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两汉史杂谈（4）－－论汉光武帝刘秀 -- 温相

　　一、论出身

　　谈到刘秀出身富农，以及好儒书卷，这都是文人治国的好榜样。

　　不过有几点事迹，却少为人所周知：

　　（一）兄长刘眶：刘秀发迹不在单打独斗，而是与其兄长两人连手，甚至吸收刘眶残部，因此刘秀很像后来的孙权，继承父兄（孙坚及孙策）所遗留的智谋及猛将。若说没有坚策就没有孙权，同样的，没有刘眶就没有刘秀。

　　（二）更始手下：刘秀与刘眶原先都是汉帝刘玄（更始）的手下，后来刘秀强大后自行称帝（时人称之「铜马帝」，刘秀后来为光武帝），然后不断与更始交战，就在赤眉击溃更始后，刘秀再击败赤眉等人。要说是权臣也好，要说是识时务的俊杰也好，总之铲除昏庸的更始，为了广大人民幸福云云，极可能是事实。

　　不过这不算刘秀的缺点，英雄向来不论出身，既然要论出身，以上不过谈谈刘秀的人际关系背景。

　　二、善待功臣与治术

　　汉光武帝自云：「欲以柔道行之。」而善待群属、不杀功臣，这是历朝各帝少有的优点。

　　不过从汉光武帝治国以来，细察其所重信赏罚惩、强调君主治臣、以及主张君权取代三公，这些措施有点似曾相识，也就是重「法」、权「术」及位「势」。但是有人会问，「法」、「术」、「势」不是法家的三派吗？但是汉光武帝拳拳服膺儒术，儒法岂不冲突？但是若知道法家原是儒家的分支，就不难理解为何汉光武帝所强调的「柔道」居然与法家主张「法、术、势」心心相印。

　　附带一提，所谓汉儒执政「以经代法」、「以经解法」甚至「春秋断狱」，指的都是利用「儒家」经典来执行法律，而非法家「律令」来执行法律。

　　降纳杀兄仇人朱鲔且封以高官，这种器宇就不是量小之人能容之。君臣紧张时，向来是「狡免死、走狗烹。」但是能保全而不滥杀，或许这就是明君与昏君之别。

　　能善于处理功臣，也就能善于治国平天下。白起于长平坑杀四十余万赵卒，汉光武帝收降三十万铜马，前者使秦国带伤，《史记》云：「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后者使赤眉、绿林等人乐于降汉，两者优劣之别，立分高低。汉高祖大杀功臣，结果中枢为之一空，后来自惠帝以后，有二位汉帝继位，却被吕后一族把持，也就是汉朝世系依序为（汉高祖）、（汉惠帝）、（汉少帝）、（汉后少帝）及（汉文帝），如果没有陈平和周勃等老臣复兴汉室，汉室恐不姓刘。功臣空虚于内的最大缺点，就是引起皇族叛乱，因此汉朝就发生七国之乱；后来孙权不善待功臣之后，引起二宫之争以来，权臣与皇族屡屡叛乱，这也是陆机在《辩亡论》：「爰及末叶，群公既丧，然后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谈到东吴因没有人才而亡国。

　　至于云台中兴名将，唯独缺少马太后之父马援，这可知在汉明帝的眼中，有所保留，这个印象就知汉明帝不如汉光武帝。

　　三、军事统帅

　　昆阳之战虽有吹嘘之嫌，但是用兵才能却着实颢现。

　　王莽本保有昆阳，后来被更始派人攻占，于是王莽派兵夺回，然后刘秀成功求援并夹击，王莽兵败走。因此到底王莽有无真派四十三万同时共同包围昆阳，己不重要：刘秀能突围求救，已见其力战之军事能力；刘秀再能感召援兵，情势已打破独守孤城，此为说服之外交能力；刘秀能使守将坚持守城，足见其魅力（或说忠诚及信赖），这点并不容易。当年关羽征伐襄樊，江陵守将麋芳及公安守将士仁，说降就降；蒙古灭宋及满清入关，投降的人比战死的人还多，甚至不乏宋朝名将还愿为敌人效劳引路，举国皆叛之下，无人效忠，因此国家不得不亡。

