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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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骑兵团(五)

      刘春雷的第一匹战马名叫“公鸡”(原本是想叫“狂风”的)。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匹马有个习惯,每当天亮公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象自己也是公鸡似的。所以,遇到清早出任务的时候,大刘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在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无言的战友,刘春雷以后的战马也都叫做“公鸡”。

      战马“公鸡”也立过战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9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就在反扫荡斗争的紧张时刻,军区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

      那时候,八路军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最小的电台是2.5瓦的,发报机高压180伏,要串联120节电池,收报机45伏,要30节。一部2.5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150节电池,那常用的15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能干什么用),所以必须先请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再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熔化了),以及连接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的临近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春雷熟悉当地的情况,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封锁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人累瘫了马也快累倒了。团里给刘春雷记功,他不要,把功劳算在了战马的身上。

      那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把花取下来。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要由部队出钱出粮、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功臣马”牺牲了,还可以专门建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

      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129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师部机关的安全。

      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想要完全保密是很困难的。日本人很快就发现129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从39年1月至3月,先后调集了第10师团、110师团、27师团、114师团和大批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十一路大扫荡”。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100多次,其中,386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骑兵团的老政委、时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邓永耀同志,在武邑县不幸牺牲了。

      “十一路大扫荡”期间,129师骑兵团一直护卫着师部机关、和鬼子捉迷藏。穿插封锁线,把握时机很重要,走早了会被敌人缠上、走晚了又会被合围,就在首长们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的时候,刘春雷却在考虑要不要开小差回家去。

      这是1939年的2月,大刘参军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来临了。往年,这正是穿着新衣裳置办年货、揣着压岁钱窜门拜年的时候,可今年,却要在鬼子的围剿中东奔西走,每天都和枪炮声做伴、每天都会看到死去的人。当初,以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就能很快被赶走,没想到现在师长、政委这么大的首长在旁边却还是打不过敌人,小伙子就有些悲观失望了。

      刘春雷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其实谈不上有什么革命觉悟,更多的是受到抗日荣誉的吸引、觉得从军报国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骑马挎刀扛枪十分痛快。可时间一长、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了。

      本来嘛,部队再好也不如家里好。特别是换了新团长以后,有些基层干部的脾气立刻见长,对部下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踢屁股。老兵们之间认同乡、论交情、烧香换贴拜把子,开小灶搞聚会,连长指导员都不称同志了,要叫大哥二哥,谁和“大哥二哥”关系铁,谁就可以吃香喝辣、横着膀子走路。

      刘春雷是斥候兵,直属团部领导。团长政委管得严,不许这不许那,大刘即使想和别人攀交情也没有机会,整天看着人家混得开心,只觉得自己有说不出的孤单。

      春节的前两天,大刘在村口站岗,看见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玩水、掉到坑里了,大冬天的,裤子破了、浑身满是泥浆。小孩的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打一下,那孩子咧着小嘴满脸鼻涕眼泪,被敲一下走几步、然后站住大哭,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又站住哭……刘春雷一开始觉着好笑,可笑着笑着就突然想起自己的娘了,想家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树上,准备开溜。当时部队的驻地离南宫县不远,他的兜里还缝着两块大洋,只要能骑上马,第二天就可以到家。

      那天是崔连喜负责遛马,小八路年少单纯,丝毫也没察觉哨兵脱岗是想要开小差。他拿着两个大红薯,一个劲地央求刘春雷帮忙——小家伙不会烤红薯,而大刘是厨子出身、烧烤技术娴熟。

      “幸好幸好,那两个红薯救了我一命”。

      过了没多久,参谋长来查哨,发现枪挂在树上哨兵却不见了,急忙四下寻找,看见两个战士在地头刨坑烤红薯,就把刘春雷骂了一顿,并没往别的上面想。大刘只好接着去站岗,逃跑的计划暂时取消。

      39年2月19日是农历新年,刘春雷起得很早。

      那一天,129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莘县赵官村附近,不远处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整得挺热闹,把一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天不亮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春节嘛)。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镇去买,因为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侦察骑兵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要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喘着粗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外面放了几道警戒,鬼子怎么来得了?

