谋长刘少卿窜捣：

　　“干脆把严叔端一锅端了如何？这次可是他把川军给弄来的哟！把他吃掉了，我们地方工作就没有妨碍了！”

　　这严叔端是当地的一个地主，手头有些武装号称安陆自卫队，实际上他既怕国民党吞并，也怕共产党“吃掉”，川军要来占住他这座土地庙他未必就高兴，说那次川军是他引来的恐怕也有点冤枉。不过当时的刘少卿听了地方干部的这一面诉状也火冒三丈。解决杨弼卿后，刘少卿指挥部队顺路就包围了严叔端所部。刘少卿自己则带了几个人直接闯进严叔端的家去问了一罪：严叔端你好大狗胆，竟敢把川军引进来打我们新四军，还要占我们的根据地？这严叔端一听大叫撞天屈：参谋长息怒息怒，你们把川军打跑了我感激都来不及，他们都在王义贞店那边，我的家都被你们的根据地包围着，我敢带他们来打你们么？你们又瞧不上我不收编我，你们在这里，我的队伍开也开不走，我看干脆就和你们一起干吧，武装也交给你们……

　　这下好了，这地界儿彻底姓了“共”。李先念对严叔端亲自抚慰，对其个人的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这严叔端后来还入了党，到东北搞矿务工作成了“高级干部”。

　　挺纵主力解除了后顾之忧，随即挥戈西进，予头直指白兆山地区。

　　6月21日晚，一、二两团队冒雨猛攻白兆山地区重镇京（山）北坪坝，歼灭了曹勖派去投敌的丁巨川、谢占奎两部，谢被击毙丁被生俘，坪坝落入“四老板”掌中，安陆与三阳店等敌伪据点的联系亦被切断。

　　此后，挺纵又于1940年7月至10月间，先后三次粉碎了日伪重建坪坝据点的进攻行动，迫使其放弃了染指坪坝的企图，保障了白兆山南方门户的安全，便利了挺纵与大山头及其它根据地的交通联系。

　　1940年7月下旬开始，纵队根据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在京山水漾泉召开了整顿思想作风和军事纪律的干部会，从8月1日起，又在安陆白兆山南麓的彭家祠堂召开了军政干部大会，对1939年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

　　会议应该说开得比较成功，纵队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摆在那儿，队伍扩大，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四老板”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在敌伪顽中的威名，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大家对边区未来的抗战形势很是看好。虽然队伍扩大地盘扩大也带来了财经困难，新开辟的地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等等问题，而且日寇的“扫荡”必将加重，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亦将加剧，将来的战斗也会更加频繁，但大家都是土地革命战争中煅打了十年的好汉，对战胜困难迎接大好形势那还是充满了信心。

　　然而会上最具火药味儿的议题还不是打仗，而是解决“不良倾向”——其实说白了就是钟伟的“不良倾向”。这位钟伟有时思维好走极端，上次在水漾泉开会受了批评心中不服，也没那个反省自己的修养，自由主义狠狠泛滥了一把，竟然在下边儿窜捣着要带队伍脱离豫鄂挺进纵队，到鄂南幕阜山去活动。这事儿办得可就有点离谱了，这是党的部队又不是你钟伟个人的家产，你想带哪儿就带哪儿呀？好在那时三团队的干部大部分干部党性观念还是很强，人家理所当然就把这事儿向党组织汇报了。

　　这事儿甭说是共产党的队伍，换了谁的队伍，都是不能容忍的。

　　然而李先念拿着这事儿也不好办，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经历过草地那次分裂又经历过西路军的失败，由他出面来处理这事儿，既有可能使钟伟更加不服说出更加不好听的话来，又有可能使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产生误解。所以会上这个“反对不良倾向”的报告，还是由纵队政治部主任、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任质斌来作的。

　　然而这钟伟他这调皮骡子很是调皮，在会上胡搅蛮缠不认错的态度也犯了众怒，老战友刘少卿批评他他虽然吭不出气儿来，但依然梗着脖子就是不服，弄来弄去大家也上了火，给他弄了个“开除党藉撤销职务”的处分。事隔多年后冷静来看这个处分当然过火，但在当时也属必须，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要不然怎么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会还没开完，从天汉湖区来了个穿便衣的人，说是要见纵队首长。

