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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汉字的功效，一个代表代表与羌姜之辩 汉字的功效，一个代表代表与羌姜之辩
汉字改革进行过很多次，中共建政以来，就发布过三次改革方案。记得这第三次改革方案发表的说明文字里，有这样一说：其中某几个字是从河南的一个采石场里收集来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云云。前两次批评的不多。这第三次就吵翻天了。三十年前的中国与今天可不是一回事，有人要说不，那真是忍不住了。理由如同需要“政治正确”的美国一样是很堂皇的：那个时代手表是财富的象征，去北京开会的人民代表是绝对要戴上海牌手表以彰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按照汉字新方案， “一个代表戴表” 就会被简化成“一个代表代表” 。学究们当然就不高兴了，不过也没有谁提河南的采石场的贡献。没有几个月，英明领袖华主席又让把第三次改革方案收了回去，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其实这也就是汉字改革实践的底线，就是语音可以有歧义，但文字不能有歧义。华夏先民总是对着有限的语音制造着不同的汉字来传递特定的讯息，以至于有着同样语音汉字可以用来传达完整的意思。举一些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努力：
赵元任著有ＳＨＩ文：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另有ＹＩ文：羿裔熠,邑彝,义医,艺诣。熠姨遗一裔伊，伊仪迤，衣旖，异奕矣。熠意伊矣，易衣以贻伊，伊遗衣，衣异衣以意异熠，熠抑矣。伊驿邑,弋一翳,弈毅。毅仪奕，诣弈，衣异，意逸。毅诣伊，益伊，伊怡，已臆毅矣，毅亦怡伊。翌,伊亦弈毅。毅以蜴贻伊,伊亦贻衣以毅。伊疫，呓毅，癔异矣，倚椅咿咿，毅亦咿咿。毅诣熠，意以熠，议熠医伊，熠懿毅，意役毅逸。毅以熠宜伊，翼逸。熠驿邑以医伊，疑伊胰痍，以蚁医伊，伊遗异，溢，伊咦。熠移伊，刈薏以医，伊益矣。伊忆毅，亦呓毅矣，熠意伊毅已逸，熠意役伊。伊异，噫，缢。熠癔，亦缢。
再举一例ＹＵ文：于瑜欲渔，遇余于寓。语余：“余欲渔于渝淤，与余渔渝欤？”余语与瑜：“余欲鬻玉，俞禹欲玉，余欲遇俞于俞寓。”余与于瑜遇俞禹于俞寓，逾俞隅，欲鬻玉于俞，遇雨，雨逾俞宇。余语于瑜：“余欲渔于渝淤，遇雨俞寓，雨逾俞宇，欲渔欤？鬻玉欤？”于瑜与余御雨于俞寓，俞鬻玉于余禹，雨愈，余与于瑜踽踽逾俞宇，渔于渝淤。
说它们是极端，因为日常生活是不用这么费神的。这种汉语言文字才有的游戏可能是举世无双的。红楼梦问世以后，给无所事事的满清文人提供了消食的平台。红楼梦里面的两个客串的角色：贾雨村与甄士隐。分别被解构成了“假语存，真事隐” 。于是文字游戏在红学家手里变成了学问，那个红学家不索隐？索隐的好处是省事，省时又省力。前一段时间，流行电影《圣杯》就是得到了红学家的真传。到了如今，索隐已经不再是红学家们的专利了。在讨论华夏上古文明的时候用得特多。加上大家都认识汉字，愈发有功效。
有很多人相信古羌人孕育了华夏先民。远古的事情要证明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考古证据，历史记载，等等。但是“羌” ，“姜” 都从羊，这种文字上的关联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有一种说法是“羌”即牧羊之男，“姜”即牧羊之女。如果这两个汉字真是这样起源的话，有一个问题就必须回答。因为从古代氏族社会的发展模式来看，母系氏族是先于父系氏族出现的，即前者是源，在先。而古羌人是流，在后。古羌人应该是古代姜姓的延伸产物才对，而不是古羌人孕育了华夏先民。
现在的羌人，从血缘上看，据说男性的基因型与棕色人种相近，与现代的汉民族男性不同；而这两个族群的女性则有一致性。因为羌人族群较小，容易受到外来干扰，今天羌人的基因型与古羌人的基因型不一定相同。如果这种基因型就是历史的真实，看起来农耕文明的华夏先民在与游牧的棕色人种打交道的时候，更多的是扮演“羔羊” 的角色，于是有了“姜姓” ！今天羌族使用羌语，虽然羌语被看作是汉藏语系的成员，但羌族语言跟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日语有诸多相似，据称，羌人能听懂大约一半的日语。羌族人的床，形式像榻榻米，发音也是“ＴＡＴＡＭＩ”。现代羌人的基因型与语言更象是融合的产物。那么古羌人又怎么样充当其它的族群的始祖呢。这样的融合族群象串珠一样分布在农业文明与牧业或渔猎文明的接合部，藏人，蒙古人，满州人，朝鲜人，日本人，等等，只是成色不同而已。
唐代《梁书》的作者姚氏父子就是羌人之后，他们家族改姓姚的理由是他们的先祖是舜帝的儿子。当然这可能是附会。也不能否定这里包含有历史的真实，即古羌人受到来自东方的挤压。羌族史诗《羌戈大战》是这样描述的：川西北的羌人原来居住在西北大草原，后来因为外族入侵，不得不西迁。《山海经。海内经》有载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氏生氐羌。氐羌乞姓”。就强调了氐羌是从其它族群衍生来的。
看看金文与甲骨文的羊字。一对象水牛角一样的羊角，看起来更象是一对山羊角，与牧业文明宠爱的绵羊不那么相关。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养山羊，姜姓的炎帝是农耕族群，他们可能也养山羊吧。古代的巴人就很喜欢羊，他们的羊看起来就是山羊。所以不能把羊当做游牧族群的充分条件。