      可是,这不是玩笑。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真的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但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二百多。大家连忙向团长报告,梁俊亭拿出地图仔细查对,才发现侯洪臣参谋把宿营地点和警戒位置都弄错了(算上漳河店战斗,他是第二次把情况搞错了),师部机关居然在警戒圈的外面!

      团长和政委都吓傻了。赶紧兵分两路,那一边,由王振祥政委带着两个连去保护师首长。当时,师部机关的人还以为四周的枪声是在放鞭炮呢,一点转移的准备也没做,刘邓首长差点没被鬼子堵在村子里(邓小平政委大发雷霆,把王振祥臭骂了一顿);这一边,梁俊亭团长命令骑兵二、三连和斥候队紧急集合(斥候兵动作最快,大家早已经起床了,等着放鞭炮呢),带着队伍朝着鬼子来的方向迎上去。

      走了不到二里地,遇上日军了。骑兵们立刻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骑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听见枪声就想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大刘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与敌先头部队的二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但是,这样的态势对我军很不利,因为很快就要天亮了,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师部。

      打了一会,天色渐渐亮了,可以看见远处的日军越来越多。梁团长急了,举着马刀喊:“共产党员跟我上!”,紧接着,一群战士跟着他跳上战马,冒着弹雨兜了个弧线,斜刺里冲向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的进攻方式,逼迫敌人后续部队过早展开战斗队形,为师首长的撤退争取时间!

      大刘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和崔连喜趴在地上进行掩护射击,看见颜胜才冲上去了、刘金魁也冲上去了,心里十分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一个月后,刘春雷就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申请。

      二百名骑兵战士阻挡了日军一个大队近两个小时,师部机关和首长们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个多小时,有四十六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清晨。这其中,也包括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骑兵侦察员。

      “他们俩都是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民兵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春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129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

      有一天,四连班长胡彦明在遛马的时候发现一伙鬼子,他也真够勇猛的,单枪匹马就和敌人干上了,当即打死领头的日军少尉,缴获了手枪、地图和望远镜。这下子他可出名了,立了大功、戴着红花和刘伯承师长照相,《抗敌报》的记者还说要把他的事迹登在报纸上。战友们羡慕极了,刘春雷也因此打消了开小差的念头——都是一起参军的,别人杀敌立功出风头,自己却跑回家去当逃兵,多没面子。

      4月初的一个傍晚,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舞刀弄枪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印象不错,不仅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聊城、阳谷、东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收编的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上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极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他这人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可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我抗日武装,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统战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打了三十军棍才放掉(幸亏王永元装哑巴不说话,陈玉怀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命就难保了)。

      王大队长遍体鳞伤地回到骑兵团,二连的战士们一看老连长被打成这副模样了,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要去报仇。王永元是陕西延安人,和四连长李树茂、一连长许得和是同乡,再加上王连长这人平时也挺豪爽(刘春雷手里的汉阳造就是二连送给新兵的),于是各连都吵着要为他出这口恶气,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骑兵团当时的任务是护卫师部机关,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暂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俊亭团长也觉得应该教训一下反动地方组织,提出派两个连出击。王振祥政委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只好建议由二连和团部的斥候队去打一下,适可而止、快去快回,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春雷参加了这次出击,随部队连夜急行四十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个大土围子里面,外面有寨墙、壕沟,里面有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极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涌出来追,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大家的速度还真快,不一会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大队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这个连的老底子是原甘陕红二十六军的骑兵连,1933年在陕西三原建立的)。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们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压制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惨了。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大刘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他用军刀去刺一个高个子,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他也从马上给带了下来。

