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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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骑兵团(七)

      黎城整军期间,骑兵团按马匹的毛色重新调整了战马,一连全是黑马,称为“黑马连”,二连是“红马连”,三连是“白马连”,其余的杂色马匹归四连,四连因此也被叫做“花马连”。骑兵们从太行山下来,一溜黑一溜白、一溜红一溜花,怪好看的。

      斥候队的战马没有调整,大刘继续骑着他的“公鸡”。

      过了涉县就接近平汉铁路了,部队改为白天宿营夜间行军。有一天拂晓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面喊“敬礼!”、“敬礼!”,排长班长们都把手放到帽檐上,刘春雷赶紧瞪大眼睛张望,看见黎明的曙光下、黄团长和廖政委陪着一个二十出头的高个子军人站在路边土坡上,这位年轻的首长就是肖永智(43年牺牲)。

      肖永智当时是新上任的“八路军先遣纵队”政委,正准备前往鲁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129师骑兵团奉命接受他的指挥。

      鲁西北的形势原本是不错的,抗战伊始,国民党山东六区专员范筑先就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和共产党紧密配合守土抗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局面的安定。可问题是,范司令的部下成分很复杂,而他对组织纪律又不够重视,只是靠个人威望行使指挥权。38年11月范筑先在聊城战败自杀,局势就急转直下,部队散了伙,少部分跟着共产党、大部分跟了国民党,“摩擦专家”沈鸿烈再掺和进来挑动内讧,共产党领导的“筑先游击纵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抗日县长都被杀害了。

      到了39年夏天,情况越来越恶化,不仅鲁西北的城镇相继丢失,冀南的枣强、威县、南宫、肥乡等县城也被日军占领了。129师首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调整充实“八路军先遣纵队”,由李聚奎(开国上将)任司令员,派肖永智担任政委,重新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先遣纵队是旅级编制,下辖三个团,一团是卫河支队改编的(团长于笑虹),二团是范筑先的旧部(团长荆维德,39年牺牲),三团是县大队扩编的(团长赵晓舟),虽然号称正规军,其实是支游击队。两千多号人马只有三四百条枪,战士们手里不是丈八长矛就是大砍刀,行军的时候红缨飘扬、刀光闪亮,煞是好看。

      好看归好看,可带着这样的队伍去跟鬼子开仗恐怕有点玄。肖永智就向129师刘邓首长提出:是不是派一支主力部队到鲁西北支援一下?正好,骑兵团的整军刚结束,于是就交给肖政委,带到山东聊城去了。

      在刘春雷的印象中,肖永智当时也就是二十二三岁的样子,笑嘻嘻的待人挺和气。

      骑兵夜晚行军,白天的时候就在村子里睡大觉。有一天,杜金波不知从哪里弄了些驴肉,煮了一大锅,请南宫县的同乡们会餐。刘春雷听说有好东西吃,骑上马就跑去了,可到了四连,既是同乡又是排长的胡彦明却不许大家搞聚会,还说同乡之间吃吃喝喝是流氓习气。正闹着,肖永智政委进来了。

      “驴肉是从哪来的?”政委问。

      “买的……”大伙有点紧张:“这毛驴的腿摔断了”。

      “买肉的钱是哪来的?”

      “是自己的,从家里带来的”

      “有没有强买强卖?老乡愿意么?”

      “没有强迫,老乡们高兴着呢”

      “那就好。在鲁西北,老百姓把驴肉叫做鬼子肉,既然是吃鬼子的肉,我也参加一份,行不行?”