图腾是族群文化的比较原始的产物，继承性也非常强。羌族的图腾是猿猴。与华夏先民之龙，凤或虎等一点都不相关。总的说来，要证明古羌人孕育了华夏先民，还有很多事要做。产生文字上关联的原因很多，只能是某种假说的提示，而不能当作假说的证据。
元宝推荐：王外马甲,家园 汉字简化是方向。汉字异化是歧途。 那第三次文字改革，俺正上小学。和我那不保守的老爹，守着报表简化字表的报纸，认真学了好几周。
说实话，这第三个方案，实在过了些。矽藻兄弟举的代表代表是语义歧义。单纯文字简化本身，也已经击穿六书八法的底线。那不是简化，是异化。还不是异体字的异化，是我非我的异化。
上大学时玩过一阵儿速记。感觉上，各种速记本质上仍然是拼音化，而拼音化本身不符合汉语本质。速记最终不能推广，除了录音技术上的发展，本身之缺陷也注定了命运。
到加拿大后，遇上多伦多繁体字中文教育转简化字，两个阵营又吵起来了。俺适逢其会，发了几篇文章，当然是挺简化字。
汉字简化是方向。汉字异化是歧途。
家园 兄台啊，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就好了 不然让俺这种脑子不太清楚的人看起来比较迷糊。
不过第二三套简化字方案很有趣的说。对于一个成年非文盲的人来说，看二三套简化字总表有开发智力的功能。
家园 仅尊教诲，跑题了， 已经发了一“姜羌”贴，以后慢慢补。
家园 姜羌男女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羌”即牧羊之男，“姜”即牧羊之女。如果这两个汉字真是这样起源的话，有一个问题就必须回答。因为从古代氏族社会的发展模式来看，母系氏族是先于父系氏族出现的，即前者是源，在先。而古羌人是流，在后。古羌人应该是古代姜姓的延伸产物才对，而不是古羌人孕育了华夏先民。这个说法是来自甲骨文。在甲骨文里，羌是男羌，姜是女羌，与父系母系氏族不太相关。这个可以参考姬姓的发展史。姬姓男子后来分出很多氏，但姬姓女子保持姬姓。
关于“古羌人孕育了华夏先民”，这个说法。。。很多学者认为姜跟羌是同一血统来源，而姜姓，它因为炎帝族而声名显赫。炎帝嘛，目前大部分中国人都跟炎帝族有血缘关系，这么倒追上去的话，貌似也不能说是羌人孕育了华夏先民，只能说是羌人与我们同源
而姜和羌的这个同一血统来源是什么呢？呵呵。
家园 古代羌人之后应该是现在的藏族吧 家园 同意。 家园 羌，说文－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也。 后汉书－西羌传 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
有传说以为羌人早居于西北，炎帝即生于姜水，以姜为姓。学术界以为姜姓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的一支。
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殷商时期羌人活动的情况。其时，羌为殷商众多方国之一，又称“羌方”，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陕西西部、山西西南及河南西北一带。殷商之初与羌人又密切关系。如《诗·商颂·殷武》中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说羌人已经为殷商所臣服。商朝多次对西羌用兵，掳掠人口以为奴隶，多有逃亡，故而甲骨文中有：“追羌、执羌”之记载。另外一层意思就是羌人已经成为商奴隶的主体，成为奴隶的代称了。周时，西羌中的姜人原与周先人比邻而居于渭水支流岐水流域，故《水经注·渭水》说岐水“东径姜氏城南”，故称羌水。周人先祖“弃”相传为姜人之女姜嫄之子。周人与姜人时代通婚，如武王妃邑姜，成王妃王姜，都是姜人之女。周朝建立之后笑分封不少姜姓诸侯国，如齐（太公封地）、吕、申、许、纪、向、州、彰、厉等。这一部分姜人都融合与华夏诸族中。
东周时，西戎中的姜戎和义渠戎原系羌人。为秦、晋融合。
两汉时，羌人事迹多载于史籍。南北朝时，五胡十六国时，羌人姚苌继前秦后建立后秦。隋唐时，不断有羌人新部落崛起。如党项羌、白兰羌等。唐初，吐蕃兴起，势力东渐至诸羌，除党项羌大部分迁往今宁夏、甘肃以及陕北并建立西夏政权外，其余周旋于吐蕃和唐之间，其后多融合于吐蕃。仅有的今天四川岷江上游这一部分前人，由于多种原因延续至今。另外今天康巴藏人中的木雅人也认为是党项羌后裔，据《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唐时，吐蕃东侵，党项“其故地陷入吐蕃 ，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新唐书•党项传》也有“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的记载。所以木雅作为一个族群名称，它始于唐代吐蕃时期；“木雅”是由党项“更号”而来；“木雅”是吐蕃对被其役属的党项人的称呼。
