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抵抗者(上) -- 王外马甲
家园 抵抗者(下,完) 先解释一下：
虽然水族有自己的文字——水书，但“水书”仅有四百多个符号，而且与水族的语言不匹配，其实是无法用于日常沟通的。所以，水族人记帐本、出通告、甚至写自己的名字都必须使用汉字（当然这名字也是根据水语“音译”的，比如“潘晓”有时候就写成了“潘兴”或者“潘先”）。
在当时的石板寨，潘秀辉是“文化人”，潘发也懂得汉字（85年，政协委员“潘老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语句很通顺），所以，寨墙残垣上的“抵抗者”的名字大概是出于这俩人的手笔。
其实，石墙上的抵抗者的签名由谁代笔并不重要，抵抗的意志是以自己的生命写就的，它铭刻于人们的内心，这是永远也不会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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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4日，日军开始从独山撤退。
日本人宣称自己已经达成了军事目的，可以班师凯旋了——这理由基本上说得通。因为对日军而言，进攻贵州的行动原本就是“计划外”的任务，什么时候停止前进都是可以的。
但其实，日军的撤退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日本军国主义有个方针，叫做“以战养战”——说穿了，就是日本军队要靠抢别人的东西来维持军需供应——这个方针一方面使得日军成为世上少见的野蛮队伍，另一方面也给日军自己的行动造成了困难。这种困难在富饶地区还不太明显，一旦到了贵州这样的贫困山区，难处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旭军”是于44年5月份投入“一号作战”的，这时已到了冬季，可他们的士兵却还穿着夏天的军服。冬天，贵州的气候比广西冷得多，山区的湿气非常重，日本人在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地方被冻得够戗，只好去抢难民的衣服穿。于是，各路鬼子兵的装扮都变得花花绿绿，以至于美军的侦察机在空中都无法分辨哪些是军人、哪些是老百姓。
贵州的农业比较落后，时至今日都无法实现粮食自给，更不用说战争时期了。但在抗战期间，贵州不仅要向前方提供兵源（全省总人口1050万，征兵实额46万），还要为内迁的机关和学校提供物资保障（仅独山县城内，可查的内迁单位就有六十二家），外来人口的剧增，使经济环境面临崩溃。遇到“黔南事变”，大量军队和难民在短时间内涌入贵州，立刻就造成了粮食紧缺。省城贵阳的集市上，一件苏绣旗袍换不到一个玉米窝头，其他地方的困境更是可想而知。
另外，贵州是西南地区唯一的没有食盐资源的省份。在当时当地，从老百姓的家里找几坨鸦片很容易，想找到一点盐巴却十分困难——而日本人事前对这个情况毫无准备。
所以，日军进入贵州以后，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军粮补给。最先进入独山的13师团104联队，翻遍全城也没抢到粮食和食盐、只找到了几麻袋白糖，气得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哇哇叫，无奈之下，104联队只好喝了三天的糖开水。于是，当其他日军联队陆续到达独山时，面对满城大火，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立即前进，或者立刻撤退。
想前进，有困难。
一方面，前方的都匀城已经被烧毁，再往前走也找不到粮食；另一方面，国军13军和29军在马场坪一线布置了防御，29军的阵地距离独山不到三十公里，日军即便能够冲过这些防线，估计也差不多要饿死了。
于是只好撤退。
29军的军长是孙元良。
这几年，老孙头经常被网友们奚落，说他是“飞将军”什么的，但马甲我却要在这里帮他讲几句“好话”——孙元良在“黔南事变”中虽然没怎么打，却也没有逃跑，他和石觉（13军）把三万多人马摆在阵地上，最后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还算是有功劳的。
讲完好话，再说坏话——孙元良这家伙太喜欢吹牛，他说的话大多和史实对不上，有些离谱。比如，29军有个所谓的“黑石关大捷”， 就是孙军长自己吹出来的。
