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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红岩之外的故事（一） -- 坐看风起云涌时
家园 送宝. 汗...四川这批人从策略到战术搞得也太丢红色地下工作者的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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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红岩之外的故事（三） 老张
余永安是个党外人士，他甚至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有写过，是个外围的积极分子，他由于和邓兴丰是老乡关系，所以与李忠良相识。特务们没有费什么力气，余永安即开口了。但让特务失望的是，他只认识一个叫“老张”的人，而且老张的真实姓名住址一概不知。徐远举眼珠一转，故伎重施，将余永安释放，暗中监视。
不久“老张”果然来了电话，虽然没有提出与余永安见面，但却莫名其妙透露了他17日要去北碚，北碚与重庆的交通枢纽是个码头，特务们很方便的将北碚码头和邻近地区控制起来。果不其然，“老张”一出现，就被余永安认出，“老张”被捕。
“老张”到了特务的刑讯室，徐远举只是向他展示了一下刑具，“老张”就哆嗦了，开始交待。这一下徐远举都大吃一惊。
老张，真名叫冉益智，36年加入国民党，38年隐瞒历史加入共产党，时任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负责学运，由于他同时兼重庆市组织部长，所以重庆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基本上暴露。第一个被抖落出来就是“刘仲逸”，那个所谓许建业的交通员，真实身份是“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应为副书记，不过正书记王璞不在重庆，可以认为刘为第一副书记）。至此4个重庆市委的领导干部中的3个，刘国定，冉益智和许建业全部落入敌手。同时冉负责的3个学运特支书记和相关人员也全部被特务掌握。
3个学运书记中，有个比较有名的人物，中共重庆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他是红岩小说里“刘思扬”原型。刘国鋕是冉益智的直接下属，对冉益智佩服的五体投地，原因是这个冉益智颇有文才，讲起党员的修养一套跟一套，天花乱坠，不仅刘国鋕，其他同志对这个10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也是赞许有嘉。本来刘国鋕是被李忠良出卖的，但是转移及时，国民党并没有抓到人，这次冉益智将刘国鋕的秘密藏身地点再次向敌特泄漏，导致刘国鋕被捕。
这个1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甚至连徐远举都感到诧异，怎么骨头这么软。
另外一个老党员
刘国定，38年入党，也是个10年党龄的老党员，时任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工运，在他领导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包括电台支部，成都临时支部等一大批党组织。
他出卖李忠良和邓兴丰，是有他自己的小算盘，因为他在被捕前已经通知他们立刻转移，这样国民党抓不到人，也就奈何不了他了。他挺了2天，认为时间差不多了，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李忠良和邓兴丰他们并没有立刻转移，直接导致了局面的不可收拾。
4月19日，特务再次提审刘国定，直接点出他的真实姓名和职务，刘国定沉默不语，不再发一言，似乎有点老共产党员的气概，然而，这个重庆市的第一书记，竟然连一天都没有抗过去，仅仅3个小时，就开始招供了。
由于他入党时间比较长，同时他是川东临委委员，属于省级干部，所以他的叛变给整个四川地下党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而且最远辐射至上海等地，导致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至此，不但重庆地下党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并且开始波及临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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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红岩之外的故事（四） 七大代表
“七大代表”真名叫涂孝文，化名杜谦益，37年入党，曾经作为四川代表参加过中共的“七大”，时任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区工委副书记，在国民党方面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因为传说他是暴动游击队的总指挥，特务们私下里称游击队为“老杜的游击队”，因此老杜便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要目标。
下川东区工委是与重庆市委平行的机构，从理论上讲，应该不受重庆方面的波及，因此他虽然知道重庆方面出了变故，却也不想办法，只是强调隐蔽，根本不采取措施。可是他忘了一个人，就是冉益智，这个叛徒曾经担任过他与四川省委的联络员。