　　李先念正在主持开会，就让刘少卿去接见这人。

　　这人一见刘少卿便撕开衣缝拿出一封信，声称他是杨经曲派来的。

　　杨经曲这人刘少卿是知道的，他和董必武是知交，同乡同学又都是同盟会的老人儿，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阳夏”大战，早年做过来风、恩施县的县长，任过宜昌警察厅长、荆襄法官。在湖北的黑社会组织“汉流” 中很有地位，如今隐居在汉阳并代管着“汉流” 首脑“双龙头老大”之一金龙章组织的伪“中国人民自卫军”，暗中却在与共产党合作，谋划着从伪军中拉出抗日队伍的活动。

　　早在武汉沦陷前，杨经曲曾与老友熊晋槐、金龙章、潘怡如、潘正道等人商量过“万一武汉失守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自然而然就要商量到与“打游击战的祖师爷”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为此，杨经曲曾带着袁杰（当时叫袁四正）等人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过董老，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董老对杨经曲等人忧国忧民的热肠自然予以了肯定，并鼓励老友坚持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的旗帜，争取以合法的名义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就象华北的八路军一样。后来八路军办事处迁往重庆，杨经曲也步行回到家乡荆州，将家人作了安排。武汉失陷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等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自缚了自己的手脚，对武汉失陷后共产党人要担负领导中原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责任缺乏准备，武汉外围也没有及时建立起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倒让江湖上各色人等乘此乱世扯起“抗战”旗，成了打着国民党旗号的“草头王”，而且其中大多数还在日寇诱降和反共的名义下成了“以华制华”为虎作伥的“皇协军”、“和平救国军”、“治安军”或其它旗号的伪军。杨经曲等人经过反复思量，决定从实际出发，就从这些“草头王”中拉出队伍，为“真正的抗战力量”凑本钱。

　　在这成了敌后的地方，“真正的抗战力量”自然是首推共产党。

　　杨经曲斟酌一番，决定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入手。

　　第一位要入手的是外甥黄人杰的队伍。这位黄人杰曾经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虽然后来脱党了，但对革命、对抗战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与中共鄂南特委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其队伍有千余人枪。虽然这时黄部已接受了伪“七十二旅”的番号，但所部的“樊湖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中共汉川中心县委派驻该部的余成刚等七人工作组的影响下，还是进行了一些抗日活动，还曾在武昌东乡豹子懈小桥伏击过日军，引起了日军特务部门的注意。然而黄部单独活动在武昌、纸坊近郊的东孙湖、龙泉一带，背濒梁子湖，处境还是十分困难，急待解脱。

　　还有一支队伍是老友金龙章的“鲁豫皖游击队”，活动在黄陂蔡店一带，有千余人枪。金龙章虽然曾在武汉与杨经曲等盟誓抗日，但后来却在困难局面下为日军诱降所迷惑，在华中地区竖起了第一面伪军旗，在“受编不受调”的条件下，改编成了伪“中国人民自卫军”。杨经曲闻讯赶到金龙章处，晓以民族大义，痛陈利害关系。金龙章在老友痛责下也十分惭愧，后来在日军将行“调虎离山”之计请其赴日本参观时，与杨经曲、熊晋槐暗中策划后，决定让杨经曲代其掌握其武装，伺机率其回归抗日队伍。

　　金龙章手下有两员干将，一位是袁四正，在草头王中也算是一个带兵闯局面的好手，1939年1月19日，他带着百把人去黄胜东乡闯荡，避强击弱，纵横驰骋，虽遭程汝怀的内外夹击，仍然发展成为1700人枪的1个团、2个营、1个特务连，号称独立第8旅，自任旅长。还有25岁湖南的沅江人杨瀛，原在湖北省保安团当过班长，居然能把来自各方的千余散兵游勇拉拢住。先自封为警卫团团长，后并为独8旅为1团团长。

　　在当时的复杂局面中，这两支队伍左右逢源于敌伪顽之间。后来，黄人杰、袁四正和杨瀛等人的武装都接受了汉西的伪军汪步青第八十二师的收编，黄人杰任第一六五旅旅长，袁杰任第一六四旅旅长，杨瀛则在袁杰旅任第三二八团团长。而杨经曲也未中断与中共组织的联系，自1940年春以来，中共天汉地委更是加强了对这支队伍的策反工作，还在该部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纵队联络统战科长张执一、天汉地委书记顾大椿、天汉地委组织部长易家驹等人都曾经在杨经曲的帮助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去该部做过工作。

　　刘少卿一看杨经曲的来信内容就笑逐颜开找到李先念：“李司令，我们要发一笔大财了。”

　　原来信的内容是这队伍准备反正参加新四军——统战工作要有收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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