木雅与党项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在今天的木雅藏族的文化中仍有较为清晰的反映。例如，在宗教上，藏传佛教虽然已成为木雅藏族的主流信仰，但木雅藏族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也保留着党项人古老的白石崇拜之习。只要走进木雅地区的村寨，便可看见每户人家的房顶四角都还堆放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白石头。在语言上，木雅藏族对外皆使用藏语康方言，而在其内部则主要是使用自己传统的语言——木雅语。在服饰上，木雅藏族的衣着也是典型的藏族服装，如被称之为“藏靴”的弯尖软底皮鞋、长袖系腰带的长袍等。但木雅藏族妇女另有将长辫盘于头上，用一块黑布或兰布叠成瓦形盖在头顶，然后用辫子在头上绕上几圈，将其固定在头顶之习俗。而木雅藏族男子则喜欢用红头绳将长辫盘于头上，腰间横别一把长刀，显得英武异常。在居住方面，木雅藏族善长垒石建筑，房高数丈，一般三层，底层养畜，楼上堆物住人；康北藏区十分典型的木结构“崩空”房在木雅地区几乎没有。在生产方面，木雅藏族以农业为主，而兼有畜牧业。历史学家们认为，木雅藏族的这种生产方式和衣着服饰，以及“累石为室”的居住习俗，仍是党项文化之遗存。
家园 又一部分说明：党项一部融合蒙古 一部融合汉 一部分融合藏。 西夏从李元昊建国，历十帝，传国近两百年，为蒙古所灭。留在原地的党项为蒙古贵族统治，逐渐为其他西北民族融合，东逃一支如宋，定居今天河南西南部，后来与汉族融合。另外一支南渡洮河经过松潘草地，沿金川河谷南下，到达今天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又存在了四百七十多年，即“西吴甲尔布（王）”的传说，据传西夏国灭亡后，一支以党项人为主的队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方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与蒙元王朝并行存在一个世纪之后，明初曾参加助讨明玉珍，立有战功，1408年（明永乐六年）被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因嗣绝停止世袭。木雅地区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或谓此边裔小政权“无异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的比较纯粹的后裔”。二是据藏文史籍载，西夏国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王族曾经迁到了西藏的后藏地区，后来又同藏族溶为一体
元朝称西夏为河西，或称唐兀，视同色目。政治上给予优厚待遇。故称西夏遗民为唐兀人。元朝在西夏地区征调军队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由西夏人专门组成的军队，称唐兀军，设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由党项人任职。镇戍军为地方性驻军，如元末的庐州戍军“一军皆夏人”。无论是留居西夏故地的党项人，或被元朝政府派遣到各地做官的党项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在他们中间发生了改姓易名，甚至改变族属的情形。远离西夏故地的党项官吏，屯军的士兵由于环境的改变，在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乃至心理状态等方面也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今遗存于甘肃省酒泉县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载了在元朝任官职的党项人举立沙家族相传6世130多年的活动及其世系。从一世举立沙之后己不用党项人名而改用元代蒙古人习用的名字。河南濮阳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与当地发现的杨姓族谱，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城东柳乡杨十八郎村等10余个自然村中的3500多杨姓居民为西夏凉州土著唐兀氏的后裔，有人认为其民族成分应是党项族或藏族。安徽发现的《余氏宗谱》记载了元末为官的党项人余阙一系相延至今已延续27世的渊源继承关系。在四川、贵州各地也发现有《余氏族谱》。如西昌礼州和合江焦滩的《余氏族谱》均记为蒙古族，在犍为也发现同样的名为《蒙族源流》的余氏族谱。有人认为四川余氏的来源“极可能与元人余阙有关，而与元朝皇室无涉”。说明元代党项人或唐兀人被后人认为与蒙古人等同，也反映了党项族在元代的演化过程，有一部分党项人后来变成了蒙古族。元代移居安徽庐州的党项人余阙，对当地来自西夏故地的戍守士兵，深虑在异乡的“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但同时也承认即便在西夏的故土上，“亦莫不皆然”。寄希望于元朝政府派遣官吏到河西去恢复党项旧俗。但是民族融合与民族消失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他们今天已成为汉族或其它各民族的成员之一了。
家园 较为详细的党项去向。 十至十三世纪期间曾先后在北中国建立国家的契丹、党项和女 真族，经过七八百年的历史变迁，早已不复以单一的民族形态 而存在，但他们的遗裔却并非毫无踪迹可寻。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 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 再也不见于载籍。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 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 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 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 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 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 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 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 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 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滨、史金波 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 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1983年，汤开建发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一文，对此碑内容提 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碑的碑主应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贵族之后。从汤文提供的史料根据来看，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
（二）四川的木雅人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 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传说，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 、“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 。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 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迄今为止，我们对木雅人，尤其是对木雅人历史的了解还很有限，可以说木雅人的谜底至 今尚未揭开，比如关于西吴王的推测就主要是建立在传说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过 程也是党项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余地。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 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 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 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余人，他们今天都 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这一调查结果为研 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 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 《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余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 》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 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 ”。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 ，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 ，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余万之众。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余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余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乾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家园 真是好文！ 踏实，理明白。爱看这样的原创，不爱看臆想居多的维族纯血统之类的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