涂孝文的被捕看似荒唐，却也在情理之中，冉益智将他的相貌特征以及活动地点在万县的情报一一向特务报告，特务按图索骥，他的掩护身份很快就暴露了，冉益智亲自带领特务蹲点守候，6月11日涂孝文被捕。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七大代表涂孝文也是个软骨头，甚至还没有被押出万县，就都招供了。他出卖的最有名人物就是江姐江竹筠。
江姐的真实身份是个联络员，地位并不高，但是为什么会受那么重的刑，原因也和这个涂孝文有关，他把“老杜游击队”换成了“老彭游击队”（彭咏梧，江姐的丈夫），跟特务报告说，自己其实和游击队没有关系，彭咏梧的妻子江竹筠应该知道具体情况。但真实情况是，他隐瞒了一些事实，是怕说不清楚（他确实没有参与太多的暴动工作），还是有意保留一部分，或许兼而有之。
可是无论如何，他的叛变直接导致了下川东区工委的毁灭。
上川东工委
如果说破坏下川东工委，冉益智立下了首功，刘国定就是破坏上川东工委的第一干将。直接后果就是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被捕，这一天是7月4日。
骆安靖38年入党，教师出身，能说会道，据说文笔也不错，颇受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赏识。而徐远举对他也颇为客气，不打不骂，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让叛徒现身说法，利用亲情感召，再封官许愿，最终骆安靖叛变了。上川东工委就此被破坏。
红岩小说中曾经出现游击队试图劫囚车救江姐的情节，其实是虚构的故事，真实的情况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听说骆安靖被捕，心急如焚，派遣武功队埋伏在交通要道3天3夜，试图劫囚车。未能成功。王璞如果地下有知（王璞后来在起义中牺牲），知道他们要救的是这个东西，不知会做何感想。
川康特委
整个四川地区，有两个省级组织，一个是王璞领导的川东临委，另外一个是蒲华辅领导的川康特委。蒲华辅资格相当老，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
这个人是个典型的动嘴不动手的典型，虽然1930年曾经组织过武装暴动，还坐过国民党的监牢，可是经过将近20年，他的雄心壮志似乎已经磨灭的差不多了。自己开会的时候说说，至于具体的危险工作都让下属去做好了。四川地下党在组织接连遭到破坏的时候，蒲华辅接到南方局的指示，要求他撤退到农村去，可是蒲华辅想尽托词，就是赖在成都不走。
蒲华辅的暴露，自然离开不了叛徒的帮忙，刘国定提供化名，冉益智提供真实姓名，虽然他们都不太确切知道蒲华辅的具体情况，但碰巧的是有个特务知道了蒲华辅真名之后，居然想起他是自己的老同学。
1949年1月12日，蒲华辅在大街上被特务盯上，13日被捕，当夜叛变，然后竹筒倒豆子般的开始坦白。总共交待8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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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红岩之外的故事（五） 心中有“爱”的叛徒
李文祥，26岁，1939年秋加入共产党，时任重庆城区区委书记，归刘国定直接领导。他在4月11日就得到刘国定被捕的消息，没有按照工作原则，立刻转移，直到22日被叛徒李忠良带领的特务抓获。
他开始表现的还是相当顽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同时被捕的太太思念日深，每次与太太在狱中会面之后，他就牢骚满腹，思想开始动摇，12月的一天特务跟李文祥说，“有什么要说的话都说完，这是你和你太太最后一次见面了。”自此李文祥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利用放风，走进敌特办公室，要求交待。在监牢中度过了8个月的时间，李文祥叛变了。导致3人被捕。
李文祥在国民党监狱里曾经说过：“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被捕人狱，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代，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给杀了！要是交代了组织情况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为什么对我这样残酷呀！”
即使后来在共产党监狱里他又说了一段名言：“一、我叛变不该我负责，我是被上级出卖的。我还坚持了八个月，我交出的名单中人，他们早该转移了，如果还不走，也不该怪我；二、我只有枪毙和投降两种选择，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得不到胜利，太惨了；三、组织已经破坏，我只有为自己打算，为妻子着想。”
私下想想如果某位大导演有眼光，也应该象“色戒”一样，把这充满人性光辉和真挚爱情的好戏办上舞台。但是总感觉这些所谓大导演一定排演不好烈士戏，因为他们根本读不懂烈士。
下场
刘国定被授予军统中校军衔，肩牌还没捂热，重庆就解放了，他试图逃往台湾或香港，都未得逞，1950年1月被批捕。他在交代中说道：“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致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作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叛徒是没有尊严的。