      当然行,大家热烈欢迎。

      前些日子,骑兵小伙子们成天开会学习,都快被政委和特派员给教育傻了,现在猛地见到个性格开朗的旅政委,心里真是舒服。

      肖政委和战士们的关系很好,对群众纪律也十分重视,骑兵团的“满缸运动”、“清扫运动”都是由他倡导发起的。

      骑兵的排场大,别说是宿营,就连路过村庄休息一下,都要松肚带卸马鞍、饮马喂料的弄出好大动静。以前,部队不管打扫卫生,歇息完毕说声“开拔”就上马,可现在不行了,要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把草屑、泥土、马粪清理干净才能出发,政治处还要派人来检查,发现有谁偷懒有谁欺负老乡就要受处分。

      刘春雷说,有一首歌是肖永智政委教给大家的,他一直都记得:

      十八集团军,表现真是好,八项注意都做到,组织纪律好;

      吃的是窝头,铺的是干草,穿的衣服谈不上,冷热就一套;

      没有钱发饷,枪炮是土造,先苦后甜慢慢熬,大家辛苦了;

      咱们先遭罪,幸福将来到,先苦后甜慢慢熬,同志努力了……

      从太行山前往鲁西北,要穿越被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线和公路线,斥候骑兵不但要进行越前搜索,还要向左右两翼放出游动警戒,特别忙。那段时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常发生斥候兵失踪事件(这一般就算是阵亡了),过南宫县的时候接连有两个斥候没回来,团部着急了,就规定斥候骑兵再不许单独行动,每次出任务都要以小组为单位。

      徐青山特派员不大相信失踪的战士都是牺牲了,亲自到斥候队来调查情况,还专门跟着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大刘知道,特派员这是对自己有些信不过。

      傍晚,斥候小组照例向侧翼游动,大刘他们发现公路上有四五个日本兵正嘻嘻哈哈地吆喝着两头猪,一副肆无忌惮的样子。按以往的规矩,斥候兵发现情况之后不必打仗、回去报告就行了,可徐特派员却非要打不可,还说八路军就是“要游要击”、“游是手段、击是目的”。骑兵们怕被当作“右倾”,只好散开队形迎了上去。

      打了不一会,从旁边的村子里突然冲出好几十个鬼子,原来,这周围有日军的一个中队,刚才在公路上的只是他们的尖兵。骑兵们见势不妙、边打边撤。

      徐青山以前只在大山里打过游击,没在平原上打过仗,不知道往青纱帐里跑、却绕着一棵大槐树转来转去地打枪,结果座骑跑掉了、警卫员也被打死了。不过特派员还真是勇敢,子弹打光了就掏出手榴弹,高喊:“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

      斥候兵们心说:“献什么身呀。旁边就是青纱帐,趁还没被鬼子包围,赶紧开溜吧!”,几个人拉着他就跑。

      刘春雷把战马让给特派员,自己徒步走,他是当地人、地形熟悉办法多,要是徐青山刘金魁他们落了单,两眼一抹黑,再加上湖北口音四川口音,那可就麻烦了。

      大刘跳进道沟、一边跑一边打枪,战友们走远了敌人也快围上来了,他连忙脱了军服、丢掉步枪,跑进高粱地和避难的老百姓混在一起。当时正是夏天,刘春雷穿着小褂光着脚,谁也认不出他是个八路,鬼子过来验看每个人手掌上的老茧——用这方法搜查步兵还可以、对大刘却没用,当骑兵的成天握着铡刀铡草料,手上的茧子和农民一模一样。

      大刘在外面转悠了两天,总算追上了队伍。按道理,步枪丢了应该算是个事故,可这一回谁也没批评他。过了些天再讨论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明确表示支持:刘春雷同志在家门口和部队失散,能够克服困难坚决归队,这说明他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是个好同志!