黑石关距离独山二十五公里，当时是 29军91师（师长王铁麟）的阵地，阵地左侧271团、右侧273团、272团是预备队。孙元良也在阵地上，另外还有独山县长孔福民带领的保安团。
当时，企图进攻黑石关的日军是13师团的工兵第13联队（联队长石川省三中佐），问题是，在日军和黑石关之间还有三四千难民，日本鬼子一进攻，老百姓就往阵地上跑。关隘上的29军喊“站住”，百姓哪里站得住，于是国军就开了枪，当场打死三百多、打伤了千余人，一时间，黑石关前满是趴在地上号啕大哭的老百姓。
日本鬼子看见国军的“抵抗”这么坚决，知道一时半会冲不过去，自己就退走了。
站在国军的角度，枪杀“袭扰阵地”的难民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只要是个军人，都应该觉得这件事不大光彩——可孙元良却不这么想，他愣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阵地上明明是一个师，他说自己只“带领一个团”；敌军明明是一个工兵联队，他说敌人有“两个联队”；伤亡惨重的明明是中国的难民，他却对记者说“我军毙敌两千多”。名记者何毓昌知道孙军长素有吹牛的习惯，给他的讲话打了折，写成“歼灭日寇两三百”。于是，“黑石关大捷”就这么吹出去了。
1944年，40岁的孙元良编造了“黑石关大劫”（这是老百姓的评价），到了2004年，100岁的孙元良居然还在吹嘘这场无中生有的功绩——只能说明这位长寿的国军将领从来就没有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眼里，真够混蛋的。
日军占领独山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洞口大爆炸。
“洞口”是独山城东的一个溶洞，洞里是“军政部兵公署44工厂”的炸药仓库。国民党军撤走的时候，大门是敞开着的，难民们不知道仓库里装的是炸药，就跑进山洞里住了下来。12月4日上午，日军104联队在城里大肆抢劫，难民见状就往溶洞里躲，鬼子兵点着火把追进洞里，结果就引起了大爆炸——洞口塌了，附近的房屋全都被震垮，巨大的声响几十里外都能听见。
这场爆炸炸死了多少日本兵，不知道。日军的说法是11人，中国方面的猜测是“上百人”，众说纷纭，现在还有“专家”在研究。可是，究竟有多少中国老百姓在这场爆炸中死于非命，却从来没有人愿意统计过。
可以肯定的是，被炸死的中国人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兵，这些人都是难民——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籍贯，只知道，他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一步步走到这里的。他们曾经历经磨难，他们曾经渴望着能够逃脱侵略者的魔爪、得到自己的军队的保护，可是，在这里，他们被自己的政府抛弃了，最终含恨死去，连一块墓碑也没能得到。
1944年12月6日，日军全部撤离独山。12月8日，国军第29军进入一片废墟的县城，宣布“收复独山”。
这以后，日军一路向广西方向撤退，国军则不即不离地跟在后面。虽然没打什么仗，却可以够陆续收复失地、接连宣告“大捷”，真是得意极了。
可是，12月10日，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突然在荔波县城停下来、不走了。这让跟进的国军将士们感到很棘手：打吧，怕惹来其他日军部队；不打吧，又被鬼子挡住了“反攻”的道路。他们只好守在县城外面观望，心里十分纳闷：这伙日本兵到底在这儿磨蹭什么？
日军第34联队是在等待本师团的第6联队。
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是唯一没能进入独山的部队。他们在山里转晕了，一直没有找到去独山的道路。但这帮家伙闷着头往前走，结果却跑到了都匀附近的茅草坪，算一算，超过独山约五十公里，居然成为了抗战期间突进中国内地最深的整建制的日军部队。
12月5日，得知日军主力撤出独山，已接近都匀城的松山良政大佐急忙带领第6联队沿原路后撤——这意味着，这伙鬼子兵又要在水族的村寨之间再走一趟，而这一趟，就不象先前那么容易了。
首先，在高山峡谷、羊肠小道上走了六七天，日军的体力已接近极限。鞋子掉了、衣服破了、腿脚瘸了、有很多士兵生了病，第6联队已经无法保持正常的行军队形，只能三三两两地搀扶着前进，还不时有人失足摔下山崖。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的运动能力和作战意志都落入了低谷，走着走着，就有人躺倒在地痛苦的呻吟，要靠别人大声呵斥甚至殴打才能爬起来继续赶路。