      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刘春雷做出什么反应,人家就丢下武器、抱头跪着了。不一会功夫,大刘的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他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踏,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了冲进去,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老陈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当,让八路两个小时就砸了个稀巴烂,这土匪豪强闻讯之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八路军骑兵威名远扬,老百姓纷纷传言:“八路的战马练过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不错。“聊阳阿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很高兴,骑兵们也得意,大家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大吃二喝、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骑兵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更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政治整风了。

      关键词(Tags): #骑兵团(landlord)
    • 家园 骑兵团(四)

      在班长的“帮助”下立了功,刘春雷却并不觉得开心。

      胡彦明新官上任,对班长的职责看得很重,无论内勤外勤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从早到晚催促着做这做那,把全班人搞得手忙脚乱,大家都觉得不痛快。私下里,胡班长还要求大刘多注意战友们的言行举止,发现什么不良苗头就及时向他汇报。“这不是让我当奸细么?”,作为师弟兼部下的刘春雷觉得很别扭。

      10月的一天,大刘在营地外面遛马,遇见了刘金魁。整编之后,“川老汉”就进了斥候队,这时候,他身穿便衣、手里捧着酸枣啃得津津有味:“大刘,我们那里缺人手,你愿意来不?”

      “愿意,愿意啊”

      “那好,我帮你说说去”

      第二天就接到团部命令:抽调刘春雷同志担任斥候骑兵。

      斥候,也叫“远端前卫”,任务是在部队行进时担任越前搜索、驻营时担任远方警戒。斥候骑兵兼有袭扰、钳制、侦察、通讯支援的功能,用大刘的话来说,就是“干骑兵游击队的活”。

      刘春雷能当上斥候兵,首先因为他是冀南当地人,情况熟悉;其次是他骑乘技术好,上马下马一溜烟,有着“抢毛巾”把韩猛子拽下马来的成绩;再加上他刚立了战功,表现不错、够勇敢。

      一般情况下,骑兵很少分散行动。但斥候兵就不同了,经常三五成群或者单枪匹马地在外游荡,当时有句话:“吊儿郎当通信兵,东游西逛侦察兵,吃香喝辣勤务兵”,这“斥侯骑兵”的活动空间更大,出了营地就象是放了羊,如果管理不严可不得了。所以,骑兵团在挑选斥候兵的时候就规定“五不要”:在旧军队当过兵的不要、干过土匪的不要、吸过白面的不要、有流氓习气的不要、身体弱胆子小的也不要。

      斥候队归团部直属领导,由团参谋长兼任队长、政治处主任兼任指导员,战士们出勤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工作。出任务时必须遵守“六不准”:不准杀人、不准抓人(即使证据充分,也要交给上级或地方政府执行)、不准罚款、不准纳捐、不准缉私、不准没收东西。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维护部队形象、对人民群众客客气气,否则就是犯了军纪,回来是要受处分的。

      斥候骑兵通常是三个人一个小组,可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却是四个人,除了刘金魁、颜胜才(42年牺牲),还有个十五岁的小战士崔连喜(42年牺牲)。

      还是在南宫县的时候,骑兵们去看“火线剧社”(吕正操部队的剧团)演出。开演之前照例是首长讲话,陈再道司令员满嘴的湖北口音,除了“打、打、打”、就是“抗战到底”,十句话中有五句半听不懂。

      听不懂也鼓掌,鼓完掌就看戏。演的是话剧《雷雨》片段,台上的人激情投入十分卖力,台下的人却看得稀哩糊涂——这又不唱又不跳的,老爷少爷太太丫鬟,搞的是什么把戏?