      1939年9月,129师骑兵团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山东聊城地区。骑兵们配合先遣纵队和鲁西八路军各部,利用快速、突然的战术特长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12月,骑兵团挺进山东荏平县,配合鲁西七团进攻伪军李连祥部的两个围寨(注:八路军在鲁西先后有两个“七团”,教三旅的七团被称为“老七团”,团长是刘正,42年在山东鄄城县牺牲;现在说的这个七团是“新七团”,即后来的新八旅二十四团,团长徐宝山,42年在山西姚门口牺牲)。在这次战斗中,骑兵团消灭了伪军一个营,缴获了三百多条枪,抓了两百多俘虏。

      照往常的惯例,抓到伪军俘虏不过是开个会、训几句话就放人了,可这次,肖永智政委却要求把俘虏带回去,他说这伙人是范筑先司令的旧部,有的曾经打过日本,要动员他们反正抗战;有的曾经搞摩擦杀过共产党人,要进行甄别审查。

      12月29日,骑兵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从荏平返回聊城的七集镇休整。中午,部队正准备穿越聊城至东阿的公路,担任越前搜索的斥候兵回来报告:“路面上有汽车的新轮胎印”。

      黄团长举手示意部队停止前进,吆喝一声:“看看怎么回事?”,刘春雷他们立刻开始干活,七八匹马分成两路、向左右两翼搜索侦察。

      顺着公路往西跑,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春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胡子花白腰弯背驼可精神挺不错,一看见八路军就主动上来搭话:“小伙子,你们是想问鬼子的事吧,这事不用问别人,我知道。”

      “早上,有辆汽车,绿色的,从聊城开过来,说是到东阿去,晌午过后还要回来。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有个翻译官、还有个什么宣抚官,他们路过这里的时候下车在村子里走了一趟,说了些好些混帐话,还叫我们在墙上写‘中日亲善’的标语,你说,我们能写那玩意么……”

      大刘觉得老大爷挺明白事理的,干脆把他带回来见团长。

      这老头是个话痨,见人就说日军汽车的事,骑兵们一听都嚷嚷起来“鬼子真是太横了,二三十个人就敢在平原地上乱跑……”。就在这时,另一路侦察的斥候跑过来报告说:“有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了”。

      肖永智政委也在队伍里,黄团长、廖政委和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这一仗。

      命令传达下来:三连在路南护卫伤员、看守俘虏,四连在路北“守马桩”,一连和二连在公路两侧设伏。刘春雷本来想把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大爷送回家去,可老头死活不肯走,非要亲眼看着八路打鬼子,大刘只好陪他蹲在路边上。

      接下来一阵忙乱,战马刚牵走,二连正在找东西设路障(当时的“路障”就是找一些钉耙子、铁齿朝上摆在路面——这些农具要临时去借),伏击阵地还没弄好,汽车就到了跟前。参谋长徐国夫急了,带着一连的两挺机枪往公路上跑,直接把机枪架在路面上。那些鬼子也没想到会有八路在这里等着他们,毫无戒备地径直开过来,徐参谋长趴在公路上迎头射击,卡车一下子就冲到路沟里,翻了。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连二连的战士都顺着公路往前跑,想去抓俘虏。鬼子从车上跳下来,有的躲在汽车周围,有的跑向公路边的乱坟堆,一个日本军官挥舞着军刀咿哩哇啦地直叫唤,指挥部下拼命还击。结果,敌人一开火,公路上的八路军接连被打倒了好些个,队伍就有点乱了。

      徐国夫参谋长赶紧喊:“不要乱,一连的卧倒,火力掩护!”,政治部主任况玉纯也喊着:“二连的离开公路,到路沟这边来!”。

      八路军的火力再度压制过去,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那个大喊大叫的鬼子宣抚官也被打死了。

      二连的老连长王永元,这时候既不是官也不是兵、不知道是个什么身份,可他的威望还在,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来!”就冲了上去,二连一排长王元力(45年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的汽车给围住了。

      说起来,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愣是背靠着背和一大群八路军拼刺刀,不死不歇气。汽车边上趴着个日本军曹,被翻倒的车门压住不能动了,王元力跑到跟前想看一眼,小鬼子突然拉响了手雷,崩起的弹片把老王的脸上划了个大口子,害得他从此破了相……可是,鬼子再凶悍也抵不过咱们人多,四班副马德元腿部中弹、带伤砍了两个鬼子,其他战士你一刀我一枪,很快把敌人消灭了。