其次，沿途的山寨都已掌握了敌情。乡民们早就藏好了粮食和牲畜，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在路口等候日军的，除了机关陷阱、就是弓弩火枪，各村各寨空空如也，鬼子兵若再想抢劫粮草、大吃二喝，已经不可能了。
更重要的是，先前毫无准备、被动抵抗的水族山民这时已全面动员起来。他们组织起各式各样的武装，主动向日军实施攻击，这就使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12月6日，“江月波自卫队” 在丹寨的营上坡袭击第6联队，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一枝、弹药一箱、驮马一匹（但江月波阵亡了）；
12月7日至8日，“九阡自卫军”在板纳寨一带连续截杀日军，夺得步枪十七枝、手榴弹多枚。
12月9日，日军来到石板寨附近，潘文高指挥的“农民联军”又在十里长坡摆下了阵地。
“十里坡”位于石板寨的东面，是个十分险峻的陡坡，山道崎岖、易守难攻。农民联军在这里设置了路障，又把滚木擂石堆放在高崖上，二百多水族战士埋伏在草丛里，严阵以待。
中午时分，日本鬼子来到十字坡前，观察了一阵，大部队停在半山腰，派出十几个人上前清除路障。总指挥潘文高一声令下，顿时，山上的滚木擂石全都砸了下来，一排排复仇的枪弹射向日寇，喊杀声响成一片，十里长坡尘土飞扬、硝烟弥漫。
搬路障的鬼子全被打死了。别的鬼子虽然也有损伤、但大部分都钻进草丛里隐蔽起来。“十里坡”上的茅草很深，双方都躲在草里，坡上的乡民看不见下面的日军、坡下的鬼子也看不见坡上的抵抗者，大家只能瞎估计、乱打枪。
日军的枪法好、经验也足，能够判断出村民射击的方位。潘烂手持“牛尾铳”、刚点了一炮，坡下就飞上来几颗子弹、全打在他的头上，不一会，其他几个炮手也相继中弹倒地。搞到后来，山上的人只是乱开枪、光听见热闹并没有效果，而山下的鬼子却是有的放矢、一枪一个准。没办法，潘文高只好下令停火，等看清楚了再动手。
等了好一阵，日军的人马越来越多，远处的山路上聚集了一大群鬼子兵。潘发说：“糟糕，敌人可能要开炮，要赶紧想办法”，经过石板寨的教训，乡民们对日军的大炮都有点犯怵。
这时候，蒙老拉自告奋勇：“我到坡脚去放火，把日本兵烧死！”，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蒙老拉就背起砍柴刀、揣着洋火，绕小路下山去了。
下午三点钟，山脚下烧起来了。
冬腊月间的茅草十分干燥，遇火则燃。蒙老拉有“烧山开荒”的经验，他选了两个地点放火，刚一点着，火苗子立刻窜起一丈来高，借助风威向山腰上蔓延，很快就把草丛里的日军围住了。鬼子在烈焰中奔走狂叫、抱头鼠窜，山上的农民联军乘机瞄准开火，打得敌人东奔西逃、狼狈不堪。
火烧鬼子兵，乡民高兴极了。可是，开心了没多久，却发觉情况不妙——山火不认人，借着风势、又向农民联军的山头烧过来了——没办法，大家只好转移。
打了半天，还是把阵地丢了，大家都埋怨蒙老拉“放火没水平”，气得老汉直跳脚。
晚上，日本兵架起木头焚烧自己人的尸体，村民们发现，他们把没有死的伤员也丢进火里烧了。夜里，哇哇的惨叫声十分糁人，大家听了直打冷战，都说：“这帮鬼子真是恶魔”。
日军把烧过的尸体剁下来一截带走，其余的就地掩埋了。事后，潘发他们在十里坡附近发现四个大坑，里面有八十九具尸体残骸，也弄不清哪些是被农民打死的、哪些是被日军自己烧死的。
日军突破十里坡、进入了荔波县境，但依然不断的遭到沿途民众的截击。据统计，仅在荔波境内，就有八支水族武装对日军进行了袭扰，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得第6联队的行军队列被拖得很长，掉队的人员也特别多。
于是，潘发和他的伙伴们又埋伏于关隘路口，放过大队人马、专门收拾零散掉队的日军。
12月10日，石板寨的“农民联军第二大队”进行了三次战斗，打死七个鬼子和四匹骆驼（那些骆驼本来是活的，可水族人没见过这畜生，不敢靠近，干脆打死算了），还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军用品。
12月11日上午，轮到潘命到路口站岗。
他正往山坡上走，看见路边上摆着一挺机关枪，“这是谁丢在这里的？”，潘命好高兴，伸手就要去拣。却没想到路边草丛里突然窜出个鬼子兵，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拎着手枪，嘴里呜噜哇啦地叫着，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从潘命的耳边擦过，把他的魂都吓飞了，小伙子急忙跳下坡坎，连滚带爬跑回寨子向潘发报告。大家立刻集合，冲上山去、追击那个掉队的鬼子兵。