      《雷雨》过后,总算有好看的了——舞台上挂着老大一张地图,一个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地冲上来,把写着“沈阳”的一块撕了,有个小姑娘拦住说:“不许撕!滚出去!”,鬼子用刺刀把她打倒,把“沈阳”嚼巴嚼巴咽了下去。接着又撕“东三省”,又撕“北平”、“南京”……每次都有小娃娃上来拦阻,每次都被鬼子打倒。不一会舞台上的小孩子就躺倒了一大片,日本兵把这些地方全吃了(这演员也够辛苦的),眼看就要撕到写着“南宫县”的冀南一带了,台下的观众齐声高呼:“不许撕!小鬼子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台上跳出一个腰扎宽皮带、手拿木头枪、眉清目秀精神抖擞十分可爱的八路军小孩,大喝一声:“咄!住手!冀南陈再道在此!”,然后三两下就把鬼子撂翻了——这小家伙就是崔连喜。

      小崔干掉鬼子兵,把手枪往皮带上一插就开始做报告,讲的还是刚才陈再道说的那一套,字正腔圆,大伙都能听明白。讲话完毕,大家鼓掌,心说“假司令讲得比真司令好听”。陈再道司令员也很开心,上台去和“小陈再道”握手,小崔趁机要求参加八路军骑兵团,邓永耀政委当即就把他收下了。

      崔连喜是骑兵团“列宁室”(相当于俱乐部)的干事,他跟随斥候队行动是为了更好地宣传群众。

      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派部队寻机出击,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县长、县委书记,这叫“开辟局面”;如果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共产党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敲打他一下,“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派来几支人马,驻扎一阵,这就是“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征收军粮。

      征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杂牌武装,地方豪强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随后,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以后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游击区的国民党顽军),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都是指着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匪顽的欺压也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征收粮款,不仅要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根据地创立之初,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系还不完善,骑兵团的粮草征收工作主要是由斥候兵完成的。刘春雷最头疼这项任务,“征军粮就象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必须胆大不害臊才行”。大刘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崔连喜还帮助刘春雷练习口才。先编好说词,跑到高粱地里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是到了地方,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老乡家的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几次三番以后,说话的事就交给别人了,大刘只负责写字。

      刘春雷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地主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斥候骑兵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收走了。工作队长说不可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伪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通报:“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斥候们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征来的粮食都藏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骑兵团派民运干事来运送物资、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群众。老百姓高兴了,老人们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要、鬼子也要,想得到粮食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这么争来争去,征收军粮的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39年麦收的时候,斥候队二十多个人跟着团参谋长徐国夫(开国少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出任务,半路上碰到个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的日伪军出动了七辆卡车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麦场上呢。徐参谋长一听,立刻通知部队帮助老乡抢收、抢藏,自己则带着刘春雷他们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国夫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一会,敌人车队来了,斥候们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汽车打趴下,后面的车子也堵住了。日本人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参谋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日本兵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乡们对鬼子汉奸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实施奔袭、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冲过去,手起刀落、真象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便宜过,鬼子汉奸听说骑兵队就头痛。

      刘春雷记得,有一年他参加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么?

      其实,抗战初期的129师骑兵团只是个小团(全团四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每个连九个班,每个班九至十二人,这叫做“小团大连”),所谓骑兵也只是“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杀伤效果。

      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象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需要边摸索边总结,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所以一时半会见不了成效。象大刘这样的新兵,开仗的时候能跟着班长跑就算不错了。

      因此,在38年、3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路军骑兵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牵制和消耗敌人。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速度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再道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距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组织成熟之前基本上是由斥候骑兵完成的。

      开始的时候动作简单。刘春雷他们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着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完事。可没想到,天亮以后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一阵,把电话线全都接上了。得,第二天还要再去。

      第二次去就认真多了,把一根杠子绑在电杆上,横着象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电杆子倒了、电话线也扯断了,再把电线杆锯断。大家很得意:“哼!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到天亮,坐摩托车的鬼子开来一看,不行,回去,又开来大汽车,忙乎好一阵,埋上新电杆、又把电话线接上——八路骑兵傻眼了。