      几个鬼子兵躲在乱坟岗背后顽抗,小战士李茂林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抱着个掷弹筒转身就跑,被八路军一阵排子枪撂倒了。

      这场战斗,刘春雷从头到尾没放枪,一直陪着那个老头看热闹。仗打完了,他跑到汽车跟前瞧一眼,却看见二连排长王元力脸上缠着绷带、坐在地上不言语,警卫班的李茂林拎着一挺歪把子机枪、站在他旁边一个劲地抹眼泪。大刘觉得真是怪了:人家王元力受了伤都没有哭,小李子这么伤心是为了啥?

      李茂林是政治处况玉纯主任的警卫员,当时况主任还没有马刀、警卫员当然就更没有了。战斗一开始,小李就盯上了鬼子宣抚官的军刀、心里稀罕得要命,可惜动作慢了点,日本刀落在了王元力的手里。王排长嘴巴被弹片划开了、说不出话,可就是抓着军刀不肯撒手,把小李子急得直哭,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唠叨:“凭什么你们能有马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一把刀也没有……我拿机枪和你换马刀还不行么……”。

      最后,王排长被这小家伙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让给他了——那军刀还真不错,刀把上镶着三颗星,是日军大尉的佩刀。

      半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8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7名红军骨干。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这场战斗在鲁西北的影响很大。因为,自从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当地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直接和日军交战,鬼子在聊城一带耀武扬威、肆无忌惮,把人民群众压迫得喘不过气来。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再次掀起了对日作战的新局面,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八路军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

      “一九三七年,鬼子进了中原。先占了芦沟桥啊,又占了山海关……鬼子就开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瞄了一个准啊,打死个日本官……”

      当天,骑兵团在小冯村安葬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头和当地群众一道参加了葬礼。老大爷见人就说八路军的英勇,把骑兵团的伤员都接待下来,住上房、吃水果、精心照顾,还让女婿赶着大车去济南为伤员买药。老百姓的热情让八路军伤员感动得流眼泪,那些伪军俘虏在一旁看着也惭愧地哭了起来,当即有人表示:“如果八路不嫌弃,我愿意跟着你们打日本”。

      第二天,日军出动二十五辆卡车到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为同伙收尸,一无所获。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让小部队单独行动,小股日军下乡袭扰百姓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广阔的乡村又重新成为骑兵团驰骋的战场。

      关键词(Tags): #骑兵团
    • 家园 骑兵团(六)

      39年3月,得胜回营的刘春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跟骑兵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通知“聊阳阿独立大队”到莘县集合,交给先遣纵队进行改编,索性连他们的番号都给撤了。

      129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向太行山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地有些紧张。可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痞”一点家伙照样逗乐子讲怪话,骑在马上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列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呀。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唱“叫声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日落西山回马枪,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

      连长煞白着脸跑过来:“我的祖宗呦,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么?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39年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

      刘师长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肯定了战士们在开辟冀西、冀中和冀南根据地斗争中的成绩,称赞骑兵团不愧是抗日主力团队。接着,邓小平政委讲话,一开口就免去了团长梁俊亭的职务(调到129师随营学校担任太行陆军中学副校长,55年授大校军衔),政委王振祥的职务也撤了,代理团长、以观后效。

      敢情这两位首长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呀。刘师长人称猛将,却是笑嘻嘻地说话挺温和;而邓政委个子不大脾气倒不小,真不好惹。

      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坚决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要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部队作风整顿好”。

      可是,啥是“流氓习气”?什么是“军阀残余”?怎么“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战士们弄不明白。领导启发说:比如梁俊亭团长打人骂人,是军阀作风的表现——大伙满不在乎:那有什么呀,他是团长,发脾气是为了部队好;领导又说:政委王振祥爱喝酒爱说大话,是纪律不好的表现——大伙毫不在意:那有什么呀,政委打仗勇敢,老百姓请他喝酒是应该的;还有人把前任团长夏云廷“逛窑子”的事情翻出来说——大伙呵呵直乐:逛窑子有啥了不起,丘八嫖妓、不讲客气,又不是欺负良家妇女,哪里算得上是流氓?