一伙人追到山顶，没有发现鬼子的踪影，不禁觉得十分纳闷：“这跑肚拉稀的家伙也能跑这么快？真是奇了怪了”。
就在这时，天上飞来几架飞机——三架小飞机和两架大飞机，转着圈在空中对射。
大伙觉得空战很好玩，于是也懒得找鬼子了，专心看飞机打架。打着打着，一架大飞机起火掉了下来、还有人跳了伞（这是架美军的轰炸机，七名机组人员死了两个），接着，其他飞机就飞不见了。
潘发他们本来弄不清哪边打赢了，突然发现山坡下面有几个鬼子兵又蹦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这才猜到或许是自己这一边打输了，顿时恼羞成怒。于是摸进树林，抄到鬼子的前头打了个伏击，一阵乱枪，把四个高高兴兴的小日本全都送上了西天。
在树林还发现八个国民党兵，询问一番，得知他们是广西人，是被鬼子抓来搬运军需物资的。潘秀辉就指了一条小路，叫他们抄近道返回家乡去。
二十多个水族汉子凯旋而归。走在半道上，潘发家的“追山狗”（产于黔东南地区的猎犬，学名“下司犬”）突然对着坡坎下面狂吠，大家跳下去查看，发现了一个日本军官。
这家伙就是先前和潘命照过面的那个鬼子。也许是因为拉肚子拉脱了水，摔进路边的沟里就爬不出来了。这时候，他倒在地上、被猎犬拖来拖去，知道自己逃不脱，就朝脑袋上打了一枪。
鬼子军官带着一挺轻机枪（没有弹匣）、一把军刀和一枝手枪，身上还有个公文包。后来，那公文包交给了县政府，懂日文的人看了，说这人名叫佳藤重好，二十六岁，是个参谋。
这是石板寨的勇士们消灭的最后一个日本兵。
以后的事：
12月13日，遭受重创的第3师团第6联队终于和第34联队回合。
12月14日，日军撤出荔波县城，12月18日，日军完全退出贵州，一直撤到了柳州、宜山防线。国军各部持续跟进，不断收复失地、不断获得“大捷”。至此，历时二十天的“黔南事变”宣告结束。
45年2月，新任荔波县长刘琦邀请“农民联军”到县城聚会，说是要评功论赏。“庆功宴”上，总指挥潘文高被县政府处死，农民联军被13军缴械。随后，各路水族武装缴获的日军物资全部被政府没收，当做了国军的战利品。
从此，水族人民的抗日事迹长期被人掩盖，很少被外界所知晓。
八十年代初，一个日本旅游团来到黔南，当时，贵州各界对外国人还比较稀罕，所以就由地方官员陪同他们四处参观。旅游团中有个第6联队的侵华老兵，他说，贵州的老百姓很厉害，当年把他们打得很惨，说他们中队只剩下了二十一个人，整个联队也失去了战斗力，回到广西后不得不重新进行整编。他还说，第3师团有个“勇士”渡边总一郎，是个名演员，也被打死在石板寨——这个消息让当地的官员大吃一惊。
于是就请专家查资料，发现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广西会战》中，对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的作战过程有如下记录：“此地苗族性格凶悍，排外性强”，“当地居民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第6联队）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运送伤员以及夜间运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能将骨灰装入火柴盒了……”
至此，社会各界才开始着手调查“黔南事变”期间水族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石板寨民众抗日的事迹也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多年以前，马甲曾经见过潘让老人（应该叫“潘老让”了），“抵抗者”的故事就是听他说的。
潘老让瘦瘦的，个子挺高，穿着水族人习惯的黑布衣裳。他的汉话不大灵光，旱烟抽多了，嗓子也有些嘶哑，可说到“抵抗者潘让在此”的时候却是口齿清晰、语音洪亮，精瘦的胸脯拍得咚咚直响：“我们，汉子，不怕，顶得住！”
那一天，潘让的老伴刚好有点不高兴，看见老头子得意忘形的模样，就给他泼冷水：“顶得住个屁！一看见酒罐子，你就抵挡不住了”。潘老让顿时显得十分气馁。
在场的人都乐了，安慰他说：“真英雄都爱酒坛坛，梁山好汉遇到了美酒同样也抵挡不住，没什么了不起的”
闻听此言，潘老让立刻又振奋起来，黑黑的脸膛上泛出红光，就好象喝了美酒一样。
嘿！这可爱的水族老汉，这可敬的淳朴的抵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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