冉益智被授予中校专员的身份，利用自己笔头子比较厉害的特点，专心写了一本《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四川解放后，躲藏起来，后来竟然跑到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主持的“脱险同志登记处”要求登记，脸皮之厚叹为观止。之后他在街上碰到了一个已经自首的国民党特务，两人一个高喊“抓叛徒”，一个高喊“抓特务”扭打起来，直到公安前来，这场闹剧才结束。1950年10月，冉益智被捕。
李忠良和李文祥也先后被捕，这4个叛徒于1951年2月5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涂孝文和蒲华辅，后来有所悔意，拒绝透露进一步的信息，拒绝加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最后与陈然（红岩中成岗的原型）等7位烈士一同被公开杀害。不知道他们在走向刑场的过程中，是什么想法。任达哉是个典型的两面派，虽然他也挺努力的向特务表衷心，特务却怎么也不相信他，1949年死于渣滓洞大屠杀。
骆安靖解放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枪毙，判了一个死缓，余永安由于不是党员，按照政策不能按照叛徒处理，被判无期。
家园 发个链接看看成熟点的地下党怎么躲怎么逃的 家园 【原创】红岩之外的故事（六,完） 教训
1948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当时出现了两条意见，是继续隐藏，将来配合解放军解放四川，还是现在就来个敌后开花，加速解放进程，四川地下党选择了后者，然而他们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假设，就是四川的革命形势已经如星星之火，即刻就可燎原，人民群众甚至敌特都心向共产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给国民党的高官寄挺进报，寄恐吓信，为什么许建业轻信看守，为什么17岁的陈柏林轻易与人掏心窝子。
农村的暴动也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来执行的。第一次暴动，很快就失败了，第二次暴动，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华蓥山游击队，可惜这支游击队并没有象红岩中描写的那样，很快就被打垮了，王璞牺牲。
解放以后经过老乡举报，40多名游击队员，被当作以“土匪”、“恶霸”处理了，群众发动到如此地步，还谈什么游击战，与其推说老乡长期受到反动教育，还不如说，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
对领导选择的僵化，谁资格老，谁能说会道，谁笔头子硬成为选拔干部的指标。对领导干部当中出现的腐败迹象视而不见，直接后果就是叛徒层出不穷，遇到紧急事件，也通常优柔寡断，刘国定被捕，按照地下工作原则，应该立刻疏散，可是领导们开会讨论的结果是静待观察，还顺便讨论了一下如何营救刘国定，他们如何对刘国定这么有信心。后来地下党的继任领导人邓照明经常被问起“刘国定这样坏，党事先不知道吗？为什么党要重用这样的坏人？”等之类的问题，他往往无言以对，只能支吾过去了事。
整个四川地下党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这个一个方面是盲目扩大组织带来的后果，而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平时的疏加教育。重庆地下党被破获后，其他几个地区的负责人，视领导的警示信为无物，赖在城里，不愿意到农村去。而下属也是如此，叛徒李忠良接到刘国定的指示要求转移，赖在家里不走，烈士陈然接到预警信，还要在家里赶出几张“挺进报”，来迷惑敌人。虽然烈士陈然是叛徒李忠良无法比拟的，可是他依然是一个不合格的地下工作者。
纵而观之，四川地下党被破获，国民党的狡猾是一个方面，内因才是主要的。
后记
罗广斌是红岩的作者，在一个反正看守帮忙下，侥幸逃生（红岩中的越狱暴动是不存在的），可是解放以后，并不得志，这段侥幸逃生似乎总不是说的那么明白。终于文革爆发，他郁闷的心情得到了爆发的机会，他造反了，夺了市文联领导的权，他是重庆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的一个。随即他陷入造反派的内斗，被对立方捉住，1967年2月10日跳楼自杀。正当大家还在为罗广斌死是自杀还是他杀争论的时候，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给罗广斌定了性，罗广斌是“叛徒”， 同时她还加了一句“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自此不仅罗广斌被打倒了，后面还将有更多人要被打倒。
从白公馆与罗广斌一起脱险的十来个人中有两个人，一个叫郑业瑞，一个叫周居正，郑的历史没有查到，解放后被当作历史反革命镇压。周居正，他自称解放前是党员，可身份始终没有确定，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工作中，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不仅仅是骂娘那么简单），而且可能有一些纲领性的东西，比较难以说明白的是，他被揭发企图发动群众举行暴动，虽然他自称，只有思想，没有行动，否认有具体计划，但还是作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首脑，1964年被镇压，至今没有翻案。对于案件我也不太清楚，也没什么评论，只是感觉人生无常。
整个四川地下党因为“挺进报”牵连，共有100余人被捕，其中大部分遇害。陈然烈士，被敌人公开枪杀，临刑前，陈然气色不变，高呼革命口号，中数枪而不倒。刘国鋕并没有象“刘思扬”那样没有受刑，实际上他受刑虽然不及许建业江姐，但也饱受折磨。临刑前，刽子手喊他名字，他答道“不忙，让我（一说“老子”）先作首诗！”
具往矣！