      闲扯了好几天,不得要领。骑兵们觉得政治部的人不想着打仗却惦记这些鸡毛蒜皮,纯属没事找事;政治部则认为骑兵团骄傲自满、思想涣散,真是无组织无纪律。

      思想作风还没整清楚,后勤又跟不上了。

      黎城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属于比较贫瘠的地区,现在猛地开来一个骑兵团,人吃马嚼的花费挺大,地方政府准备不足、粮草就供应不上了。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变得虚弱,加上从平原到山区的不适应,一些马匹调养不当就开始生病。军马带病带伤,吃亏的是部队。于是,整军又临时改变了内容——“整顿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磨豆腐、种菜、养羊(黎城县的山羊比较多),帮老百姓干活。

      有道是:学习生产真紧张,地头田间当课堂,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羊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骑兵斥候队的工作是磨豆腐,这是刘春雷强项,家传的行当,容易。在豆腐房里忙活了十几天,骑兵团又接到上级命令:到津浦路东给萧华(开国上将)的挺进纵队送弹药——整军这就算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运送弹药的任务原本并不困难,可问题是制订计划的人太外行了。一次安排的运输量太大,每匹马都驮上子弹箱子、手榴弹箱子,沉甸甸的压得战马直哆嗦,搞得骑兵们根本不敢上马鞍,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骑兵团就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能、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的运输队。四百匹驮马的送货“马帮”在平原上游走于日军的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从四月初到五月中旬,骑兵们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转到最后,师部发话了:任务取消,回太行山。

      于是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走到汤阴县遇到了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杨司令配合作战过,大家是老熟人,听说杨得志的部队也缺弹药(八路军就没有不缺弹药的),王振祥团长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马背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分了一半给冀鲁豫军区。

      这下子骑兵们轻松多了,王团长却倒了霉,回到太行山就被免了职(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在随营学校当轮训队长,要不是后来去了东北四野,开国少将的资格肯定就泡汤了)。

      王振祥调走,上级宣布了新任政委廖冠贤(开国少将,空军后勤部政委),接着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新的参谋长、新的政治处主任、新的政治处副主任……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个个都是生面孔、个个表情很严肃。

      骑兵团副团长黄家景提升为团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大家大眼瞪小眼,知道这一回是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瞧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颜胜才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发言,“川老汉”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这才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的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热烈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他刚才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啊。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回家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象个降妖道士,掐诀念咒的,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开国少将,总后营房部部长)有办法,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了、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确实,骑兵团在以前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弱化,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对贪污腐化习以为常;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们就把牛和羊都赶走,惹得房东大娘很生气,破坏了军民关系。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打仗,担任追击任务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把鬼子汉奸打垮了,骑兵们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发牢骚,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刘春雷对此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却不知道战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马匹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骑兵听从指挥,军马也难以配合,牲口这家伙,它要是累了病了,你再下死命令它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骑兵部队的模样经常是松松垮垮的,有道是:“步兵紧,骑兵松”,“步兵出发象蚂蚁,骑兵出动似蝗虫”,真是这样。

      骑兵部队马匹多、装备重、勤务杂,管理相对困难。比方说,能驻扎一个步兵连的村子,换成骑兵宿营最多只能住一个排。步兵部队以连为伙食单位,骑兵开伙却只能以班排为单位。吃饭的时候,步兵规规矩矩围坐在一起、吃的是大锅饭,而骑兵手里抓着饼子窝头,一边遛马一边啃,一顿饭能吃出十几里地去。