　　新朝建立时，就是许多汉臣气节不保，纷纷降敌投营，因此汉朝灭亡，因此汉光武帝极力建设新社会，也就是要断绝投降主义。

　　刘秀少年老成，经验历练不亚于富于春秋之人，单纯军事的作战，并不足以「马上得天下」。因此政治与军事刚柔并济，才能外击其力而内怀其心，包括使辩士说降陈康而得邺城，以及令收守长而平鬲县五姓之乱，皆比「最下攻城」为佳。

　　因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战者。」若以周瑜攻南郡耗时一年、孙策围攻庐江二年计算，每一城都需一、二年的时间，几十城就需几十年连胜，但是人生有几个几十年呢？

　　四、失误和局限性

　　谶纬为时代的产物，个人不能跳脱时代的氛围，因此无可厚非，充其量不过为迷信。不过宗教影响人心甚??，僧兵向来敢死、伊斯兰教更以恐怖著称、十字军更是假借神明的伪善，不太能忽略时代对人的力量，人文环境此点不多着墨。

　　但是土地兼并，倒值得一提。

　　固然「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甚嚣尘上，但是隋唐的《均田法》，赋予人民每人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应该消除兼并土地，但是仍有土地问题、贫富悬殊、民不聊生、战乱连连。这就不是土地平均分配给人民，就可解决贫富问题，刚好有的反例，可证明不抑兼并并不奇怪，那就是宋朝。

　　司马光以为贫富来自于「勤惰不同」及「愚智不同」，应给有能力耕作的人多一点田，而少给无力耕作的人。若以「勤劳多耕」应多得诸田，故多产多获，相反的，仅占名额而不去耕作，或者生产效率低落之人，不应得田。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说：「城廓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廓者，与在官府无异也。」因此南北两宋，鲜有因土地纠纷而农民起义，著名叛变如方腊之变（称帝、建年号）也在短期镇压。

　　再说东汉立国将近二百年，要扯土地兼并从汉光武帝开始有问题，东汉就不应如此长寿，早该被农民揭竿起义。汉末大地主出现于江东，《抱朴子．吴失篇》记载说会稽、吴郡曾出现：「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的大地主，但是魏、蜀、吴三国之中，就属东吴国祚最长，因此若说土地兼并的问题，两宋、东汉及东吴早应出问题。

　　至于度田失度此事，这也是众说杂沓，但是应该视为成功镇压。

　　建武十五年度田、翌年「考实」未尽职官吏（下场有降级、解职、下狱、流放及诛杀等）、然后才有「郡国大姓及兵长」大规模民变叛乱。这与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则是时民变，盖因度田起衅也。」完全相符。但是汉光武帝的仁慈处置：「听群盗自相纠摘，五人斩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及弃城者，皆不以为罪。」是否暗示向豪强妥协呢？为何许多变乱只需「诛其首恶，余皆降服。」即可，这就扯到政治态度。

　　土地问题与宦官、外戚等问题相当，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按曹操的手腕：「若欲治罪，当除元恶。」而不是全数杀尽，全部诛杀只是消灭眼前乱政之宦官，若是换来新的一批宦官，宦官乱政的机会仍然存在。在汉光武帝面临「青、徐、幽、冀四州」叛变，除非全部杀光、烧光、抢光，否则在安定优于一切之下，善加管理比全面扑杀更有利。所以汉、唐、明有宦官问题，但是宋、元、清却无宦官问题，这就是管理优劣之别。试想汉光武帝面临四州叛变，究竟是诛罪首罪，还是通杀无赦？曹操在官渡之后不追究众臣交通袁绍，如果真的量小不仁，又是一场血腥屠杀。

　　再说汉光武帝对「赋田受禀，使安生业」，也很有问题，因为豪强就是有土有田的门阀，何必再给田以增加资产，而且锦上添花的诱因也不大，因此更不能视为度田失败的妥协屈服。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移民夺根，离开祖业的魁帅大姓，就没有土地、资源及人脉，所以汉光武帝才会另外赐田，其实暗藏强夺原田的恶意。强迫数万人移民实边，只要官府补偿土地低于原居人民所弃田地，这种移民政策就算成功。因此地方豪强可以选择叛乱而战死，或是弃田他走而苟活，这才是汉光武帝的镇压高招。

　　从后来的「诸郡坐租」及「明章之际，号次升平。」皆知，汉光武帝的土地政策开始收割累果。

　　若真要谈失误，军事上放弃西域、边疆民族政策失明、君权剥夺相权后皇权不振以及造成外戚与宦官互斗等，皆可多谈，不过综观汉光武帝一生，仍是优点多于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