      当时,八路军围攻一个据点通常要花四五天的时间,因此上级的命令是要让敌人的通讯中断五天以上。可是,这小鬼子的动作也实在是太快了,几个斥候骑兵玩命地锯电杆、割电线,日本人最多三天就能恢复,而且敌人还加强了巡查力度,发现有人在线路附近转悠就打枪。几个回合下来,大家的嘴上都急出了火泡。

      一次,几个斥候骑兵到金滩镇(今邯郸大名境内)破线,天刚黑,卫河渡口上的电灯“刷”的亮了,“川老汉”刘金魁没见过这新鲜玩意,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刘春雷好心告诉他:这电灯和电话一样是用电线连着的,没啥了不起……不料刘金魁气急败坏地说:“既然没啥了不起,你怎么不把电线破坏了,只会吹牛不会办事”。

      这句话把大刘气坏了。闷了两天没言语,还真让他憋出了个主意——再去破线的时候,其他人在电线杆上套绳子、用两匹马拽倒(这样搞虽然动作快,可是很伤战马),刘春雷不跟着干,他找个地方爬到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

      天亮以后鬼子又来了,忙乎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

      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写标语、贴布告、发传单。

      抗战时期,地方政府和军区各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却不同,都是根据地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其中《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的传单就认为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活动就方便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胆子小,把传单藏在袖口里、混进乡村集市,趁人不注意就偷偷塞到箩筐里面,要不然,就是半夜在老乡家的院墙上贴布告。结果是影响不大后果却不小——鬼子下令发现谁的筐里有传单就没收东西、发现谁家墙上有布告就烧房子,搞得老百姓都怕了八路军的宣传品,见了传单就躲、见了布告就撕。

      后来,大刘他们就豁出去了,直接进城,把传单撒进伪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讲究的是胆大心细,先把马匹藏在城外、身着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刘春雷一年里进过二十多趟县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有时候也大张旗鼓地行动。有一次去鲁西的东阿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还剩下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有十几个狗腿子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到他家去。

      崔连喜年纪小、刘金魁没心没肺,俩人都爱凑热闹。小崔在布告边上写了个顺口溜:“狗汉奸,丧天良,不认爹,不认娘;帮鬼子,害老乡,日后没有好下场”。刘金魁说:“加一句,老狗日的不得好死”。

      崔连喜说:“那样就不压韵了”

      “不压就不压,过瘾就行,就这么写”

      于是就添上了这句粗话。

      斥候骑兵带上布告,穿戴整齐、全副武装,直奔恶霸大院而去。刚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金魁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崔连喜把布告、顺口溜和那句“不得好死”的诅咒都贴在门上。

      骑兵们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

      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斥候骑兵的另一项工作是乘骑侦察。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靠得是胆大心细,稍不留神就会中埋伏,甚至让敌人活捉了去。通常情况下,八路军士兵作战时能携带30发步枪子弹算是很不错了,可乘骑侦察的出勤装备是80发。因为要做骚扰射击、警戒射击、示警射击,弹药消耗特别大。

      卫东战役时,大刘和刘金魁执行任务时要过卫河,刚到河边就发现不远处有一群敌人在吃饭。当时那个季节河水还很浅,刘金魁图省事:“冲,一下子就过去了”,说完打马就往河里跑。他冲在前面,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窜到对岸不见了,可跟在后面的大刘却倒了霉。

      这个河段的河沙特别细,象淤泥一样,刘春雷的战马腿短、个子小、爆发力也差,结果就被陷在了河中间。敌人嗷嗷叫着追过来,大刘平时是很少打马的,这时候也顾不上了,抡起鞭子拼命地抽。战马“公鸡”被打急了,挺了几下终于挣了出来,冲到岸上,这才跑脱了。

      “好家伙,马一身水,我一身汗,全是急出来的呀”,“要不是敌人想抢马、要抓活的,我那回肯定玩完了”。

      关键词(Tags): #骑兵团(land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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