      大清早的时候,步兵出操“一二三四”,整齐雄壮、气势非凡,而骑兵这里,铡草的铡草、喂料的喂料,“吁吁!——呦呦!”,全是吆喝牲口的声音。即便有几个早起锻炼的勤快人,也是你耍春秋刀我使六合枪,各练各的功,你唱“云长最忠勇,温酒斩华雄”、我吼“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各唱各的调。

      说实话,骑兵早晨不出操也不是因为懒,在战斗频繁的战争环境里,如果一大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到真打仗的时候,马匹就不那么活跃了,这也是骑兵作战的规律。但是,邓小平政委不管那一套,明确要求整军期间骑兵必须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两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地增强。

      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上级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刘邓首长照样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要游击、不要游侠”,对八路军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骑兵团的政治风气发生了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刘春雷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可是,就在开民主讨论会的时候,师兄胡彦明却揭发大刘,说他有“嫌弃八路军”的思想。

      四连的胡彦明是整军时的大红人。本来,四连是作风整顿的重点单位,连里头新兵多、小商贩出身的人多、旧军队士兵也多,各种江湖习气五花八门。整军一开始,连长李树茂就被调到三连去当副连长了,由特派员徐青山(55年大校,炮兵工程学院副政委)亲自管理四连。杨特派员考察一番之后,把胡彦明提拔起来当了排长。

      胡彦明有文化、有武功,思想进步自觉性强,聪明好学还立过大功,确实出类拔萃。他是刘春雷他们这一拨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的,现在又第一个当上了排长。刘春雷万万没想到“师兄”会揭发他,当初,他确实是因为八路军军饷少,说过“穷八路真寒碜”之类的话,但那不过是私底下开的玩笑,谁知胡彦明竟然会一直记在心里面。

      幸好,斥候队是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负责管理的,况主任在特派员抓人之前先找到大刘,问明原委,最后说了句:“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讲话办事都要动动脑子,要有政治觉悟”,让刘春雷写了份检查,把抓人的命令挡了回去。

      也有不肯写检查的人,四连先前的三个排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既是同乡也是同时参加红军的战友,还是结义兄弟,平时形影不离、恨不能穿一条裤子才合适。整风的时候,别的拜把兄弟都散伙了,只有这三个人不答应,拍着胸脯跟特派员叫板:“要关关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把徐青山气得不行。大会小会开了不知道多少次,好话坏话都说遍了,没用。最后只好把这三兄弟关了几天,分配到不同的连队当兵去了。

      通过整军,129师骑兵团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明确了共产党是军队的领导、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明确了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也达到了30%以上。

      对刘春雷而言,整风给他的最大收获是政治素质提高了。以前,他以为“毛主席”就是“党中央”,现在知道了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朱总司令和八路军都要听人民的指挥;还知道了冒险蛮干是“左倾主义”、胆小害怕是“右倾主义”、共产党主张的是“共产主义”……在整军中,大刘第一次接受了党的理论,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打仗勇敢、抗战到底;作为阶级战士,就要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不过,虽然大刘同志的思想进步很大,但几次讨论他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都表示反对。刘春雷是做饮食买卖出身的,养成了见人三分笑、讲体面爱干净的习惯,而徐青山在黄安(今湖北红安)乡下,还不到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从小受苦的泥腿子对小市民的“假做派”很看不惯。按徐特派员的观点:“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钱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熊包软蛋”,听说刘春雷是自带装备参军的,苦出身的老红军就把富裕人家的子弟看扁了,这让大刘十分窝火。从这以后,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吃完饭后不漱口、早晨起床不洗脸了。

      39年8月,骑兵团整军结束,刘伯承师长和李达参谋长特意赶到黎城为大家送行。骑兵们在口号声中告别太行山,他们的任务是:奔赴山东聊城地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关键词(Tags): #骑兵团(land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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